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绅士与乡村自治

　　在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绅士阶层扮演着中央与地方的中介角色，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这一中间阶层逐渐消失

　　【作者】成庆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从19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过程之中，近

两百年的时间里，不仅政治上发生过几次重大的变革，而尤其重要的是，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开始了剧烈的转型。但是，我们似乎又很难讲，这个转型是彻底和完全的。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们对农村的了解其实远不及对城市那么熟悉，这固然是种种历史因素所决定，但无论如何，在当下，认识中国乡土社会就如同当年费孝通先生所感受的一样，是一个急待回答的重要问题。

　　费孝通先生的《中国绅士》原本是提供给西方读者所用，所采取的蓝本也大致可在《乡土中国》与《乡村经济》当中寻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该书就可弃之不读。实际上，费孝通先生的扼要概括，使我们能通过薄薄一本小书，迅速把握住中国绅士阶层在传统乡村中的作用，同样也可以了解20世纪40年代所面临的乡村社会无序化的结构性原因。这样一个宏观的格局，似乎也只有费先生能够化繁为简，虽然他自己认识到简化可能带来的问题，但是谁又能对此表示过分的苛责呢？

　　关于绅士社会的研究，早已经汗牛充栋，学界的争论由于涉及太多细节，这里不用详述。不过大致来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当然要算张仲礼那本广受好评的《中国绅士》，但我们比较忽视的是日本对于明清绅士的研究，实际上他们在这一领域居于比较前沿的地位，如重田德、小山正明等人。而西方学术界，也有大量关于绅士研究的成果。就拿最近刚翻译成中文的著作而言，卜正民的《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研究。

　　如果以费孝通的这本《中国绅士》而言，并不能称为严格的学术著作。但是他的长处则在于，他的背后是有厚实的研究作为基底，因此他大略勾勒出，在乡土社会中，作为知识分子的绅士，到底是如何生活和发挥其在乡村中的作用的。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中，绅士这个群体，处在政府官员与农民之间，一方面他们凭借功名或者政治裙带塑造出地方权威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们则可以凭借这一权威，可以抵制中央发布的一些对地方利益有损的命令，从而有效保护了当地的利益。这主要是因为中央的政令，本来就很难直接抵达乡村内部，必须要依靠地方官员和庞大的绅士群体来完成对农村的税收和招募。因此乡村的自治实际上是靠绅士这个群体有效地支撑下去，因此在那样一个信息流通不畅的时代，中央对于边缘农村的控制，仍然可以称为有效，而且乡土社会的秩序也可稳定发展。

　　这样一个群体，本身是依托在国家文化选拔机制的基础之上，他们所获得的种种权威资源，本来就间接地依附于国家，但是他们又可相对独立地依靠这一权威来消极抵制国家的一些政令。这样一种自治的传统，有效地防止了中央命令与地方民情相冲突的局面，从效果上而言，其实保障了乡村社会的秩序发展。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只要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政治中介人能够真正进行自治实践，乡村社会的秩序可以得到保障，而无须国家反复一再地直接干预。而这一结论，也和上面所提到的卜正民著作的结论相互印证，而费老的书出版于1955年，由此一点，费老在学术上的敏感度实在让人钦佩。

　　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以前居住在城镇里的绅士群体，由于农村经济的恶化，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市，国家与乡村的这一中间阶层开始消失。国家开始设置新的制度，比如保甲制、公社制来重组农村的政治社会秩序。随着现代工业化的进展，城市实际上扮演着汲取农村财富和人才的角色，这也是费老在书中很为忧虑的一点，我想这一忧虑在今天仍然具有其现实的意义吧。

　　当然，这样一个局面，远非这里几段文字所能穷尽，也远不是费孝通先生这薄薄一本书所能概括定论，但是它至少给我们开拓出一个大的视野，使我们得以了解，传统乡土社会中那发挥中介作用的绅士阶层，是如何稳定乡村秩序，又是如何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消失于历史之中。这个群体的消失，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让农民直接面对国家，从而无法有效地进行地方自治的实践，因而也没有更多的能力，来保护农民自身的利益。因此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国家在乡土重建的过程中，所应着力的，恐怕是要不断铺垫农村自治的基础和前提，而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