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固始县委书记郭永昌:让农民从土地胜利逃亡

　　-《决策》记者 王运宝 《经济视点报》主笔 李万卿

　　被外界称为“学者型官员、官员型学者”的河南省固始县县委书记郭永昌，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他说，一个领导干部不管在哪里工作，一定要留下自己的“执政痕迹”。

　　面对改革的复杂形势和利益关系的剧烈调整，处于社会转型期和基层各种矛盾凸显期

的领导干部须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如何处理利益关系？换届之年，中央提出建设“善于治县理政的高素质县级党政正职队伍”，这一切都在表明，中国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理念正在发生改变。面对新的变化，《决策》杂志与《经济视点报》记者联合采访了郭永昌，在与记者的深度交谈中，他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虽然有些观点很尖锐，但足以引发大家的深思。

　　用互动促和谐

　　记者：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正是基层各种矛盾的凸显期，您作为县委书记，如何来化解这些矛盾？又如何引导群众通过理性合法的渠道来表达？

　　郭永昌：基层矛盾的化解实际上就是放开的问题，我带头号召所有领导干部向全县公布手机号码，每个上访群众都可以到办公室来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我是全国接待群众上访最多的县委书记。当然，“最多”并不就是说固始上访的群众多。中国的老百姓是很讲理的，很多上访户就是为了见我一面，听我说句话。举个例子，固始县城关镇有个老上访户程定新，给我写信说上访绝望了，要自杀。我看到信后让秘书找到老人的住址，然后就去他家，见面后他说：“见到你之后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了，真没想到一个县委书记会亲自到我家。”我也从没换过号码，省市信访局来暗访，发现我确实没有换过。恰恰是公布了手机号码，反而到县委来找我，给我打电话的人更少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还是用互动来促进和谐，这里的互动具体说就是领导干部爱老百姓，老百姓也要爱领导干部。

　　记者：在中央宏观政策调控下，土地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存在企业、开发商、市民、拆迁户、政府等多方的利益诉求，固始是如何来协调处理这些关系的？你曾说过，最先被“化”到城市的就是失地农民，为什么？

　　郭永昌：在固始，政府只制定规则，不涉及具体操作，政府只要打造一个让企业发展的环境，企业怎么发展，政府不要去管。我有个观点，企业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像婴儿一样，需要党委政府慈母般的关怀，给它喂奶，扶它走路，帮助成长。在固始，企业是高压线，谁碰谁触电。我们不怕开发商赚钱，只要赚得合理合法，就怕开发商赔钱。

　　对于拆迁问题，一定要学会逆向思维，拆迁过程中要保护弱势群体，这是正面。那么谁是弱势群体呢？我认为保护弱势群体是对的，但不能保护那些打着弱势群体幌子的地痞无赖。在实际工作中，拆到最后，拆不掉的大多只有两类人：一类是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第二类就是地痞无赖。真正的弱势群体，一动员就最先拆完了，政府要照顾的应该是他们。

　　对于失地农民，我认为失地农民无法生活，是个被过分炒作的概念。改革开放以后，最先被“化”到城市的就是失地农民。应该承认，有失地农民生活无着的情况，那主要是因为前几年每个乡镇，甚至行政村都在搞开发区，是人为圈地的结果，是没有产业支撑的结果，而不是城市化的结果。失地农民生活无着恰恰说明中国的城市化推进速度太慢了。真正因为城市的发展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水平其实都会提高。有一次，因为城建要征地，一部分群众来上访，说失地的农民怎么生活。我跟他们说，十年里，固始县城从8平方公里扩大到35平方公里，进入城市的大部分都是失地农民，你们去看看，到底是他们的生活水平高还是你们的生活水平高？所以很多时候，一定要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他们才会跟着变化。

　　记者：民生问题日益凸现，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正在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中央也在三令五申维护老百姓的利益，那么，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中的固始，如何维护基层农民群众的利益？

