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保农保：一样天空两种风景

农闲的时候，做点小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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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达的上海，这样的情景已不多见，土地已承载不起农民对财富的渴望

　　镇保农保：一样天空两种风景

　　今天是到了城市和工业回报的时候了，这种回报不仅仅要把“一村两制”之间的沟壑填平，而且要把农业和土地提高到它应有的地位上来。

　　从上海市区到奉贤和金山的高速公路，把J村一分为二。一边是“农保”，一边是“镇

保”，一条公路成了区别“楚汉”的“界河”。

　　治安图上看得很明显：公路左边的村子里，不同的企业和村民居所犬牙交错，而在右边的图上，只有孤零零的一个“老学校”，其余就是各村民小组的编号。这意味着，在左边，村子的土地已经被基本征用完毕，而右边村子的土地还保持着农耕的基本状态。

　　在土地被征用的一边，社会保障上实行最近几年中政府为失地农民所设立的“镇保”，镇保的经济来源由镇政府筹集；而在另一边，实行的是由村管理委员会执行的“村保”，村保的经济来源主要由村集体经济收入承担。

　　实行镇保的一半，符合退休年龄的男女老人可以获得每月400多元的退休金，16岁以上但不到退休年龄的人可以两年内获得每月200多元的补助金，他们同时都可以享受比村保水平较高的基本医疗保障。当然，这些保障不包括因为征地而获得的其他各种补偿。镇保对于年迈的老人是一个很大安慰，他们有了固定的收入和基本的医疗保障。而镇保对于不到退休年龄，只能拿两年补助的人而言，还略显不足，因为两年后他们将失去补助，而他们一般都是年龄在40岁以上、文化技能偏低、就业能力缺乏的人员。

　　高速路左边获得镇保的农户都大声欢迎镇保政策，有些老人更是喜形于色，“想想现在的日子真是好过啊！″一位参加座谈的老年村干部如是说，原因有三：一是土地征用后获得了一定的补偿，二是老人获得了比村保更加优惠的镇保，绝大部分已经有了职业的中青年人又获得了补贴，三是由于土地征用后工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外地人员，原来自己造的房子可以出租盈利。只有一些身体不好、又无技能的中年人在为两年后补贴中止而发愁。据调查，这个村子几乎没有一个家庭的经济来源是仅仅依赖镇保的。

　　对面的人在镇里买房子，过的是“城里人”的日子，而享受农保的农民只能呆在80年代建造的房屋中，有的家庭甚至在子女每周回家聚会时才有一点荤腥，这种状况在一条道路的两边显示出来，显得有些巧合，但这种“一村两制”的状况确实是上海郊区社会保障的一种现状，是上海郊区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与工商业为主的地区，社会公共产品提供渠道、形式、水平和内容的区别，也是在上海农村经济社会变化中新出现的“工农差别”。

　　在发达国家中，农业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国家政策保护的重点，不仅因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的命脉，而且农业还是许多工业原料的来源地，是保持环境和生态平衡的主要环节，同时也是社会就业的主要内容，甚至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形态的保护地。由此在许多发达国家中，尽管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或者到了在数字上简直可以忽略的地步，尽管从事农业的人数在整个人口中只占几个百分点，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国家都对农业、土地采取各种保护性的措施与政策。

　　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地区，不少农民争先放弃土地，从而获得一些基本、相对上海市区居民而言是一种较低水平的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这是因为现有的土地承载不起农民对财富的渴望、承载不起农民对发展的渴望、承载不起农民对养老的渴望、承载不起对农民对获得基本医疗的渴望。但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是不是农村土地一定要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工业这样的方式才能体现它的价值，是不是只有农民放弃土地，才能获得比拥有土地时多一些的财富和保障？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城市与工业占用和转移农业、土地和农民劳动力的价值实现的。今天是到了城市和工业回报的时候了，这种回报不仅仅要把“一村两制”之间的沟壑填平，而且要把农业和土地提高到它应有的地位上来。

　　新住民：集体经济源头活水

　　用上海郊区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现在种田都是‘业余’的，家庭的主要收入靠‘打工’。”.

