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瞭望
迅之
安徽代表华岩领衔提出了关于尽快制定《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法》的议案，直指目前约5000万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屡受侵害的问题。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免征
，农村的突发事件已经开始从税费负担方面转向了土地方面。根据统计，去年全国围绕土地所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达7万多起，数字已经足够触目惊心。这一方面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恶化了干群关系，不利于基层政权的巩固。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件，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一味地去指责被征地农民不懂得维护“大局”，而要厘清各自的责任。
土地被征用有一个背景，就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递进。征地的用途也多由农业用途转为非农用途。而在这一用途发生的转变过程中，土地增值，也就是产生了我们常说的土地级差。而矛盾往往就是纠结于这部分增值收益的分成上面。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利益冲动，经常充当这一增值收益分成的裁判者。问题是，这个裁判并不公正，而是想千方设百计地要把这部分收益据为己有。这是一个层面的现象，原始动机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冲动。
另外一个层面则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这些地方政府一般不具备区位或物流优势，而为了招商引资，便允诺给予开发商优惠土地政策，甚至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无偿土地转让，那么相应的，被征地农民所获得的补偿就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在此状况下，农民一方面失去土地，一方面没有得到其他可以维系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社会矛盾就难以避免地会发生。
“十一五”规划里面建议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合理补偿是如何界定的，是谁来界定？怎么样化解一些地方政府借机和农民争利的冲动？我想，核心就在于农民是否掌握土地改用的谈判权。政府在此过程中所起到的应是公共服务职能，具体体现就是起协调和管理的作用，而不是直接既充当谈判者又充当裁判者。
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相对于工业等非农产业一直是处于弱势地位，价格上的剪刀差依然存在。而如果农民失去土地，那么这个弱势就更加明显。由于农村条件限制，农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受市场环境影响的程度都较低，他们在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竞争背景下，天然地被动。有土地，至少可以保证基本的生存需要，而失去土地，又无社会保障和教育保障跟进的话，必然面临生活困境。
所以，在谈判权之外，又涉及到农民的发展权问题。一个是现实需要，一个是长远需要。围绕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某些地方政府减少短期利益冲动，改变旧有的政绩观，另一方面则要加快提升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力，不仅要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还应该着手加强对失地农民的教育、工作技能等方面的培训。惟有如此，才能从源头上化解因征地而引起的社会矛盾。
相关专题：2006年全国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