　　郭永昌：农民进城依然是目前解决农村问题的捷径。先算一笔账，一个进城务工农民月工资800元，对于大城市来讲确实低了，但一年就是近1万元收益，有多少农民种什么一年能收入1万元？一年的工资就是在土地上十年的收成。对于农民来说，这1万块钱可以解决子女教育、医疗、房屋等很多问题。子女上学后进入城市，还可能带动全家都搬入城市，这是一个很长的链条。所以我认为，靠加大对三农的投入而把农民留在土地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杀伤力非常大，还是要让农民“洗脚进城”，在大海里学会游泳，不管是织毛衣还是做鞋子，进城农民都能学会一门手艺。更重要的是，不能简单地看农民进城与农民回城这个过程，出去的农民与回来的农民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两个人，而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发生了一场“革命”，只有进城之后才能发现赚钱的路子，学会赚钱的办法，一辈子呆在农村也看不到有什么出路。因此，我认为还要让农民从土地上“胜利大逃亡”。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规划、道路建设都很重要，但新农村建设的出路不在于多少资金的投入。喝上自来水、建好柏油路，只是生活环境的改善，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能力提高了多少，农民收入提高了多少，农村财富增加了多少。新农村建设的千问题万问题，都只能在农民身上解决，农民问题不解决，农村农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政府不要以为比农民更聪明，农民愿意干的事政府一定要放手，农民不愿意干的政府一定要住手，政府越管越出问题。

　　在利益碰撞中行进

　　记者：如果说发展经济是做蛋糕，那么利益分配就是分蛋糕。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关于“富人”和贫富差距的争论，在“做”与“分”的关系上，您从一个县委书记的视角，是怎么看的？

　　郭永昌：利益分配是个问题，又不是个问题，因为存在贫富差距是很正常的,共同富裕是个相对概念，而贫富差距是绝对的。不能一看到贫富差距就盲目说“为富不仁”，只有富人才会成为善人，成为慈善家。富人的“善”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把钱捐献给社会福利事业；二是富人积累财富和消费可以扩大就业。富人买一辆汽车，需要洗车、修车、加油等等，可以创造多少就业机会？不管富人主观上多浪费、多奢侈，但在客观上是为穷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因此，对富人不宽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富人多的地方穷人就少，富人少的地方穷人则多，“此地多奢华而民易生，天下多禁忌而民弥平”，一个仇视和排斥富人的社会至少不是一个成熟和文明的社会。过去孟子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应该成为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况且，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阶段跨度很长的国家，一边是金茂大厦，一边是坍塌的窑洞；一边是背着计算机周游世界的白领，一边是拿着鸡蛋去换盐的村妇。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还是靠发展，一定要把蛋糕做大。

　　记者：您曾说过，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也没有根本上的稳定。作为县委书记，您是如何看待改革、发展的呢？

　　郭永昌：现在针对改革有很多争论，有人也在“叫停”。但是，任何改革都会出错，任何改革都肯定不会整体受益，只能是局部或大部分受益。改革就是拿一部分人的利益给另一部分人，通过市场、政府的调控手段去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具有管理能力的人，把这个利益切给他。但现在的改革进程中，好像老百姓越来越不满意，经济学家也站出来指责说：改革出现了很多问题，出血点太多。比如国企改革，有些人宁愿国企烂掉，也不愿意有人占国家的便宜，觉得这好像就是道德。一定要警惕有人用道德“刺杀”我们的经济！日本的明治维新，天皇把很多的“国有资产”无偿奉送给其经营者，因为有巨大的利益空间，企业才可以创新发展，参与竞争时才勇于放手一搏；也因为享受了天皇所赐的恩典，壮大后的日本企业家才具有报效国家的胸怀。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搬一张桌子都会流血。现在我们是开着一辆饱经沧桑的车子，艰难的穿越各种利益剧烈交织的坎坷路径，油门踩快了，有可能翻车；紧急制动会让过去所有的努力付之一炬。进还是退的问题，已经别无选择。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与各种利益碰撞、博弈的过程，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行进更悲壮，会有很多矛盾冲突，所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一定要在各种利益调整中勇往直前。

