孙大午：从先富走向共富

　　从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提倡“共同富裕”，从提倡“发展”到提倡“科学发展”，这个转变很了不起。如果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靠的是勤劳致富，人们就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差别，先富带后富的构想也会自然实现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邓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提出来的，后来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又讲了一次。我觉得这两次讲话，虽然讲的都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结合实际认真解读，却有不同的含义。

　　凭什么“先富起来”

　　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的时侯提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当时邓小平的出发点是要打破平均主义，出台优惠政策给一部分地区，或者让一部分人享受优惠政策先富起来，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提法是有区域实践支撑的，此时深圳特区已创办了6年。也就是说，改革初期，国家的致富政策是向一些地区，一部分人倾斜的。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又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73)

　　这段话已经不再提给特殊政策或优惠条件，而是说“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我想这才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本意。就是说如果发展条件优越，像沿海、港口、交通要道或商贾集散地等有自然优势的地方可以优先发展。先富起来的地区，不再是靠政府给予特殊政策、倾斜人力物力等资源富起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应该凭能力，靠懂管理、会经营先富起来，而不是靠权力富起来。

　　然而实际是，深圳特区的示范，一路下来，带动了各省市都有了开发区，各县也都有了开发区，开发区就是地方城市的特区。特区的事都特办：工商、税务、土地、金融等等，政策上都开绿灯——城市的开发区红红火火，开发区的城市繁荣昌盛。

　　由于政策的倾斜，一些人也先富起来了。比如三资企业的白领，

　　靠政策倾斜先富起来的地区，如特区、经济开发区的实际带动作用也不大，锦上添花的多，大都是先富帮先富，强强联合；雪中送炭的少，先进帮落后的少，导致先富起来的地区越来越富，资源越来越集中，落后地区越来越穷，人力物力逐渐被吸走。

　　总之，一些地区、一部分人靠政策倾斜、权力运作先富起来，有违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讲话的本意，先富不能带动后富，最终也达不到共同富裕。

　　新政策给农村以希望

　　政策应该适时调整。建开发区，政策向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倾斜，短时期内可以取得明显效果，但是长此以往不但不会达到共同富裕，反而会人为地加大差距、制造不公。

　　政府制订的政策，包括法律，首先应该是公平。在规则公平、公正的自由竞争条件下，谁跑得快，谁争第一；谁有能力，谁就先富起来；哪个地区有条件，哪个地区先富起来；即便没有条件，自己创造条件，也可以先富起来。

　　但是不能由政府去给它创造条件，不能让特殊政策去给它创造条件，也不能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去支持某一个地方发展，更不能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的先富建立在剥夺其他地区的资源或者其他人的权利的基础上。

　　我感觉到，这次“

　　十六届五中全会方向很明确。从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提倡“共同富裕”，从提倡“发展”到提倡“科学发展”，这个转变是很了不起的。“发展”就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科学发展”就是说政策要更多、更普遍地惠及到老百姓。中央政策开始向不发达地区、向弱势群体倾斜，给农村带来了希望。

　　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就不应该再去优先发展城市。本来城乡就有差别，我们仍然优先发展城市，就人为造成了这种差别的继续扩大；本来城市就有优势，但城市还要先行一步，享受经济开发区的特权。

　　农村为什么落后，农民为什么富不起来？就是因为开发区的政策是由县级以上政府主导落实，而且也大都落实在县级以上城市。如果放开农村，用经营城市的理念经营农村，把给予开发区的政策也给予农村，允许农民自主开发，自主经营，招商引资，在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开发区，让政策的阳光普照每一个角落，我想，农村会很快富起来。

　　共富要政策不要典型

　　追根溯源，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出发点在于打破平均主义，目的是要达到共同富裕，而不是搞两极分化。

　　共同富裕是一个现实命题，是一个社会的常态，绝不是靠权力维持的乌托邦。乌托邦是人为设计的相同富裕，共同富裕是自然形成的有差别的富裕。

　　共同富裕的基本要义是，生产资料的不平等能够带来生活资料的大体平等，人们的衣食住行有保障，医疗、教育有保障，这样的社会就是祥和的。如果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出现先富后富是自然正常的状态。

　　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也没有必要去树立先富起来的典型，因为那是可彰不可学的，反而会人为地造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效果。比如办开发区是学特区的结果，而特区成功之处，是优先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发展的政策或者是发展的特权。即便是能人的样板，搞市场经济，政府也不宜树，社会也不宜学。情况不同，自己搞自己的就行。样板是学不来的，学是要吃亏的，这些我们已有太多的教训。

　　1979年4月，邓小平对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说：“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就是深圳特区的由来。可见，当时所谓的优惠政策，主旨就是让人们“自己搞”，给某个区域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发展空间。

　　如果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依靠政策的倾斜，而靠的是勤劳致富，人们完全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自然形成的有差别的富裕，先富带后富的构想也会自然实现。

　　大午集团1000多农民凭着勤劳的双手创造出这样一大片财富，20多年来，我的主要精力似乎并没有用在生产经营上，我们所努力的无非是争取像城市、像开发区那样的自由发展空间。我们的梦想就是要建设一个和谐的乡村社区，一个桃花源。

　　我们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就是在这片荒地上撑起了一块自由劳动的空间。所以，大午集团可彰不可学，没有示范意义。因为，为农村创造宽松的发展空间，毕竟是政府的事，需要法律政策的支撑。

　　我想，共同富裕需要的是政策，不需要典型示范；和谐社会不是乌托邦，而是桃花源。只要有宽松的环境，只要允许农民自主创业，自主经营，自由劳动，中国的乡村处处可见桃花源。(作者为河北大午集团监事长，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相关专题：2006年全国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