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北京义乌长春武汉五地市民生活与梦想调查(3)

　　长春的白领生活

　　在长春的其他人眼里，黄梦菡的生活可称相当幸福。因为她只需要在风雪里走那么几步就可以上自己的车。

　　“我的车抗碰撞能力高，和那些只是外表漂亮的车子不一样。”黄梦菡说这句话时，

温柔里带着极度自信。

　　她开的车就是长春产的，车的名字叫宝来。

　　她的自信来源于了解，她清楚生产这个车的整个流程和细节，因为她就是生产这个车的公司的员工。这个公司是家中外合资公司，它的母公司是中国企业工业的摇篮——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黄梦菡十年前就进入了这家公司，成为长春第一批白领。

　　去年，像你这样的普通技术人员，每个月的平均工资有多少？面对不停的追问，黄梦菡算了算，说了数字——6000人民币多，然后又报了一个年底分红的数字——3万。

　　当地人听了这个数字都会非常羡慕——根据最新的统计，2005年长春城市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830元，她一个月就赚了一般人全年的钱。

　　黄梦菡现在住的房子有140平米，10年前买的时候价格是800元/平方米。

　　“我还是觉得有点小，家里有老人，还有孩子”，去年黄梦菡又买了一套170平米的房子，价格是1500元/平方米。房子与车她付的都是全款。

　　即便如此，黄梦菡还是感觉到工作上的压力，一整天的高速运转，下班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疲倦。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甚至成为她最为忧虑的一个问题。

　　黄梦菡的丈夫是一汽另外一个下属公司的科长，半个月前，在与同事谈完工作回家的路上，突然一只耳朵就听不到任何声音，被诊断为神经性耳聋。医生说神经性耳聋发病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患者的工作或者生活压力大，精神过于紧张。

　　流逝的激情岁月

　　在黄梦菡睡去的时候，外面就开始下雪了，宁谧的雪夜的沉睡就如同她孩童时一样，四五十年来似乎没有变过，然而看雪的人的心情似乎又是完全变化了的。

　　段雁是在雪刚开始飘起来不久就注意到了的，她那时候正在看报纸，那是她睡前的习惯。段雁已经70多岁了，黄梦菡是她的二女儿，她们一直住在一起。女儿传承了她身上非常多的东西，但是只有在下雪的时候，她知道女儿永远不会有她内心曾经有过的那种悸动。

　　女儿就出生在长春，而她不是，她生在南国广东省，在她的青春岁月里，她知道的对于雪的描述就是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那么忧郁而沉痛的句子。

　　段雁那时候的梦想是做个生物学家，因为她的母亲死于肺结核，所以她打算用毕生来研究生物世界，为了实现这样的梦想她进入中山大学生物系学习。在那里她认识了她后来的爱人，一个机械系的小伙子。新中国成立，要建设一个全新的国家，她跟随着爱人来到了长春的一汽。

　　她记得她在一汽车间里实习，看着那些运转着的机器的情景，“真是新鲜，也真是有趣”。

　　这种兴趣甚至保持了五十年，“现在一有什么新的车型出来，我妈妈还是很关心，不停问我”，虽然她不是技术人员，而最后成了一名政工干部，甚至一度作为企业内部刊物的主编，但是对于新生事物那种好奇心，一直保持着。

　　而那位学机械的小伙子，也就是最后成了她丈夫的人，却真正作为技术人员参与了新中国第一个自有品牌“东风汽车”的设计，他的这种选择决定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一生，而且也影响到了女儿。

　　这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过程，不仅作用在黄梦菡身上，父母在一汽工作的，她的同龄人，和她做相同选择虽然不能达到百分百，也有百分之七十。

　　黄梦菡是她们最典型的样子，一路读的是一汽附属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些人读了技术学校后进厂做了工人，另外一些考入了大学，读了四年，然后回到一汽，进厂作了干部。要不是选择在沈阳读书，她一生都可能一直在一个城市里度过。

　　她在1980年代毕业的时候，大学生们还必须服从分配，一汽下面有二十几个附属厂和职能处室，“根本由不得你选，分你去哪里就得去哪里”她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无奈的，那时候人人都如此。如果说她母亲那一带的人过的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她所拥有的不过是“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日子，她自己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长春的人现在不也绝大多数都过这种日子么？或者还想过这种日子而不得呢。

　　渐远长春

　　黄梦菡的一个朋友批评她过于谨小慎微。

　　这个朋友是和她一起进入一汽的同批大学毕业生，十年前就离开一汽，目前在深圳一家经销CT设备的公司里做总工。在十年前，如果一个人离开，在整个分厂里，其他的200人，不出一周都会知道这个消息，因为这样的人实在太少太少，这个人的去向将成为最大的新闻。黄梦菡的朋友就在那个时候离开的。

　　即使是现在，人员的流动性，也相当的小。“合资企业流动性要相对大一些”，有人被德国公司挖走，有人辞职去了北京……尽管这样的变化不大，但是已经不是雪一样的凝固，而是水一样的流动了。

　　这几年变得很有意思，黄梦菡讲起来新进来的大学毕业生，她觉得，这些新人跟她们这代人不再一样。“我们管人力资源的经理甚至有点苦恼，一下子进来50多人，最后能留下的有多少呢?”