　　奉贤和嘉定两地的农村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如同上海市区一样，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当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的村庄，外来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本地人口。

　　这些外地人大多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有的为那些租用大片土地的外地人打工，有的自己租地耕种，有的在当地一些工厂和饭店中做工，也有的开一些小杂货店，或者靠在村里打扫卫生和收集废品生活。

　　就收入而言，有些在土地上打工的每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一些外来者家庭，夫妇辛苦一年，也有几万元的收入，在工厂打工的收入从几百元到千元不等。这些外地人一般租用当地百姓的房屋，租金几百元。一张床、一张桌，几把椅子就成为这些外来人员的全部家当。在一些没有供水设施的简易房屋中，几户外来人家共同使用一个由东家为他们安装的水龙头。

　　外来人员实际上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劳动力构成，在嘉定T村的5000多外来人口，大多数在当地的工厂打工，工厂中最辛苦的劳作基本由他们完成；嘉定B村，全村共4000亩土地，承包给外地人的土地就有600多亩；奉贤P村，村中有留转地1500多亩，外来人口种地租用500多亩。外来人员的从业成为当地集体经济来源的源头活水，也成为当地百姓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如出租房屋获得的房租、为外来租用土地者打临时工等。嘉定一户居民把一座原来养猪的猪舍简单翻修后分割成4个单元，每个单元的月租费400元。在某些村中，利用屋前房后边缘空地建造的简易房屋处处可见，而这些房屋就是为外来人员所盖的。

　　当然，外来人口也为当地带来一些问题，如治安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环境卫生问题等。在几年前，外地人员进住需要办理暂住证，办一张暂住居住证当初需要20元。而现在取消了暂住证，外来人员的管理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对外来人员的情况很难掌握。当地的村干部说：外来人员中99%是好的，但是一旦1%出了问题也很可怕，现在农村中大多数的抢劫、偷窃和打架也往往发生在外来人员中间，对当地的治安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为了保证一方平安，有些村建立了专门的治安联防队，晚上整夜巡逻；外来人员众多，又没有很好的卫生习惯，再加上他们的房屋比较简陋，一些80年代建造的房屋本来就没有污水粪便的排放和收集系统，所以外来人员集中居住地卫生状况往往较差。

　　从历史上看，上海是一个主要由移民构成的城市，但在90年代以前，这主要是指市中心区域的人口构成，从有关统计上看，80年代以前上海市中心区域的人口中有85%均来自江浙一带，而在上海的郊区，绝大部分的人口是“我伲本地人”构成。是上海经济的扩张和城市发展使移民的浪潮冲击到上海的郊区农村。这样的浪潮导致了两个明显的结果：一个是大量的“我伲本地人”融入了上海市民的队伍，脱离了土地，变成了以职业经济活动为主的居民；一方面又将大量的外来人口吸引到上海，以补充三大产业劳动力的需要，尤其是弥补大量本地农民脱离土地后农业劳动力的需要。

　　在2004年的调查中，当时上海郊区本地农民从事农业劳动的人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全部具有农村户籍的人中只有一户在2003年中用全部时间用于田间耕种，只有7户人家还自己耕种土地，其余的家庭中都用一些从事职业活动以外的时间从事农业活动，耕地、打药、收割等都雇佣专业人员，这实际上是用购买劳动的方式弥补本身劳动力的短缺。有些家庭由于没有劳力只能将土地出租或撂荒。用上海郊区农民自己的话说就是：“现在种田都是‘业余’的，家庭的主要收入靠‘打工’。”

　　实际上，要利用上海郊区原有的人口对拥有的土地进行现代化的耕作和实现农业现代化已不现实。不仅是因为目前从事农业耕种的人员已经老化，而且这些人的文化素质也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需要。在2004年的调查中，农户中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比例高达42.32%，大学专科文化程度以上的比例只有5.44%，其余的均是中等文化程度。而那些上海农民的后代，即使他们获得了较好的教育，但他们从心理和技能上已经远离农业和农民。

　　上海已经开始把那些参加上海经济和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外来人员称为“新上海人”，并充分肯定他们的功绩。今天，上海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那么，谁是这个新农村的构成主体呢？除了上海郊区原住农民及其后代，包括上海市区有志于加入这个行列的市民；实际上，那些外来“新住民”在今天上海郊区的土地上，已经在施展作为一个农民的角色。他们是不是未来上海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农民的一员呢？-

　　上海农民：你认同吗？

　　如果有人问起上海郊区农村现在的状况，你该如何应答？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团队进行了整整半年的实地调查。

