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北京义乌长春武汉五地市民生活与梦想调查

　　重庆一家人：从“东方红”到“扬帆”

　　本报记者 吴红缨

　　重庆报道

　　生活终于慢下来。

　　黄清英从理发店出来，天色已暗。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给自己下了碗饺子。这天是3月3日，丈夫张世远去他组织的老兵合唱团活动了，而女儿远在北京。

　　以前，永远是张世远等她回来。尽管家里的财政大权一直由丈夫掌管，某种意义上，黄清英才是这个家的主心骨。53岁的她是一家化工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理，总是早出晚归，直到2005年，这家化工厂因为搬迁而歇业。

　　在国企大树下

　　日子如流水。

　　1971年，17岁的黄清英中学毕业就来到东方红试剂厂工作。她的父母都是国营重棉三厂工人，皆老党员，黄因此幸运地避开了上山下乡当知青的命运。也因为此，一分到厂里，她就任打字员，而不是下车间。

　　上世纪60年代，国家推行“三线建设”，在重庆布局了一批包括从常规兵器到尖端科学在内的军事科技工业，并内迁了一批配套工业。此举奠定了重庆重化工的重要基础。

　　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化工厂大多为化工部或市化工局定点的军工配套单位，其中川染、长化、长寿、川庆等化工企业，还是中央直属企业。那时民营企业还未获准参与竞争，重庆的30多家国营，10余家集体企业，产销不愁。他们亦是上世纪80年代重庆工业支柱产业之一。重庆的化工“四小龙”：朝阳化工、勤俭化工、嘉陵化工、江南化工，在全国都小有名气。

　　而东方红试剂厂就是这类军工配套企业之一。厂区设在南岸区一个叫鸡冠石的地方，当年是偏僻的郊区，不通公路。

　　“文革”后，东方红试剂厂更名为东方试剂厂。化工厂的产品一般由化工部或市化工局设计好后，交企业定做。这使得企业没有研发动力，为他们在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出于运输的方便，这些化工厂大多布局于沿江的郊区，重庆主城区还没有扩展至此，污染问题当时并不会引起足够重视。

　　张世远当时所在的重庆棉三厂也是一家内迁企业。重庆棉三厂是家大型企业，原名裕华纱厂，始建于1919年，1938年抗战时期从武汉搬迁来渝。同时期的还有国营棉一厂、二厂、四厂，是重庆四大纺织厂，有职工几万人，曾经在重庆乃至全国都风光无限。

　　两人在国营企业安稳的大树下按部就班地生活、工作。

　　1989年黄清英以党办主任身份调离时，东方试剂厂和重庆各大化工行业一样，开始走下坡路。

　　改革的10年

　　1990年代是黄人生当中最重要也是最辉煌的时期。

　　市场经济的步伐已不可阻挡地推进。国家取消了对化工企业定点产销的指令。当年以军品配套为主的企业普遍面临产品老化，设备陈旧，包袱沉重，效率低下的通病。

　　民营企业也开始涉足这个行业。这些民企，尤其是江浙一带的民企老板，出高价到重庆国营企业搜罗人才。最典型的是1996年，江浙的民营将重庆长寿化工厂的一批技术人员集体挖走，震动了市政府。

　　黄清英在1989年调到川东化工厂，历任工会主席，副厂长。上世纪90年代初，重庆市决定选取几家大型化工厂试点，川东化工厂这样的中型企业未列于试点改革名单中。

　　在黄清英的倡导下，川东决定自己改革。

　　由黄清英操刀的改革方案，主要包括实行效益工资，计件工资，奖金向一线倾斜，定岗定员，竞争上岗。这些改革虽然在今天看来很普通，但在当时却需要勇气。员工的工资被分为档案工资、职务津贴和效益工资三块。效益工资相当于奖金，当时国家对企业计发奖金要征30%的税，这也是许多企业犹豫观望的原因。

　　后来的事实证明，早改革的都渡过了难关，后改革的都被逐出圈外。在1996年的国企化工人才流失高锋时期，川东良好的机制留住了大批技术骨干。

　　川东化工厂由此步入良性发展。

　　黄清英的精力都扑在工作上，回家也难得和张世远说上几句话。而张世远所在的国有纺织行业，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起，就面临全行业的困境。