　　在黄梦菡母亲出生的南国，即使是那些初中都没有毕业、父母都是农民的一群人，都怀揣梦想离家出去闯世界。长春在失去五十年前那种激情的过程里，逐渐失去的就是这种梦想的力量。

　　春天了，长春人心里固封的冰山开始慢慢融化，但这显然还不够。

　　(本文应采访对象要求，人物为化名)

　　义乌人:生活在小商品市场的边缘

　　见习记者 张凤安

　　义乌报道

　　“十多年前，这里绝对是义乌最繁华之地。”鲍旭明告诉记者。

　　义乌的城中路与篁园路交叉口处的一个小广场上，矗立着一座不到两米高的雕塑老人，头戴斗笠，肩挑货郎担，右手高擎一个拨浪鼓，满脸刻着深深的皱纹。

　　当鲍旭明开着那辆略显破旧的出租车经过这座“敲糖换鸡毛”雕塑的时候，偶尔会想起当年全家人发愁如何打发刚刚收获的100担红糖的情景。鲍旭明的父亲会担着糖饼出去，换回带泥土的鸡毛，这是农田里最好的肥料了。

　　鲍旭明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卸下了“敲糖换鸡毛”的货担，在广场附近摆起了小货摊卖鞋垫。几年后，父亲花了18万元为鲍旭明在义乌城里购买了一套70平方米的商品房。自此，鲍旭明开始了第一批富起来的义乌人的城里生活。那一年，他刚好20岁。

　　如今鲍旭明28岁了，8年来，他兢兢业业地开着那辆红色的出租车，生意依然很好。他注意到，街上的广本、奔驰、宝马、奥迪车渐渐多了起来，而开这些名车的正是原来那些经常坐出租车的温州商人。

　　在义乌城戚继光大道尽头的不远处是历史学家吴晗的故居，在吴晗出生的时候，义乌人“敲糖换鸡毛”的小生意已经存在100多年了。只是吴晗在书写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篇章时，并没有想到，这出于生计之需的民间活动，居然催生出如今中国最为活跃的小商品市场，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义乌人的生活。鲍旭明家的变化正是二十年来普通义乌家庭变迁的写照。

　　“金盆洗手”

　　温州商人包烟纽在义乌小商品市场里，拿着一个花边样品，从西门的摊位走到东门的摊位，脸上的焦虑已经给出了答案。下午四点了，还没有找到所需要的生产厂家。手中的订单这几天必须出货，否则丢了大客户就意味着这半年白忙了。

　　华灯初上，喧嚣一整天的义乌小商品城即将关张，准备把热闹转移到城里的大大小小几千家宾馆和娱乐场所。包烟纽终于从一个流动的小摊贩那里下了样品的生产订单，这一单少说可以挣几万块。

　　此时，远在10公里外的义亭镇，鲍旭明的堂叔也接到电话，说找到了生产订单，晚上可以继续开工了。半个月后他们就要将这批货送到包烟纽那里。

　　鲍旭明的老家也在义亭，在义乌城戚继光大道往西北方向。

　　在吴晗故居以东不到两公里处，正是鲍旭明的鲍家老宅。鲍旭明家是一栋三层的楼房，一楼的一间30平米的敞亮房间里，摆着一张宽约1.5米，长约2米的厚木板。木板上的坑坑洼洼见证了当年熬糖做糖饼的情景。如今木板上已经闻不到透着甜蜜的红糖香，取而代之的是一捆捆花布。木板斜对面墙角处有一架缝纫机，在鲍家仅有的不到两亩地被征用后，这架缝纫机才开始真正忙碌起来。鲍旭明母亲就在上面不停的缝着花边帽子。一顶帽子可以挣5分钱，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做600顶，一个月算下来能挣将近1000块。