　　撰稿／陆幸生 (记者)

　　如果有人问起上海郊区农村现在的状况，你该如何应答？有一点是肯定的，上海原有的郊县，除去长江那边的崇明岛，依旧保留着县政府的行政建制，其他所有的都早已从县改成了区。一字之改，标志着上海农村正大步行进在“城市化”，或是城镇化的道路上；还有一点也就此经常挂在人们的嘴上，即上海郊县农民的生活水准，在全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中，应该算是高的，好的。

　　如果再请你说说上海农村和农民生活的详细情景呢？

　　在诸多媒体和其他文字的解说中，为形容上海的“味道”，这座城市上空飘扬着怀旧和时尚的旗帜。曾有如是的表达：人们在紧随潮流的同时，眷恋游走于现代和古典之间，总舍不去那份怀旧情结，这却又是追求前卫人士的最爱。其实，这些并非新版的丰富词语，从来内涵多元而且模糊。而对于上海农村，除却青浦茭白、南汇蜜桃、松江方塔、三林舞龙队等等特产和文化标志之外，人们还会最经常地“回忆”农村和农民的什么呢？沪上的县治行政区域改制成了“区”，农民“摇身一变”，是否真的就此“等于”了市民？

　　改革“制造”了“三农”课题

　　奔着“社会科学”这四个字，我迈进了位于上海淮海中路最繁华地段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在社会学研究所，我看到了两本2004年的资料汇编，一本是《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问卷汇编》，里面是“浩瀚”的图表和数字；另一本是《上海市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访谈录》，在其中的“郊区访谈篇”里，有着这样的文章标题：一个历届村干部对社会变迁和农村城市化进程的被动适应，牌桌上的效应——农村社会资本的马太效应，×××的住房曾是供外国朋友参观的样板房，一家多人下岗、日子难过，我还种田，刚就业十天的一个农村退休女工，办修车摊也挺好，医保是心病，失地老年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妻子的治病费用都靠丈夫在外地打工来维持，农村主干家庭的代际状况，大家庭各忙各、各有各的爱好，王老汉的烦心事。等等。

　　2005年的“上海居民社会意向调查问卷”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问卷文本是在2005年9月印制的，上面印着的调查有效期限截止到2006年3月31日。问卷分两种，一为城区市民，二为“农村卷”；问卷左上方印着《统计法》第三章十五条的内容：属于私人、家庭的单项调查资料，非经本人同意，不得泄露。

　　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团队进行了整整半年的实地调查。

　　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潘大渭解说了“问卷”的由来：首先是进行问卷调查的实践可能与社会各方的支撑需求。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实行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性转移，时代在变迁，社会飞跃发展，人们的生存形态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20多年来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如此众多、广泛、真实、生动的生活范例，使得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有了进行实证调查的坚实基础。这个20多年来，在中国，在上海，经济生活、社会形态、人员结构，等等，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发生”，而不是那样的“发生”，为什么结果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中国的改革实践，“制造”和提出了这样的研究任务。

　　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份上海居民社会意向调查问卷的对象，是如何确定的，也就是如何避免“内定倾向性”的作秀成分。潘大渭回答，我们与上海市民政局相关部门联系，提出一个“年龄段”，由这个规定得最确凿同时又最没有其他“色彩”的群体作为自己的调查对象，随后由民政部门提供名册，我们从中完全随机地予以确定正式的被调查人选。这样就保证了我们调查的最大客观性质。对于上海城区居民，我们挑选了2000名问卷调查对象；对于上海郊区的农村调查，我们选了两个点，一个是嘉定，它的城市化进程从历史到今天都比较高。另外一个是奉贤，它的城市化就呈现出梯度结构，梯度结构也就是有先有后、有高有低。“每个区选了100个问卷对象，挑选了5个面对面进行访谈的家庭”。

　　“认同”是对改革实践的检验

　　潘大渭说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用最通俗的话讲，就是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要是将这个变迁的内容详尽地进行分类和解析，那几乎是个可以无穷分割下去的“函数”。

