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利教育”与残酷青春

　　灯光只有一步之遥，他们就遗落在我们社会评价体系这一步之遥的黑暗里。

　　撰稿／汪 伟(记者)

　　校门外的脱序

　　小陈在职校读了两年书后，和几个大朋友一起，在街道的拐角处拦住了更小的孩子，索要对方的零用钱。等他父母把他从派出所领出来，学校里有更坏的消息：他只能从这所学校退学了。

　　2004年，小陈20岁了，在学校外面呆了两年，仍然没有要去找一份工作安定下来的打算。有一天，一位青少年社工根据一份社区青少年名单，到他家里拜访。虽然已经到了上午10点多钟，小陈还在睡觉。社工问了他一些基本情况后，照例问道，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小陈没有花费心思去考虑这位贸然上门的社工的意思，随口说道，没有什么想法。

　　在学校里的两年，小陈天天去上学；离开学校的两年，小陈“一直在外面混”。生活如此简单，这个年轻的男孩子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为自己的生活状态感到焦虑。他的社工朋友发现，这个男孩子几乎认识附近所有的“社区青少年”。

　　“社区青少年”：这个词有特定的意思，青少年社工用这个词来指他们的工作对象，那些结束了学校教育又没有进入就业状态的年轻人。用上海市有关部门更正式的定义，他们是那些“本市户籍，16至25周岁，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就学、缺少监管的青少年”。上海某区的青少年社工点负责人说，他们的服务对象里，有40%是所谓“三校生”。当然，这里的“三校”是指他们的学历。社工们并不介入学校教育。他们的日常工作，更多在让他们的工作对象早日摆脱离校后脱离社会主流秩序的问题。

　　社会学上的“脱序”，是一种徘徊在社会边缘的危险状态，它可能使得有行为偏差的青少年在这种脱离了主流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的状态中，轻易就跨过法律构筑的警戒线，发生违法犯罪行为；它还有可能导致这种状态中的青少年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

　　小陈和他的社工朋友行走在他生活的社区周围，碰到他的“社区青少年”朋友，小陈就跟他们打招呼。这些朋友，有初中毕业的，有高中毕业的，也有为数不多大专以上学历的，当然，更多的还是从“三校”毕业的学生。这一点也得到了统计学简单而直接的支撑。在小陈所在区的社区青少年统计表里，1117名社区青少年中，“三校生”有598名，数量在一半以上。

　　小陈的生活虽然脱离了那个该上学的时候上学该工作的时候工作的主流模式，但仍然怡然自得。后来这位社工朋友回忆说，小陈那时候的生活就是“平日里和一帮朋友打打架，赌赌博”。然而，对小陈来说，他如鱼得水地生活在没有责任和负担的生活里。

　　如果不是这位态度坚决的社工的介入，这样轻飘飘的生活肯定会一直持续下去，没有人知道，它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小陈的混混生活会戛然而止吗？小陈会像他那些同龄人那样，突然感觉到生活的重量？有一个女孩子会变成这个无所事事的人的妻子，和他共度人生吗？谁知道呢。小陈不知道，更重要的是，小陈不关心。

　　高龄托儿所？

　　一位青少年社工几乎没有犹豫地说，一些“三校”正在蜕变为“高龄托儿所”。“在家没事干，父母管不了”，他解释这种不客气的说法道，“于是那些孩子都进了‘三校’”。对多数“三校”的教育者来说，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了。但对少数更激进的“三校”教师来说，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反对社工的说法：托儿所？这未免低估了这些学生们的破坏力。

　　许多教师和社工都为这些“三校”的孩子心智晚熟头痛不已。悖反的是，这些孩子常常认为他们的老师大多已经落伍于时代，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更快地吸收更新潮有用的信息，他们更加相信，自己固然没有走一条上高中考大学的多数路线，然而，事实将证明，自己比那些按部就班的书呆子更有生活经验，也更加能够适应社会并且取得成功。

　　多数过来人倾向于将他们的高度自负解释成自卑的表现。“被别人否定惯了，再也不信任别人能够帮助自己；只相信自己，认为自己能够成功；如果有人不信这一点，就是在和自己对立。”卢湾区青少年社工秦天栋解释这种心理说。

　　自我期望值很高的孩子如果因为成绩问题上不了高中，很容易对父母产生怨恨情绪。小A初中二年级从普通中学转入一所重点中学，他的母亲很快发现，这次艰难的转学是一次错误的决定。小A忍受不了新的环境带给他的沉重压力，他没有像他抱着所有母亲一样殷切心情的母亲期望的那样考进一所好高中，他进入一所职高后，将所有的怨恨化作激烈的逆反举动。用他自己最怨恨的话说，他进了一所“连笨蛋都可以进的学校”，而他心目中的罪魁祸首就是主导了那次转学的母亲。

