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间对日索赔开始国内诉讼进程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副会长陈春龙（左）与北京的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援助协议。本报实习生周民摄

　　本报讯（记者石毅）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简称联合会）北京代表处昨天挂牌成立，北京5家律师事务所与联合会签署协议，成为对日索赔国内诉讼的法律援助单位。在联合会的协调下，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国内诉讼进入正式工作程序。

　　联合会会长童增介绍，民间对日索赔十几年来20多起官司至今无一取得最终胜利。随着对日诉讼的屡屡受挫，童增等开始筹备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于今年1月在香港注册登记，并于昨天在北京挂牌成立办事处。

　　联合会将致力于推动对日索赔的国内诉讼，将在维护和促进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前提下，争取合理解决日本侵华战争战后遗留的民间问题，向日本政府、相关企业和人士依法索取应得的受害赔偿。

　　挂牌仪式上，北京安元律师事务所等5个律师事务所与联合会签署协议，成为首批对日索赔国内诉讼的法律援助单位。他们将于近日代表田春生、张瑞和等二战劳工在国内提起对日索赔诉讼。

　　对话童增

　　对日诉讼国内审判应更公正

　　对日索赔由在日本提起诉讼到要在国内打官司，是基于什么背景？在中国提起诉讼是否有法律依据？如果日本相关方面不理会在中国进行的诉讼，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

　　日法庭未能做到公正

　　记者：民间对日索赔在中国提起诉讼，是何时提出的？为什么一直没有实现，其中的困难在哪里？

　　童增：1990年，我在提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时，就有在中国起诉日本的意向，但后来因方方面面的原因没有操作起来。1994年，小野寺利孝等日本律师找到我，签署了代理协议，从而拉开了在日诉讼的序幕。后来，在日诉讼不断败诉，一些人又提出过回国起诉，但影响都不是很大。

　　2003年9月18日，我作为中国劳工证人赴日，在日本札幌法院出庭时，深切感受了日本政府辩护律师的强辞夺理和日本法院的不公正。在毫无悔改之心的日本右翼势力影响下的日本法院里，我们赢得官司的可能性非常小。

　　依据相关法律原则和精神，对日索赔诉讼不仅可以在日本提起，也可以在中国提起。因此，我再度提出在国内起诉，并受到大家关注。

　　记者：十几年来，在日本进行的劳工、细菌战、化学武器等官司，给我们今天索赔留下来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童增：经验教训很多，关键是如何对此类官司进行调查取证，如何拿出让法庭信服的证据。另外就是，尽最大努力让那些适格的原告，即那些为数不多、尚在人世、年已古稀、体弱多病的二战受害者，能够自主地表达他们的索赔要求，进行证据收集和保存，并及时依法指定其索赔权利的承继者。

　　相信国内法庭更公正

　　记者：国际上，战争受害者提出的索赔一般是在受害者所在国提起，还是在战争发动的国家提起？

　　童增：从已发生的诉讼看，在战争发动国提起索赔诉讼的较多，在受害者所在国提起的也有。

　　记者：在民间索赔问题上，我国司法界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童增：在国内提起对日索赔诉讼，是一个崭新的问题，然而是有法理依据的。中国法院完全拥有司法管辖权，这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并完全在诉讼时效范围之内。建议中国立法或司法机关考虑出台明确的立法或司法解释，以利于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的进行。

　　记者：在中国提起诉讼，对战争受害者是否更有利？

　　童增：实际上，在公正公平的法律原则上，无论在哪里提起诉讼，其胜算的几率应都差不多。但问题是，日本政府在对待侵华历史上不道歉、不赔偿、不认账的态度，使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官司在日本法庭很难获得公正判决。

　　另外，目前要求索赔的受害者主要是老百姓，他们没有太多费用来索赔，而在日本诉讼所需的巨额费用，是大多数受害者及其家属不敢想象的，这让大多数受害者因此没能赴日进行索赔诉讼，使立案数量受到限制。

　　中国是二战受害国，对战争造成的伤害和痛苦有切肤之感。而中国的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会让中国法庭在对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上，有可能作出更客观更公正的判决。

　　日方不到庭不影响诉讼

　　记者：诉讼在国内提起，会不会出现日本方面不应诉的情况，现有国际法律和中国法律是否对它有约束力？

　　童增：按照通行法律规定，不应诉可传唤，传唤不到，可缺席判决。

　　记者：已死去的二战劳工，其家属或朋友能否代为诉讼？与幸存者本人相比，他们的诉讼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童增：为已去世二战劳工代为提起诉讼的适格的原告，应是其直系亲属，或劳工生前指定的承继者。

　　由这些适格的原告提起的诉讼，与幸存者本人提起的诉讼，在程序上没有区别。

　　困难在于，他们不是受害者本人，在言辞陈述、证据提供、证据辨认等关键环节，有可能处于“有理难说清”的境地。

　　所以，我们联合会当前最紧迫的工作之一，是尽最大努力，尽快找到尽可能多的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

　　本报记者石毅

　　劳工经历

　　“我害怕自己也死在日本”

　　赵宗仁生于1930年4月，家在海淀区苏家坨村（原昌平县苏家坨）。他是幸存的赴日劳工中记忆较清晰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也是最早参与对日索赔的中国劳工之一。他曾三次赴日本出庭作证。

　　被骗入劳工队伍

　　赵宗仁14岁时，家里共有7口人，靠租种富农的2亩多地过日子。

　　1944年下半年，赵宗仁所在村的保工所传出话说昌平县正招工，干一天发2升玉米。当时昌平县还是日本统治下的伪保政府。

　　父母决定让14岁的赵宗仁去做工。1944年农历8月30日凌晨，赵宗仁到达昌平县城。当时在一个大院里集中了几百名劳工。

　　当天下午，他们被送往火车站，有人开始逃跑。第二天黄昏时剩下的劳工被集中在一起，并出现带枪的警察看守。在开往塘沽的火车上，148个劳工被集中在一节车厢，警察守在两端。民工中最大的69岁，最小的12岁。

　　被押送到日本做苦工

　　到塘沽后，劳工们被送到一处集中营。“拉了一圈电网，门口架着机枪，外面是日本兵巡逻。”

　　7天后，一艘架着重机枪的日本船停靠在码头，赵宗仁等劳工被押送到日本福岛县。

　　在那里，他们见到了另外的中国劳工，其中多是被俘的士兵。

　　在福岛，曾有3个人逃跑，其中一个被抓回来拷打后捆绑示众。

　　劳工们为一叫熊谷组的企业工作，要建一个发电厂，劳工负责挖沙子、筛沙子、搬运建材。

　　劳工病死或被打死

　　赵宗仁说，他们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顿吃一个黑麦加细糠的小馒头。到福岛没多久，昌平劳工队就有人病死了。

　　1944年底，赵宗仁等被转到长野县，工作依然是筛沙子、运沙石、修电厂。在长野的冬天，昌平劳工又死了六七个人。

　　1945年春，劳工们又被送到北海道，在山上刨水银矿石。“日本人把大豆榨完油剩下的渣滓磨成面，再做成窝头给我们吃。”

　　有个劳工饿坏了，偷刨了两个甜萝卜，拿回去刚煮好，中队长出现了。那个劳工被打了一顿，第二天夜里死了。“他死的时候眼睛瞪得大大的，……我开始害怕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死在日本。”赵宗仁说。

　　1945年8月开始，日本人不再让劳工们干活了，态度也明显变好。过了不久，劳工们听说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

　　1945年12月，赵宗仁和他所在中队的120多个昌平同乡回到北京。

　　本报记者陈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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