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民行动”如是说--对话刘群

　　“惠民行动”如是说--对话刘群

　　□本刊记者 程必忠

　　从同业者到叛逆者，重庆长龙实业集团董事长刘群在医药行业显得有些另类，因言语中时常透露出“忧国忧民”的情绪而被同行嘲笑——“刘群能拯救天下百姓？那就把他生产

的药直接送人啊！”

　　2006年3月，刘群终于推出了中国惠民医疗行动。“我在这个行业浸淫多年，对行业内幕了解太深。我并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来做这些事情，我不缺钱，但是我有责任把真相告诉大家，并想办法减轻民众的一些痛苦。”

　　3月1日，本刊记者就此与刘群进行了一场对话。

　　“根子在定价，问题在笔下”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国家有关部门多次推行药品降价，似乎效果不大，你在药品行业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群(以下简称刘)：降了多少次我记不清，号称一降就是几十亿到几百亿，但民众医疗费用依然高，政府看不到效果，民众得不到实惠。不知道有关部门想过没有，药价与药费，药费与医疗费根本就不是同一个概念，药价是药品价值的表现形式，药费是医师开处方的杰作，医疗费则是民众治病费用的总和。三峡中心医院庆平院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根子在定价，问题在笔下”，一句话道破医药费用高的原因是处方开出来的。

　　《南》：药品降价，但医生那支笔没管住，所以药费降不下来，是吗？

　　刘：对，这涉及过度医疗服务、过度检查、过度用药的行为。什么叫过度？我手上有一个处方，但我已经处理过，去掉了上面的医院和病人的名称。病人临床症状是发烧，住了9天院，但什么病都没查出来，几天后病好了，花掉了4237.11元，其中花掉药品费2284.27元，医保基金承担了1720.91元，病人自己承担2516.2元。我查看了所使用的药品，带处方费的有兰索拉唑片77.06元、盐酸左氧氟沙星分散片44.02元、盐酸咪达唑伦注射液23.9元、异丙酚注射液68.84元、鱼腥草注射183.52元、注射用法莫替丁329.42元、注射用加替沙星666.4元、注射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621.6元、对乙酰氨基酚缓释片20.09元，累计金额为2034.85元，带方费的药占了90%。如果这些药没有带方费，医生会这么开吗？这样开民众怎么看得起病？再有，我一个朋友6个月大的小孩去医院看病，症状是发烧、咳嗽，医生用上了抗生素的输液，还开了一大包药让他带走，花了好几百元钱。我建议他用一支双黄连注射液和病毒唑注射液，打开之后加一点糖口服，再用一点小儿肺咳颗粒，当晚就见效了，只花费 20多元。

　　《南》：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刘：是医院要这么做吗？不，医院不愿这么做，但不这么做医院就没有收入来源，医生就没有工资和福利。因为财政部门资金自筹的政策(投入逐年降低)没有为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兜底，物价部门又没有给医院相应的、适合的“劳务政策”。医院的业务收入曾经连退休人员的工资都无法保障；医生的劳务收入仅限于一个几元钱的挂号费。在打开一个电视机盖的开箱费也要花几百元的今天，医师打开一个肚子(腹腔手术)却几乎没有收入，医疗机构被迫多做几次检查、多开点药弥补收入不足。这是医疗机构对财政和物价政策顺应的必然结果，加之游戏规则的不规范，使得医药市场秩序混乱，促销花样层出不穷，高价医用品和药品在临床中大量使用也成为必然。在第二个“必然”对第一个“必然”的直接推动和催化下，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被彻底推向高峰。这时，不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过高的门槛费，以及小病不保、高额风险不担的、不懂得大数法则和保险精算、处在简单操作和保险目标不明境地的保险政策渐显弊端，绝大多数民众看不起病变成了真正的现实。

　　药品集中招标的悖论

　　《南》：药价高直接导致了看病贵，国家的药品招投标难道就没有作用？

　　刘：许多地方搞了多次药品集中招标，想通过把药价降下来的办法降低医疗费，但效果怎么样呢？这一办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流通使用秩序中出现的问题，反而主导了廉价药品的恶性竞争和高价药品的关系竞争，结果是“低退高进”。廉价药品在恶性竞争中由于价格被搞得太低从而退出医疗市场，厂家不生产，商业不营销，医院不使用。生产销售廉价药品的厂家、商家纷纷转而生产、代销高价药品，想尽办法去搞成单独定价药品、特殊剂型和特殊规格的药品，其目的是在招标中想尽办法搞通关系而高价中标，全国的医药工商企业每年花费上亿元的费用围着招标转，围着招标机构和管理招标的有权人转。

　　《南》：招投标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刘：结果显而易见，医疗机构在临床使用中都用上了高价药品——即有处方费的药品。医师因费而用药，不是因病而施治，处方越开越大，一个小病就会花掉几千上万元。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医疗机构的药品中90%以上是带费的药品，医疗机构的管理者非常头痛，又没有办法，哀叹社会公德之风每况愈下，整个堕进了一个“不和谐”的环境之中。

　　集中招标在药品的流通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流通瓶颈，构筑了一个新的药品流通关系网。这个网自上而下构筑，厂家、商家的药品要进入医疗机构必须先中标，要想中标，就必须打通这个关系网。厂家增加了成本，商家增加了费用，国家减少了税收，药品正常的生产和流通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正常的药品流通的合理价格体系处于混乱状态，使药品的价格既不能反映其价值，也不能反映供求关系。

　　为了顺应潮流，厂家和商家只好变着法儿抬高药价来促进销售，拿出高额的费用来促销高价品种，从6年前的一般学术推广——发点误餐费，到现在按品种、按处方支付10%~40%不等的开单费，甚至更高。廉价的药品从医疗机构中基本上彻底退出，药品集中招标以损害廉价药的使用和没有关系的企业的利益和民众的健康为代价，成了高价药进入医疗机构使用的保护伞。

　　端上一盘药费直补的新菜

　　《南》：怎么会想到搞惠民联盟呢？

　　刘：多年来我一直在想，用一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个体制上的大“毛病”，让工业有利润，商业降费用，人民获利益，国家获税收。2002年，我有了初步想法，但我没有找到可操作的点，我曾一度要求公司的助理拿出一个办法搞“长龙一卡通”，但几度搁浅，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直到2005年12月，我确定我要搞一个惠民的医疗救助行动，与医药工业、商业、医疗机构、保险公司共同结成联盟，以“会员制”的形式共同分解民众就医困难，并提出对就医民众实施检验费和检查费让利以及实施医药费直补的构想，形成“民众得利益，医院有效益，医药工业有利润，药商降费用，廉价药有市场，高价药丢处方”的共赢局面。我给它取名叫 “1122分享法则”。

　　《南》：既要降低老百姓看病费用，又要保证其他会员的利益，这能两全吗？

　　刘：我们的计划是控制一个上限，不是不让其他会员得利。“1122分享法则”是这样的：

　　第一，严格测算厂家成本，通过开放、限价的采购平台，与厂家建立友好合作的供应关系，通过沟通和合作等方式，将厂家费用和利润控制在10%以内；

　　第二，严格控制商业运行成本，减少流通环节，把商业费用和利润控制在10%以内；

　　第三，给医院留存20%的费用和利润比例，确保医院正常运转；

　　第四，直补人民群众20%，让群众得到实惠。

　　拿医院来说，虽然协议限制了它的利益，但我们的会员是流动的，医院之间提供同样的服务。你可以想象一下，医院可以吸引到更多的病人，业务量大了，收入也就上去了。所谓两全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