　　记者：在固始，政府经营城市颇具特色，但是，经营城市一直是大家都在争论的话题，更有人认为政府经营城市是盘剥农民，您是如何理解经营城市过程中颇受争议的土地急剧升值的问题？以及目前普遍存在的对房地产商的指责？

　　郭永昌：政府经营城市是城市化的正确选择。有人说政府经营城市，就是靠盘剥农民的土地换取发展，他们的理由是政府从农民手里拿到土地只有几万块钱，但会在市场上炒到几十上百万，认为农民吃亏了，这是非常可笑的观点。问题在于是农民让土地升值还是政府让土地升值？答案肯定是政府，土地在农民手里几千年也没有升值。是因为政府搞城市化，土地才升值的。另一个因素是房地产商，正是他们跟进，才会把土地的价格拉动起来。他们常常是敢想敢干能够点石成金把蓝图变成现实的英雄，可以说，没有开发商就没有现代的城市。

　　现在房价之所以会成为社会焦点，是因为人们对拥有自己住房的预期太高，所以大家容易拿房地产价格开刀。美国那么发达的国家，自己拥有住房的只占40%，而在中国达到了80%，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永远买不起房子的穷人，因为决定房价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况且，房价永远不会低到让所有人都能买到房子，房价也不可能高到让所有人都买不起房子。耕者有其田可能实现，居者有其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不了。

　　县委书记要当好“校长”

　　记者：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在使用基层干部方面如何创新呢？如果自己的下属犯了错误，或出现矛盾，作为县委书记又该如何处理？

　　郭永昌：我把基层干部分为四种类型：干成事不出事；干成事出事；没干事没出事；没干事出事。对一个县委书记来说，我使用干成事出事的，因为这是一个常态，整个发展是与失误相伴而生的，只要干事就有可能出事，既愿意干事又能干成事而不出事的干部是没有的。现在我们的用人体制复制了一大批脸谱化的干部，不干事也不出事是他们的最高追求。敢于用冒尖的干部、敢于用有突破性的干部、敢于用负责任的干部，对于提高执政能力，比制度建设更重要。

　　自己的下属犯了错误，如果只是一味靠批评、惩戒，等到他不犯错误的时候，基本上就等于是一个“废人”，越来越会处理“关系”，什么风险也不敢冒。所以，在我提出的“六不”中，就有不批评人、不整顿纪律。我觉得一个领导除了做表率，还要能够当好“校长”，一个县委书记主政一方把经济社会的发展拉动起来仅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培养干部，把干部也拉起来。真正当一个好校长，不但传授思想，还要传授方法。

　　我一直有个观点，当副职要听一把手的，当一把手要听副职的，这就是班子建设最大的辩证法，实际上是一个“换位思考”的问题。具体说，当副职的时候要理解一把手所承受的责任和压力；当一把手的时候要体谅副职。因此，我提出一把手一定要当副职的出气筒，千万不能把副职当成一把手的出气筒。在固始，我从来不管干部，这在全国的县委书记里面，也是个“创举”吧。

　　记者：有句话说“中国的县委书记都是真正的政治家”，中组部专门强调建设善于治县理政的县级党政正职领导，你认为一个县委书记应该具有哪些素质？怎样提高自己的素质？

　　郭永昌：首先要有勇气，县委书记是承受各方面压力最大的，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像暗夜里在冰上行走，不知道危险来自何方。其次就是政治智慧，要“吃透两头、把握中间”，先要吃透上面的政策，再吃透基层的底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有多大？经济的支撑力有多大？县情是什么？都要心中有数；“把握中间”就是县级党政的决策，这需要党政领导的决策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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