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困顿中的坚守

　　重庆首次志愿者乡村调查

　　纵深

　　他们不算是“官”，却是老百姓的“主心骨”。在信息贫乏的偏远地区，他们的一句话可能成为村民们信奉的“公理”。大事小事，家长里短，都少不了他们的张罗。他们的思

维、言行或许在决定着一个村子、一群人的前途命运。

　　村官，一个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群体，在农村“轻徭薄赋”之后，面对着日渐萎缩的收入来源，他们如何在运转费用上“左腾右挪”，而决策者又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难题呢？

　　村官：困顿中的坚守

　　信报记者 杨冰/文 黄 伟/图

　　书记守摊组长卖粮

　　公路边，飞驰的汽车卷起一阵尘土，呛得路边的行人纷纷闪躲，70多岁的黄家军一个人守着小摊，一动不动。

　　过路人也许不知道，这个孤独的老人，曾经是马路边这个叫白马村的党支部书记，当年在这里，黄家军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但是除了名声之外，二十几年的书记生涯并未为他带来更多好处。退休后，由于子女并没赚什么钱，黄家军也不能像一个普通农村老汉一样安享晚年，每天都只有守在公路边的这个小摊，卖点火柴、针线。

　　就在黄家军守着小摊的时候，几十里外的官坪村，杜大华背着一个竹编的背篓，里面装着一袋玉米，七、八十斤的重量使他不得不躬下了腰。他是要把自己家的几百斤玉米背到公路边，从早上9点到现在，两个小时时间他已经来回走了十来趟。他的家在半山腰，而所谓的公路，也不过是在山背后一条一米多宽的机耕道。

　　“外面来收玉米的车子看天看月来一次，今天还不知道来不来，要是不来我就又白背了。”杜大华望着微阴的天，忧虑地说。

　　杜大华今年50出头，是忠县新立镇官坪村八组人，曾任该组的组长。五年前因为右肺发炎肿大，丧失了劳动能力。

　　“他的病很难治得好了，现在只能靠赤脚医生的一些草药勉强支撑着。”与记者一路的现任组长黄德胜说，“主要是病被拖了，也没有钱进大

　　杜大华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媳妇目前在重庆打工，收入勉强够维持生活，二儿子目前的状况，用杜大华的话说是“还在游荡”。杜大华的妻子也是体弱多病，干不了重活，自从杜大华再也不能干活后，杜家的地基本就荒了。

　　杜大华带记者参观了他的家，屋顶的缝隙透下了一道道光，反而使得房间里亮堂了起来。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外，基本没有什么家具，唯一的家电是一台老式黑白电视机。“我花50块从收破烂的手头买的，还可以。”杜大华一边拧着调台旋钮，略显得意地对记者说。

　　正屋的旁边是杜大华二儿子的房间，这曾经是杜大华为二儿子准备的新房，而所谓的“准备”也不过是里面放了一张床，四壁用报纸糊了一下而已。

　　与黄家军、杜大华的窘迫处境相比，记者采访到的其他村干部稍微好点，但是他们的经济状况与杜大华一样，经不起一点“风浪的颠簸”，即使患上一点小病，便立即可以使他们的家庭陷入危机。

　　在桂花村干了三十几年支部书记的唐玉言至今也是整天为油盐钱发愁；在狮子村作了四十几年支部书记的黄文登靠两个儿子的收入过活，高乐村老支书杜友波的情况好点，因为他的儿子在县里有个比较固定的工作。

　　官坪村党支部书记黄正华每年要出去卖两次寿衣，因为镇上的寿衣厂需要推销员。他们一般结伴到宜宾去，一套寿衣价格谈得好可以赚80元左右，一年出去两次还是可以为他带来一笔还不错的额外收入，这些钱都被用来补贴家用和供儿子读书。

　　黄德胜则是依靠照遗像赚钱。他先去老板那里租来相机，然后到比他们更贫困的山区里走村串户揽生意，照完相后，再到老板那里去洗，然后再给顾客送回去。一张照片老板提成6元，洗照片成本6元，生意谈得好可以谈到20元一张，他就赚了8元。

　　事无巨细村官难当

　　“说官也不是官，但是管着的事情不少。”官坪村党支部书记黄正华这样评价自己。因为全村2000多人，家长里短，夫妻吵架，都要黄正华出面。

　　新立镇双柏村党支部书记黄德林这样评价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我们做的工作，也许在别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做得了大官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当好一个党支部书记。”

　　与黄正华一样，黄德林的工作同样是靠“腿和嘴巴”干出来的。黄德林是天生的大嗓门，黄支书一喊，全村基本都能听得见，尽管如此，很多事情仍然要他登门。2004年，忠县全县推行农村合作医疗，这本是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的好事情。但是有很多农户就是不愿意出这点钱，为此黄德林只有一一说服。

　　作为一个村支书要花多少时间在工作上？记者曾就这个问题问了黄德林和黄正华，结果两个人的答案都是80%。

　　黄德林家还种着几十棵柑橘树，但是一直是靠家人来打理，黄正华家的农活基本是他的妻子一人承担。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各自干着自己的工作，并且有的一干就是几十年。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黄正华刚刚从涪陵回来，他这次到涪陵主要是为了考察青蒿的种植，看有没有市场，价格怎么样。

