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想象与真实：乔致庸和他的后代

　　乔致庸其人

　　山西祁县县志办主任、晋商研究专家武殿学说，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乾隆初年，乔贵发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生意不景气，广盛公面临破产。但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广盛公东家为人处世不错，不忍看他们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三年后，乔贵发不但还清欠款，生意还重新复兴，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这已经是嘉庆年间的事了。这个故事似乎已经奠定了乔家经商重诚信的基础。而将家族生意乃至票号生意发扬光大的，正是乔贵发的孙子，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

　　主笔◎蔡伟

　　“到乔致庸的生平就有了比较准确的记录。”武殿学说，“他出生于1818年，去世于1907年，活了89岁。在整个乔家前几代人中，乔致庸是最长寿的一个。”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乔家大院》的作者兼编剧朱秀海说，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

　　山西历史上名人荟萃。武殿学说，光是祁县，元以前正史里所出现过做官的人，初步统计有数十人之多，但元朝之后祁县就没出现过大官。这样一个转变，除祁县不是北方的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明朝中期，为对付元朝的残余势力，朝廷在北方边境建设了9个边关重镇，称为九边。大量军队驻扎物资消耗惊人，这给了山西人经商的大好机会。武殿学说，从明代山西人以经商为荣的风气就开始形成。“以祁县为例，它的气候并不很好，每年的无霜期170多天，土地不是很肥沃，也没什么特产和矿产，经商称为唯一的一条路。好在祁县处于山西交通中枢，信息比较灵通，通商有便利条件。在50年代搞过一个调查，祁县当时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经商史。当时祁县人口在10万多一点，按这个推算，当时祁县就有两万多人在外经商。干买卖也分两种，一种是自己做生意，一种是入股或者当雇工。道光年间北京城有300多家粮店，100多家都是祁县人开的。晋商发展到最后，主要以府南县为主，也就是太原府以南的榆次、太古、平遥、介休，当时传统叫‘祁、太、平’，也就是祁县、太谷和平遥。”

　　祁县乔家堡的乔致庸虽然生活在这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地方，却幼年失去父母，由大哥大嫂养大，极受大哥关爱。朱秀海说，由于大哥对他照顾有加却没有一般做父亲的严厉，乔致庸的生活可以说过得很自在，“年轻时的乔致庸是个有钱又有闲的人，他对当官其实也没什么兴趣。当时一个县令年俸只有50两银子，加上养廉银也只多了几百两。而那时候乔家最年轻的大掌柜一年也有1000两白银的薪金，这还没有算上4年一次的账期分红”。朱秀海说。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当时天下的生意主要就是6种:粮、油、丝、茶、盐、铁。盐、铁从来都是朝廷控制，乔家基本没有涉足。粮油生意主要是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做。我在电视剧里描写争夺高粱霸盘，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粮油这样的大生意都没有了，于是连高粱这样的小生意都要争夺了。”

　　做粮油生意的当时主要是平遥和晋南的商人。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朱秀海说，“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当时祁县鲁村茶叶市场在山西规模很大，正是南方运抵茶叶的主要交易中转市场。其后传统的茶路将分为两路:一是经西口前往新疆塔城、恰克图;二是通过张家口前往东北。漫长的茶路，从南方的

　　“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现在找到的最早证据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账的记录，当时是5年一次。不过公认在日昌升之前，平遥就已经有了商号经营汇兑。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朱秀海说，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今天的银联吗？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大德通正是电视剧里的大德兴改过来的。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武殿学说，“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武殿学用这样几个数据显示了乔致庸经营票号的发展速度，“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武殿学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武殿学和朱秀海都认为，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现在能看得到的最确凿证据是乔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武殿学说，乔致庸的墓还在乔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乔致庸的墓志铭至今没找到。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朱秀海说：“‘民为贵，君为轻。’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朱秀海认为，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到乔家祖上。乔贵发是个草根阶层，30岁都娶不上媳妇。但他最终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谓情深义重。“你到山西乔家看看，他们家有个报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个泥塑旁边是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祖上贫穷的历史，反而要家族记住这些贫困史。不只是乔致庸，包括到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这一代，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他们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乔家家教有多严格可以举个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武殿学说，在乔致庸做东家时，复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当时经过两代经营，乔家在包头有11处生意，关内还有好几家铺子，总数有17家。光复字号有3个大号，十几个商铺，几百名伙计。”朱秀海说。包头当时是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马，很多东西都很缺乏。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乔致庸还很审时度势。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