　　张世远原来所在重庆针织总厂，从1986年起就亏损，到1992年资产负债率竟达191%，这一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了它破产，这也是中国第一起最大的国有企业破产案。

　　张世远在1998年退休，退休工资仅300元。

　　而1998年，黄清英和企业领导班子一起，开始推进更彻底的改革。这时改革的主流是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川东化工厂被改组为公司，全部职工持股。

　　作为管理层，黄持股近100万。黄清英此时的工资虽然也仅在八九百之间，但作为股东，她年底可分红。

　　告别的年代

　　2000年，黄清英被调往长江化工厂任厂长。当时这家企业欠外债1400多万元，厂外官司不断，厂内矛盾重重，生产经营举步维艰。

　　这次改革她经历了很多阻力，甚至受到威胁和指责。她还是用一年的时间，实现了企业5年没有完成的公司化转制。公司取名扬帆，第二年就实现赢利，一度成为西部地区塑料助剂行业的重点生产厂家。

　　但是好景不长，化工企业的生存又遇到了新的困境。过去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限制，传统化工企业大部分分散于重庆长江、嘉陵江区域，随着重庆的城市扩张，厂区渐渐被纳入主城区，工业排污则直接影响了重庆的饮用水质。

　　2004年，天原化工厂的氯气泄漏事件，使政府更意识到，分布于主城的29家化工企业是隐藏的“炸弹”，它们被要求在2007年前陆续从主城撤离，主要迁往重庆的长寿、万州、涪陵三个化工园区。扬帆公司亦是搬迁对象。

　　这场大规模搬迁也是一个淘汰的过程，一些本来效益就不好的化工企业在搬迁中或破产，或歇业或被兼并，它意味着老一代的化工企业将退出历史舞台。

　　但新型的化工业仍是重庆重点发展目标。在该市经委2005年的方案中，计划利用三个化工园区的资源优势，预计总投资过千亿，打造一个“百亿化工项目集群”。

　　扬帆在2005年歇业，公司所属的生产设备及其所属全资子公司资产进入产权产易所拍卖。黄清英现在被安排到南岸区经委工作，同时，一家民营化工企业请她任管理顾问，她现在的月收入有1万多元，比任何时候都多。但是，黄清英还是有些遗憾失去了她付出心血的企业的。

　　2005年发生了很多事。重棉三厂终于谈定了“婆家”，山东如意集团将其收购。黄清英家亦在此年，操办了女儿的婚礼，宾客如云，其中很多人来自已发展为集团公司的川东化工，她仍持有这个公司的股份。这年底，黄还花4000元买了架手风琴送给张世远——这是在过去的每月挣1000元的日子里张世远一直舍不得为自己买的。

　　一个北京家庭的非典型北京生活

　　本报记者 杨 磊

　　北京报道

　　3月5日，付长运收到了一个来自房屋中介公司的短信，提醒他下午三点钟要在清华大学北门见面。“约了一个人看房，打算租房子。” 付长运说。

　　他并不缺房——身为北京市瀚运科技公司的首席架构官，付长运在北京朝阳区拥有两套房子——一套来自以前的单位，北京工业大学，一套自购。但他仍然需要租房。

　　因为他是外地人。“女儿要读初中，这个时候户口就变得非常重要。海淀的学校是最好的，但是我的户口在河北，只能在这边租房子，然后想办法。” 付长运简单计算过，这项额外的支出，将会花去他一年纯收入的八分之一。

　　“不是一个很离谱的数目，但会令人格外堵心。”付长运一年要为北京上缴超过3万的个人所得税，但这不足以使他获得北京户口。

　　漂在北京

　　作为河北沧州的农家子弟，付长运从到北京工业大学读书那一刻起，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北京人，而这个梦想随着他娶了一个北京妻子之后接近实现。“我的家庭就是北京人的典型家庭，但我仍然不是北京人。”

　　严格来说，他曾经拥有四年的北京户口——那时候他在大学读书，用的是集体户口，之后分配回老家工作，再之后为了爱情回到学校的校办企业工作，并获得了一套房子，但却发现再也无法将户口调入北京。