　　在官坪村的一座山脊上，一眼望去，全部都是刚栽不久的花椒树，据黄正华介绍，总面积在570亩左右，这是黄正华在江津卖寿衣时发现的项目。当时国家正在推行退耕还林政策，官坪村位于山坡上的地将全部栽树，本来地就少的官坪村，村民的收入将面临着挑战。

　　黄正华打听到，如果栽花椒将会享受到国家8年的补贴政策，而官坪村的坡地也适合花椒的生长。于是他和同村的干部动员村里的人集资，一起到江津买回了花椒苗，将退耕还林的坡地全部种上花椒。

　　黄正华说，他的发展目标是1000亩，按照保守估计，届时将有10000棵花椒树生长在官坪村的山坡上，按照每棵花椒平均年产干花椒3斤，每斤干花椒15元算，官坪村村民每年将会增加45万元的收入。这对于目前的官坪村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目前官坪村人均年纯收入是500元左右。

　　与黄正华不同，组长黄德胜的工作更显得“琐碎”了些，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每个月召开一次群众会，这并不因为黄组长喜好开会，而是因为八组有十几户老人，年龄最大的已经有85岁了，儿女常年不在身边，“我不这样，万一他们有个三长两短都不知道。”黄德胜说：“只有每个月开次会，我好知道人还在不在。”

　　大到脱贫致富，小到生活琐事，村官们充当着一个村子发展的“主心骨”、民事协调员、政策传播者的角色。

　　经费短缺贫穷困扰

　　然而这些村官，却面临着贫穷的困扰。

　　一个村支部书记每年的工资，按规定是一个村的人数乘以一元的系数为工资的全额。但是事实上很多人仍然不能拿到全额，因为乡镇还要对书记进行目标责任考核，按照考核的分数打折。比如80分，则只能拿到80%。这样算来，一个村支书全年的工资大概在2000元左右。

　　组长的工资是固定的，每年420元，村主任、会计工资和支书差不多，计划生育专干大概是书记的80%左右。

　　“我一年随便干什么都不只挣这点钱。”黄德林对记者说，其他的村官们也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像杜大华、黄家军、唐玉言等，干了很多年的村官，但是生活仍然困难。

　　然而这还不是最关键的，自从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的收入来源逐步萎缩，加上集体经济的贫乏，目前村级基层组织处于运转举步维艰的状态。

　　据一些村官介绍，在收农业税的年代，村里面只有靠瞒报一些村提留款，用来作为村委会的办公经费，但是自从取消了农业税之后，这笔瞒报的“收入”再也没有了，于是一些贫困地区村委会的运转陷入了停顿的状态。

　　据黄正华介绍，原来官坪村还有一家小学，后来学校不办了，村里面就将校舍租给一个民办小学，每年村里可以收入2000元租金，但是现在中小学也不收费了，这个民办小学也难以维持下去，到时候官坪村委会将没有一分经费来源。

　　这不仅仅是官坪村面临的问题，目前全国的村级基层组织同样都面临着这样的难题。贫困地区是完全没有经费，如果说富裕地区可以不在乎这点钱，尚可自筹一部分，那么谁又愿意贴钱来当村官呢？如果让国家财政来解决，那么全国37100个乡镇政区，按照平均每个镇20个村来计算，即使一个村一年增加办公经费1000元，每年将会多出7个多亿的财政支出。这笔钱又从哪里来呢？

　　记者手记

　　村官命运值得关注

　　在所有人呼唤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农村基层组织却因经费问题陷入困境；当人们在呼唤民主选举、民主监督，选出老百姓称心的村委会时，也许被选的人根本就不愿意来做这个事情。

　　经费贫乏、缺乏激励机制，已经成为目前农村基层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中，村级基层组织将承担着“领头人”的历史使命，南街村、华西村的经验都证明，一个有力的村委会，一群有能力的带头人，或许决定着一个村子的前途命运。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许多县级政府财政每年为每个村拨出了3000元的办公经费，但是这3000元究竟到村委会手里没有？并不能肯定。因为取消农业税之后，“镇上也不富裕”。

　　但是，取消农业税后，乡村财力的骤然紧张，正好从反面说明了一个容易忽视的事实：就是长期以来，农村政权的运转，相当一部分是靠农民微薄的收入支撑的，不同程度建立在加重农民负担之上的。正是取消农业税，把这个隐藏极深的问题逼了出来。

　　因此，解决村级基层组织的困难，不能再从农民身上打主意，更多的应该是政府帮助农村发展集体经济，使农村基层组织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目前在忠县的双桂，已经在推行这方面的改革，由村长兼任农民协会的会长，既能减员增效，又可以使村长能够更多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据忠县分管农业的龚副县长介绍，忠县将乡镇干部下派担任村官的改革也即将推行。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在梁平县已经在试行对村官进行激励，具体措施是根据村官工作的时间长短，由政府出资购买

　　许多人认为：“村级组织又不是国家的一级政权，它属于村民自治组织，村级组织是否正常运转是村里的事，党委政府管不了。”因此，一个必须认定的观念是，村级组织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处于政权链条的末端。面对村内公共事务，它实行村民自治，属于村民自治组织，面对农村经济发展，它是一种经济组织。所以，村级组织是农村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综合体，村级组织运转绝不单是村里自己的事，不该忽视村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