　　鲍旭明母亲将缝好的花边帽子送到隔壁鲍旭明堂叔家。在同样是三层高的楼房里，堂叔雇佣了10来个女工，埋头做着花边帽子的一道道工序：掐边、走线、质检、封装。

　　“现在挣不到什么钱了，一个花边帽子我们只有两三毛的利润，而他们拿去至少卖两块钱。”鲍旭明堂婶说的“他们”，正是像包烟纽这样的批发商。

　　十多年前，当鲍旭明的父亲把靠摆小摊赚到的钱给儿子买房子的时候，义乌小商品城也几易其址，从城中路与篁园路交叉口处搬迁出来，形成现在的小商品城，当时每个摊位的租金不过一年三四千元。但鲍旭明的父亲认为太贵了，因为此前他的摊位几乎是不需要租金的。“生意做大了就有风险。”鲍旭明淡淡地解释当时许多义乌人挖了第一桶金就“金盆洗手”的原因。

　　此后鲍家几乎不再做小商品生意，而恰恰是这10年，以温州人为代表的外地客商进军义乌，小商品城的摊位租金也从每年几千元被炒到几万甚至十几万元。田地被征用后，鲍旭明家发现，最好的出路就是给温州商人做“代工”。

　　“别看我这里有十几个工人，算下来每年也就净挣三四万元。与城里有摊位的人比，我们赚的不过他们的零头。”鲍旭明的堂婶说。而鲍旭明的母亲通过给堂叔家做“代工”的“代工”，每个月还能挣千把块。

　　“还好我父亲偶尔开开他那辆拖拉机，帮人运运货，每个月也可以有一千块钱收入。”鲍旭明心满意足。小商品城的一个摊位年租金十万元，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他们曾经挑着小货担的肩膀可以承受的风险之重。

　　同时，家庭小作坊也存在困境，舅舅家小作坊近期的遭遇让鲍旭明放弃了这一想法。

　　3月6日下午，义乌佛堂镇艳阳高照。鲍旭明的舅舅早早来到佛堂镇的小市场，举着招工牌子。从春节到现在，他们家的小作坊已经停工将近两个月，只靠卖存货支撑。小作坊的投入并不少，鲍旭明舅舅去年投入了10万元，一年辛苦下来没赚多少钱。

　　直到中午，招工现场还是招工的人多，应聘的人少。“民工荒”让几位来自江西的工人多了几分选择，但最后双方不欢而散。“利润越来越低，生意越来越难做。”这是鲍旭明家族小作坊面临的问题。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外地客商坐鲍旭明的车，都会问这个本地人，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为什么不做小商品生意，来开出租车呢？“做小商品生意风险太高；搞小作坊利润越来越低。”鲍旭明总是如是回答。

　　“现在我开出租车每个月平均有四五千元的固定收入，不是很好吗？”鲍旭明说，在义乌开出租车的本地人不少，除了7万元的押金外，由于许多人拿不到三证(驾驶证、出租车驾驶资格证、上岗证)，只好另谋他路。在义乌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如果拦下一辆红色的出租车，这辆车肯定是义乌人承包的。红色出租车在义乌有将近3000辆，另外3000辆淡绿色由外地人向出租车公司承租。

　　“白天我自己跑，收入大概450元，晚上租给别人收入是300元。扣掉油费200元、承包费210元、养路费100元、维修费100元，我每天可以净赚大约140元，一个月下来就是4000多元。”鲍旭明掐着指头算，“这样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消费很节省的。”

　　2004年鲍旭明结婚了，妻子在怀孕期间和生完小孩至今都没有出去工作。但以鲍旭明每年将近5万元的收入折算下来，人均收入仍达到1万以上，“我每天穿着制服上班，所以买衣服的钱也节省下来了。每个月给儿子买奶粉的钱是家里最大的一笔开支。每个月全家消费不到一千元。”

　　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市场于去年底落成，新的商贸城更为现代化。许多商铺摊位仍然在热招之中，10平方米的商铺，一签五年，租金50万。鲍旭明对此心静如水，“今年出租车承包期到期，我还要再续租几年。”而妻子也打算在小孩可以送幼儿园的时候，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节俭过日子，这是经受市场大洗礼后普通义乌人的心愿。

　　汉正街“不倒翁”的大城小事

　　本报记者 聂春林

　　武汉报道

　　20多年前，当何大南辞去武汉健民制药厂临时工的工作时，他肯定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汉正街近二三十年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见证者。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在人们还为万元户惊羡不已的时候，百万富翁在汉正街已经不是新鲜事。只不过，最初在汉正街经营的108户，现在只有十几户还坚守汉正街。一部分是金盆洗手，大隐于市，但更多的人又回到起点，以失败告终。

　　何大南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汉正街“不倒翁”之一：拥有一家礼品公司，三家总计数万平方米的商城，此外还涉足餐饮、房地产和创业园建设。

　　汉正街“不倒翁”