　　为了解决一些工作对象的心理问题，社工尝试安排他们和家人进行一些沟通和对话。然而，这样面对面的对话是异常艰难的。而那些潜伏的原因一旦说出口，常常令人有啼笑皆非的感觉。在一位社工的反复要求下，一个20岁的男孩子突然爆发出他从未提过的对母亲的不满：妈妈过分亲近舅舅家的表妹而冷落了自己。

　　自我期望值过高也被社工们认为是从“三校”毕业的孩子长期不能进入就业领域的原因。“我们的社会评价标准就是如此单一，一旦进入‘三校’，似乎已经自毁前程，就业成了这些孩子唯一能够证明自己的方式。”对就业领域成功的渴望在“三校”毕业生这里被强调到了他们自己无法承受的高度。

　　“能力不强期望值又很高，技校本来要培养的就是技术工人，但他们又不愿意做工人，普遍希望能做更‘体面’的工作”，秦天栋甚至不无失落地说，这些就业方面的弱势群体，一旦失业1年以上，多次面试失败，心理压力会积聚到他们再也不愿意去找工作的地步。

　　“自负的背面是自卑”，秦天栋说，“如果他们找不到他们要做的事情，就会完全绝望。”这个年轻的社工说，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教育太势利。一个通过高中进入大学的年轻人，他们不成熟的心智有更长的时间可以磨合成长，但只要进入这个受到鼓励的成长过程，他们就可以从此处在全社会的关注下。那些更早离开学校的年轻人，他们像生活在一片灯下的黑影里。灯光只有一步之遥，他们就遗落在我们社会评价体系这一步之遥的黑暗里。

　　小陈故事

　　尽管小陈毫无就业意愿，社工和他的家庭仍然想尽办法，帮他找一份可以接纳他也能被他接纳的工作。社工推荐小陈去参加职业培训。然而和在学校时期一样，小陈在课堂上依然酣然入睡。

　　不久，小陈的电话打到社工的手机上，他的女友提出要分手，小陈宣称，他要到黄浦江自杀。一番安慰后，小陈询问他的“社工姐姐”：你也是女的，告诉我，怎么才能挽回女朋友的感情呢？反复劝阻后，小陈不禁哭诉：自己在江边喝了许多啤酒，又用酒瓶自残。后来社工看到，小陈手臂上有7条伤疤。这伤疤成了一段失败感情的见证，也成了小陈一段失望生活的见证。社工打电话过去，小陈说，我还在床上，昨晚我又失眠了。社工问，你在床上睡觉吗？小陈说，我在床上哭。

　　就业并不是社工们工作的重点所在。虽然在他们看来，就业是主流社会的价值和生活方式吸纳年轻人的最好渠道。但是，在大学毕业生就业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的今天，社工们虽然努力拓展就业的资源，这项工作却进行得异常艰难。

　　为了解决小陈的失恋后遗症，给小陈介绍工作的努力一直在进行。社工带他去酒店做服务生，酒店人员看着小陈长而且奇怪的发型说了一句，剪头发，小陈的回答是“这不可能”。小陈自己也找过工作。在所有的请假理由都显得是在重复时，小陈的工作也做到了头。而那段失败的感情给了小陈更多的故事。在一次社区青少年的篮球比赛中，小陈巧遇疑似让他失恋的男生，他用电话召来许多手执自来水管的朋友，被社工及时阻止。幸好这怒气来得快去得也快，第三天，小陈打电话来说，他有一样东西要交给社工。结果交上来一柄刃长40厘米的长刀。小陈解释说，这是他准备用来追砍“情敌”的武器。现在想通了，决定交给“社工姐姐”处理。

　　这柄刀现在收藏在社工站的柜子里。社工们不时拿出来笑话一番。夏天到了，这柄刀被用来切西瓜，锋利而好使。

　　经过许多离奇而曲折的挫折，现在的小陈常常被当作一个成功的案例被提及。在一份“连哄带骗”下“屈就”的超市职位上，小陈渐渐适应下来。生活稳定，感情顺遂，衣衫得体，小陈和他同年龄的朋友没有任何差别。他可以侃侃而谈，叙述他和社工朋友的深厚情谊，在那些周旋在更多挫折和残酷青春的社工看来，这个场景弥足珍贵，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安慰。

　　“三校生”，重拾尊严

　　1999年后，“三校”逐渐滑落为初中毕业生无奈的选择。在技术人才和高级蓝领十分紧缺的上海，“三校”如何才能重振旗鼓？“三校生”如何才能重拾尊严？

　　撰稿／黄 祺(记者)

