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平均每年增长23%！”——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一语炸开了网络大堤：如潮的评论和跟帖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奔腾而泻。
任玉岭委员说，“我们不少党政机关用钱上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行政管理费占
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 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3月6日《中国青年报》）
显然，“世界少有”的行政浪费这一判断，以及审计长“损失浪费比贪污腐败更可怕”的观点，都能在时有披露的公款吃喝、公车开支、能源浪费、豪华办公等惊人数据中得到证明。长期以来，由于埋单者永远是“公家”，而政府部门和官员个人只是使用者和享受者，受益者与承担者的无限期分离（收益是自己的，问题是公家的），让“公地悲剧”弥漫在财政支出的豪爽与慷慨中——财政支出的“软约束”，不仅让“不花白不花”成为可能，甚至已升级为公款支出的“显规则”。
行政成本的非理性高昂，也许可视为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对私利的一种本能维护：国家既然不是神的造物，政府官员当然也就不是并且不可能是“完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公仆”。然而在治权民授、权责对应的宪政民主原则下，行政机关作为服务者，其对私利的追逐理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或者，至少必须有象样的行政效率提高来匹配行政成本的高增长。
无论是出于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还是出于“25年增长87倍”的纵向考量，或是出于“财政收入几千万元时是‘吃饭财政’，财政收入几亿元时仍然是‘吃饭财政’”的同期分析，抑或出于“公款吃喝一年吃掉一个三峡工程”的个案评价，“世界少有”的高行政成本和高行政浪费，无疑都已经突破了可容忍的合理限度。
那么，行政成本的快速增长，有没有带来行政效率的同步提高呢？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67%的公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3月6日《中国青年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居民对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意见较大，其中“办事拖拉”排在第一位。显然，行政成本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行政效率的同步提高。
因此，行政成本的非理性提高，对公共服务不仅是无效率的，乃至是负效率的。原因正在于，费用的无约束，让他们忘却了对费用提供者（纳税人）的应有尊重：费用的开支既然不以纳税人的满意和准许为前提，他们自然也就不必以提高行政效率来博取纳税人的欢心。在这个意义上，费用无约束与行政无效率之间是存在着因果关系的。
花了更多的钱，却只得到更少的服务——在不平和期待中，公众正感受着费用无约束与行政无效率的双重悲意。
作者：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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