　　16开大小的“上海居民社会意向调查问卷”计有16页，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请问您有上海户口吗？如果没有，那么请问您来上海多久了？如果您是外省市户口，您在上海连续居住多少年多少月？您的政治面貌，您是否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您什么时候回到上海的，您目前从事生产、工作或经营的活动情况。还有您所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下面列着9种类型：党政机关、国有事业、集体事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户／个人合伙、混合所有制企业，其他；在“如果目前不在业，请问您目前状况是”一栏里，也是9种状态：在校学习、毕业后待业、下岗／失业、协保、离休、退休、提前退休、家务、其他。说到收入，调查表上注明：包括工资、奖金、津贴、经营农林牧副渔的收入、红利、利息、营业性收入、退休金、协保金、最低生活补助等。

　　对于在改革开放中，“受益最大”和“最小”的“三个群体”，调查表内提供了20种“人员”作选择：党政干部、一般公务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三资企业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城乡个体户、文艺体育工作者、传媒工作者、科学技术人员、高校教师、中小学教师、国有企业工人、城镇集体企业工人、私营企业工人、三资企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务农农民、进城民工、村镇干部。

　　“根据您的看法，目前影响上海社会稳定最严重的问题是哪些？按严重程度一次选三项”，调查表提供了22种不同类型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就业、环境、干群关系、房屋动迁、性别歧视、城乡差距扩大、教育、社会治安、政府机构依法行政、房价、老龄化、社会保障、外来人口、腐败、诚信、信仰、医疗、职业、社会公德、其他。

　　从在改革过程中，不同的人群经济得失分布、社会地位差异、不同的社会群体是否存在利益冲突，这样形而下的具体问题，一直问到“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基础”的国家体制。对于如此众多、繁复的问卷，潘大渭的解说是：我们的调查团队设置了这么多的问题，收集、汇总这些问卷，我们希望得到的，就是要尽可能地弄明白，上海居民在经历改革开放这个“社会变迁”的时候，上海居民这个“主体”，对改革中的哪些变化是认同的，对哪些是不予认同的，为什么认同，又为什么不认同；各类认同和不认同的问题各自的比例情况又是如何。诸如此类的一切答案，将以最真实的面目告诉我们，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究竟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哪些是正确的，受到人民群众支持、欢迎和接受的；哪些是需要时间和实践逐步适应的，哪些是需要改进、改善以至改正的。哪些遭到质疑、哪些受到反对。我们所做的实证调查，搞清楚这些变化，对继续改革的实践意义不言而喻。

　　潘大渭说道：对社会认同进行调查，即对人群进行社会职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地位变化、居住条件、社区管理、党群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调查，这涉及到政府决策，涉及到未来走向，必然涉及的最终核心，是中国社会将如何继续前行的改革方向性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是否认同、如何认同则是经历了实践后的一次回答。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春天到来了

　　改革以人为本。潘大渭谈到了他和整个调查团队在上海农村调查过程中的体会。比如，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挣工资去了，剩下的老年人体力不够，种地的多为外乡人，对于这样的生产力现状，我们的农业生产政策是否要做出若干调整，如何调整？对于大量外来人口的管理、培训将如何进行，是将他们长期或定期地稳定在这里，还是让他们继续保持流动、每年来回奔波？土地使用价值也呈现出新的情况，以往的土地都是生产粮食，或者是经济作物，总之是卖粮卖菜，现在不是了，不少土地交给国家或集体办企业了，土地置换产生的效益是直接的经济补贴，“生产过程消失了”，如是情景在今天上海农村是大量的，相对应的土地管理政策要做出如何的变更？一次性置换土地获得经济补偿后的农民，以后的谋生方式是什么？还有，我们现在的农村规划，是否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潘大渭强调，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必须对如此丰富和复杂的课题，提出自己的理论回答。上海社会科学院“十一五”发展规划里就提出：巩固和发展现有的标志性、系列性科研成果，根据需要和可能形成若干新的系列成果，推出一批以广泛的年度调查、统计调查为基础的新的标志性、系列性科研成果。获取研究成果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集中科研力量和资源，对关系国家全局发展和上海全局发展的综合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努力成为上海市委、市政府信得过、用得上、靠得住、离不开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为中国的社会学提出了迫切的方向性研究要求和具体课题，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春天到来了；“上海居民社会意向调查问卷”这个课题，是一个工作量大、非常耗时的一项科学研究，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一次实践调查，也是一次获取和提升研究成果的理论机遇。这个课题组团队由中青年研究人员组成，大家发扬团队精神，协同工作，认真细致地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是其中的一个普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