　　“三校”曾经辉煌

　　“放牛班”也许是一个极端个案，但在“三校”中，学生难管、生源成绩差却是普遍现象，这也是“三校”在人们心目中印象不好的主要原因。

　　这是一所坐落在上海郊区的职校。校长告诉记者，进入这所学校的学生中考分数基本在270分以下(当时满分为480分)，2005年招收1000多名学生，成绩在100分以下的大约有100多人。校长告诉记者，谁也不希望看到“三校”走入恶性循环：“三校”学习环境差——成绩差的学生报考——行为偏差学生聚集，影响教学秩序——“三校”的吸引力越来越差。

　　其实，10年前“三校”也曾经历辉煌，无论生源质量还是社会评价都达到了高峰。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马树超常年跟踪研究职业学校的发展，他介绍说，1990年代中期是“三校”发展的高峰时期，每年进入“三校”的人数大约要占到初中毕业生总数的60%。

　　当时很多学生选择“三校”与社会环境有关。马树超介绍说，进入中专学习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实现“农转非”。另一个背景是，当时社会人群收入差距还不大，“三校”是以培养技术工人为目的的学校，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还能令一部分学生满意。1990年代中期，酒店等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不仅收入较高，而且社会地位也比现在要高，“三校”培养的学生受到服务行业的欢迎。那是一段供求旺盛的“蜜月期”。

　　再向前追溯，由于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现在要少得多，进入“三校”已经是很让人羡慕的学习机会了。卢湾区职业教育中心副校长曹声良回忆说，“文革”之前，中专生是非常受人尊重的。

　　冲击从何而来

　　1999年以后，“三校”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当年，高校开始扩招，数字逐年增加，2006年预计招生总数将达到1000万。扩招大大提高了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读大学不再是凤毛麟角的“优等生”的特权。

　　根据上海市教委提供的初步数据，2005年上海市参加高考的考生总人数为111950人，录取数为86368人，录取比例达到77.15%。

　　马树超把1999年看作“三校”发展的“拐点”。扩招政策的推行，事实上改变了“三校”生源的组成结构。马树超在纸上画了一个正三角形，用横线把三角分成三块。马树超说，如果把所有毕业生看作一个金字塔，按照考试分数，可以把学生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

　　扩招以前，普通高中录取了塔尖部分的学生，中间一段学生报考“三校”，最后一段学生毕业后参加“劳动预备制”或者其他的培训，然后就业。而1999年以后，高考升学率上升，给初中毕业生带来了更大的希望。所以，普通高中招收了金字塔第一段和第二段的毕业生，第三段的学生进入了“三校”，特别是2005年以后，报考“三校”不再设置

　　1999年一个戏剧性的场景是，扩招政策下达时，初中毕业生填报志愿已经结束，由于政策变化，很多已经填报“三校”志愿的学生，被允许修改自己的志愿，很多学生正是利用这次机会考上了普通高中。

　　除了高校扩招的影响，社会人才“高消费”也让“三校”不再具有吸引力。每年人才招聘会上，起码要求是“大专以上学历”，“三校生”的求职范围逐渐缩小，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算顺利就业，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也远远低于“三校”毕业生的期待。一位职校校长告诉记者，除了个别行业，一般的技术工人每月收入只有一千多元，这样的就业形势和待遇，是很多学生不愿意进“三校”的主要原因。

　　重建良性循环

　　马树超认为，更多的学生获得进入“三校”学习的机会，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必须承认的是，“三校”生源的变化给学校管理带来了压力——尤其是取消分数线限制后。现实情况需要政府在政策和财力上扶植“三校”的发展。

　　上海市卢湾职业教育中心副校长曹声良对目前面临的管理压力深有体会。这所学校的地铁专业是学生人数最多的专业，也是上海市创立时间最早的地铁专业，由于专业人才需求量大、学生质量高，多年来是初中毕业生争相报考的专业，学校秩序和声誉一直都比较好。但最近几年来，由于生源素质发生了改变，学校需要花大量的精力管理学校秩序，对于少数其他专业的班级，学校领导和老师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教学，而是如何让学生在课堂上坐下来。

　　马树超说，在发达国家，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扶植职业教育的发展。以法国为例，政府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是普通高中教育的3倍。在德国，职业教育与企业联手，学生可以得到企业发放的生活费用。这些措施，大大增加了职业学校的吸引力。

　　马树超认为政策应该给“三校”生更多帮助，比如减免贫困学生的学费，给特殊专业学生经济奖励。其次在课程设置上，可以设计针对不同学习基础、不同兴趣爱好学生的课程，对于少数学生来说，要求他们学习太深的文化课程，反而会让他们产生厌学的情绪。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用人制度应该向“三校”生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