　　女儿马上就要读初中，将来还有高中和大学。这使得他开始关心与户口有关的一切东西。

　　北京市公安机关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北京实际居住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目前已超过1524万人。这是1949年时北京实际居住人口的4倍。其中，流动人口的数量超过330万人。

　　这是这个城市的宿命。北京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孟平分析说，作为首都，北京给整个周边地区的经济造成了“空吸现象”，这主要指的是北京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周边地区的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这又使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来自于2月27日，中国社科院、北京市社科院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中指出，在首都周边存在着大面积贫困带的现象。

　　付长运对此有着深刻体会。作为北京工业大学87级学生，他所在的班级共有38名同学，除了6个出国的，一个车祸去世的，其余的31名同学现在全部在北京就业——“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可是想着要改变家乡面貌的，但现在，大家都选择了北京。”

　　根据国家行政学院专家所作统计，北京每年的外来人口增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来自各个省市的富余劳动力；毕业后自愿在北京就业的大学生；还有就是北京企业从外地吸引来的专才。

　　相对于第一个要素，该专家认为，后两个因素更多是因为北京得天独厚的政策优势——这最终构成了另外一个循环，因为政策优势北京吸引人才，而因为人才优势则获得了技术研发等优势，最终收获了资金优势，这使得距离北京最近的几个省份对人才的吸引力大幅下降，最终则有可能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空吸效应

　　据统计，2004年京津冀两市一省的生产总值为1.6万亿元，尚不及“

　　“‘长三角’经过20年的合作，旅游发展走向了良性循环，而京津冀地区的合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行政学院的专家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京津冀区域合作不畅，北京对京津冀地区的拉动效应未能充分发挥。

　　这或许还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大首都建设布局有关。在大行政、小市场的单维度规划下，北京的城市发展被赋予了太多的指标含义，而其周边地区，则被简单定义为生产、生活要素的输出地、供给源、储藏库。

　　付长运记得一个事情，2005年初北京出现大规模的天然气缺口，负责供气的中石化作出的选择是压缩往河北沧州方面的供气量，以确保北京天然气供应。

　　而河北沧州正是他的老家，这使得付长运更加确信，留在北京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我要考虑的还有家庭”。

　　这使得付长运的家庭从表面上来看已经彻底被北京同化，“女儿甚至不愿意我跟老家通话时说方言，觉得土。”

　　“作为核心城市，北京在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是从其它两个地区汲取养料，而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却很小。”这是过去一段时间内，专家的共同观点。

　　而如果将这个宏大的概念放置于付长运的家庭来看，则更加明显。

　　作为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付长运目前每年对其家族的贡献为一年6000块的汇款，这只是他为北京贡献的个人所得税的1/5，他全年收入的90%以上都是在北京消费。即便如此，他甚至还算不上是一个北京人，“顶多我就是个北京女婿。”

　　虽然如此，这也无法动摇这个家庭在北京继续生活的决心。而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数字，在过去5年间，北京人流动人口增加的比例仍在持续攀升——在2005年，这个数字已经同比超过20%。

　　这促成了另外一个话题的产生：在2005年和2006年北京“两会”上，连续两年都有代表提出要对外地来京者的准入资格进行限制——虽然这个话题每次公开都会被民众口诛笔伐，但学者们确信，抱有这种想法的大有人在。

　　这使得专家们开始担心北京的容量和周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一份报告说，由于京津周边尚未形成区域统一市场，影响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这正是北京“空吸效应”的极端表现。

　　这份报告将希望寄托于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在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应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作用。中央政府应着眼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制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和规划，并引导社会或民间力量参与区域发展，发挥他们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地方政府在制订本地发展规划时应具有区域视角，符合区域总体规划的要求。

　　这则引向一个更新的命题：北京突出的政策优势不可动摇，其他城市将如何竞争？

　　而对于付长运来说，他离不开北京这个平台，“我做的面对政府部门信息技术系统解决方案，只能在北京才能发挥最大效应——举例来说，只要一个部委采用了我的软件，那么这个部委下属的所有地方机构，都会采用我的技术。”

　　这使他只能考虑如何解决自己的户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