　　武殿学提到乔致庸在经营中对人脉的精明投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要大家体谅朝廷苦衷，大家谁都不敢答应。当时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却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10万两。”武殿学说，“他虽然是个跑街的，但自作主张的权力很大。当时太后很高兴。贾继英会去跟大掌柜阎维藩说，这个人物在电视剧里也有。阎维藩问你为什么答应？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阎大掌柜就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而“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武殿学说，可能常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迅速崩溃。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电视剧里水家的)、大盛川这4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

　　武殿学说，除振兴包头复字号、把票号做到汇通天下，乔致庸人生最后一件大事，就是为后人留下了这栋乔家大院。乔致庸在世时候乔家从没有分过家，而且家庭统一管理，每人每年开支多少都有明确规定。朱秀海说，乔家大院最早只有乔贵发建的一个筒楼，后来乔致庸的父亲在边上修建了一个院子，乔致庸本人是没兴趣兴建家宅的。“他信奉当年山西一个商人计然的学说，计然说，货币的流通应该像流水一样，流得越快越广才能给更多的人包括自己带来利益。乔致庸一生都将利润投入到生意中，没有兴趣置宅买地。但是后来从他手里接手家族生意的孙子乔映霞是个很现代的人，他当时比较反对他爷爷的观点，说你看你忙了一辈子，可是你什么都留不下来。”

　　“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中国面临崩溃，向国外赔款4.5亿两白银的时节。”朱秀海说，“而当时乔家最大的生意就是朝廷的税务通过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进行汇兑。第二个生意便是当年英国人把持了中国天津的海关，在直接提走赔款后，其余的税由乔家这样的银号代收。1904、1905年的账期，乔家一股的红利就有17000两白银，而原始的股份可能只有100两银子。电视剧里乔家大小都欢天喜地等着老东家分银子，老东家乔致庸却非常悲愤，他说，我难道不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生意？你们做的就是帮助外国人拿走中国人银子的生意。我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我赚的钱越多，就意味着中国有更多的银子被外国人拿走。”

　　国家都要灭亡，自己生意的前景乔致庸自然心知肚明。那时大家族人口也多起来了，乔致庸终于在人生的晚年开始翻盖老宅。乔家大院是在乔致庸手上开始成为一个封闭的大院，具体事务则是交给孙子乔映霞完成。乔家的院子在山西晋商的宅院中并不是最大，但在山西目前保存的晋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它从来没有拆过，一直保存了原汁原味。武殿学说:“一进门右边的第一个院子。我们叫东北院，他们家叫老院，这个院子乾隆朝就有了。后来他父亲又修了一个，他后来自己修了两个。乔致庸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宁，捻军义和团爆发后，他觉得靠不上官府，于是把四个院子——这四个院子正好在城里一个十字路口上——所在的路口买下，做成一个封闭式的院子永久使用。后来乔致庸买这个街口的证据被找到，在乔家堡村里的关公庙内后来找到了这个碑，记载着乔致庸用450两白银购买这些地面产权的事情。”朱秀海说，后来他参与帮助山西商人将英国人手中的阳泉煤矿赎回。由于用去大笔银两，乔家大院有一个角未能建成，成为所谓的“花园”。

　　朱秀海说，乔家大院最终能够保留下，也和乔致庸的仁厚有直接关系。当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山西总督毓贤在山西地界杀洋人。从太原逃出7个意大利修女，逃到祁县被乔致庸保护下来，藏到自家银库里，最后用运柴草的大车拉到河北得救。后来意大利政府给了乔家一个意大利国旗以表彰，这个国旗竟然在后来日本侵华到山西时候派上用场。乔家把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日本人看到这是盟友的，就没有破坏乔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户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坏。但是乔家后来觉得这里还是不安全，最后都离开了乔家大院。20世纪40年代初乔家还曾经回来过一阵，但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朱秀海说，乔家大院在解放后成为祁县政府的办公地，后来先后做过人民

　　1907年，89岁的乔致庸去世。从一介儒生到晋商翘楚，一生历经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5个朝代，乔致庸的人生浓缩着山西商人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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