　　1983年，何大南带着靠2平方米服装摊位赚的30万元钱，挺进汉正街。这一年，他21岁。

　　其时，汉正街市场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1979年，拥有500年历史的汉正街，率先在中国大陆恢复了个体户；1982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经验值得重视》，使汉正街的市场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凭借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再加上商品齐全，价格便宜，汉正街“买全国、卖全国”， “远在新疆、东北的人，都千里迢迢到汉正街打货”。

　　当时的汉正街，是卖什么都赚钱的地方。9年服装经营，何大南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

　　1985年，经人介绍，何大南结了婚。尽管当时有一定的资金积累，但因做生意需要周转，夫妻二人买了仅仅四十多平方米的私房居住。

　　之后，随着竞争加剧，服装生意利润日薄，何大南转行经营礼品。

　　1994年，何大南联合朋友，成立财源礼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他和朋友各占50%的股份。那时，在6000多家汉正街商户中，何大南的公司是最早的十几家注册公司之一。事实上，何的私人公司放在当时的全国，也并不多见。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股份公司才开始在国内发端。

　　财源公司租了100多平方米的门面，何大南将公司标牌和牌徽挂在门上。“一个个体户，还想成立什么公司。”有商户讥笑道。但更多的人表示赞赏和理解：“这小子头脑还蛮灵活的。”

　　组建公司，是促使何大南事业上台阶的关键一步。

　　当个体商户时，何大南的经营是典型的夫妻店模式。和众多的汉正街“前店后厂”商户一样，何大南的店也雇请了10多名工人，开展服装加工业务。

　　“个体户，能力有限、精力有限。”何大南感触最深的是，公司的成立，让自己经营更规范，信息更灵通，有了一个做事业的平台。

　　事实上，何大南公司的扩张，是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致的。1994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国内经济就驶入了快车道，何大南的生意亦是在这个时候滚雪球般发展起来。

　　发展到今天，何大南投资1000多万元、在武昌司门口开发的创业园已经开业；在汉口繁华地段，他将开发面积达30万平方的楼盘。

　　1996年，何大南在汉正街买了150多平方的房子。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2000年，何大南第三次搬家，离开环境嘈杂的地方，在一个小区买下了300多个平方的复式楼。

　　见证武汉价值回归

　　随着交通、通信的发达，还有周边小商品市场的兴起，汉正街的经营地位逐渐下滑，同时九省通衢给武汉带来的地缘优势也在与沿海地区竞争中逐渐被削弱。以前的“买全国，卖全国”，变成了主要针对华中地区和西南的重庆、四川区域商品市场。

　　作为少数能一路顺风顺水走下来的第一批“个体户”，跟早年汉正街的小商贩相比，何大南似乎成功了。

　　“我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商人，做着不大不小的事。”几经相约，才愿同记者见面的何大南，语气平静地说道。

　　何大南的妻子协助他管理一家礼品公司。“她现在管理能力上提高很快，能替我分担很多工作。”

　　何大南说，当时的汉正街，挣钱太容易了，很多人经不住各种诱惑，最后一无所有。而自己之所以有今天，主要是把持住了自己。

　　13岁开始做“投机倒把”生意，自称读书不多的何大南，现在订有十几种报纸，“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

　　何大南这一代人从小家贫，读书不多，对两个小孩的教育，他和众多汉正街人一样，非常重视。何的大女儿现在

　　在汉正街投资了很多项目，何大南对这条街道的未来很有信心。“中部崛起战略启动，尽管中央没有给多少钱和政策，但仍有不少资本向中部武汉流动。”何大南说。

　　自从武汉城市经济圈的概念被提出后，从2001年浙江钱江集团斥资30亿元，进入汉正街改造领域以来，在武汉市政府的主导下，汉正街的二次改造和复兴便迅速启动。

　　此后，上海西北盛唐集团、甘肃大陆桥和湖北清江房地产公司等房地产开发集团纷纷进入汉正街，投资达200多亿元。正在建设中的汉正街第一大道、龙王庙商业广场等工程，让这条街道成了一个大工地。

　　2005年1月，上海世贸集团斥资31.5亿元，在武汉买下了853亩的地，创下了国内“地王”的称号。3个月后，这个“地王”纪录就被刷新，香港瑞安集团以33.9亿元的天价，拍下汉口永清片区719亩商务及住宅用地。4月30日，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集团以16.23亿元拿下汉口闹市区花楼和老莆片两块商业“宝地”。

　　万科、金地、顺驰等房地产大鳄，一个个在武汉争相拿地。

　　“武汉的价值被低估了，现在价值正在回归。”武汉市开发协会秘书长肖汉昌分析道。

　　与此同时，汉正街也在提档升级，实现价值回归，让“天下第一街”的美誉名符其实。

　　“只要认真经营，汉正街总是有机会的。”何大南信心十足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