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角膜的秦皇岛副市长另类人生

　　他是一名“太书生气”的市长，也是为参与实践亲任售票员的民盟主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吴昌荣立

　　下遗嘱捐献全部器官

　　□本报记者吴学军秦皇岛、北京报道

6岁的小女儿还不知道父亲的离去意味着什么。本报记者吴学军摄

　　病房里，韩振江一会躺下，一会坐起。这个25岁的小伙子，已经五六年没有如此清楚地看到身旁的世界。

　　4月9日，眼角膜移植手术第二天，韩振江的左眼视力从0.04恢复至0.4.病床之上，他说，出院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到“恩人”家中致谢。

　　为他捐献眼角膜的人已然谢世。享年68岁的吴昌荣，4月3日下午病故。这位曾任秦皇岛市副市长的老人，也是这个城市中第一个眼角膜捐献者。

　　捐献眼角膜第一人

　　“捐遗体，必须睁着眼办。我若合上了眼睛，谁能替我办公证、履行法律手续？”

　　“姓名：吴昌荣；年龄：68岁；诊断：肺间质纤维化”。4月8日，秦皇岛市第三医院病房里，这张床头卡仍挂在床边。床是空的，被子折在一边。

　　3月3日上午10时许，卧病在床的吴昌荣在妻子的搀扶下撑起身躯，拿起笔，在秦皇岛市红十字会的眼角膜志愿捐献书上签下了名字。他由此成了秦皇岛市第一位、河北省第四位捐献眼角膜者。

　　一位现场采访的记者回顾，虽然手在颤抖，但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表情是坚决的。

　　秦皇岛市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刘翠介绍，曾与之联系想要捐献器官的人很多，但由于须经家属同意并签字，多数人受到阻力而没能完成。

　　妻子钱早珍最早知道这个想法是在2004年。她回忆，吴昌荣第一次向她谈起此事时，她很难接受，故意把话题岔开。可一个礼拜后，吴昌荣再次向她谈起了此事。

　　“他说话的眼神，像个孩子似的求你。我知道他是认定要做这事的。”钱早珍最终同意了。

　　从1999年开始，吴昌荣被咳嗽、多痰等症状缠绕。

　　2001年，他被诊断患有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所谓特发性就是不明原因。”家人对此的推测是，这与他年轻时从事地质、化探工作有关。

　　2004年初夏，医院又一次下达了病危通知后，吴昌荣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死后把遗体捐给医院，让他们解剖开，看看肺里到底有啥东西这么难治！”

　　去年12月26日，他在北大医院写下《郑重声明》：“我辞世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我的眼角膜、肝、肾、心脏全部捐赠；遗体捐献给医学院制标本供教学用，无价值部分火化后撒向农田做肥料。

　　为人民服务是永恒的主题，我愿带头做好。“

　　为了保证遗愿的实现，吴昌荣还给市政协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捐遗体，必须睁着眼办。我若合上了眼睛，谁能替我办公证、履行法律手续？”

　　秦皇岛市政协副主席冯国华收到信后，感慨良久。作为多年的同事，冯建议吴昌荣缓一缓。“但他非要坚持，说万一哪天一口气上不来，不就留下终生遗憾了吗？”

　　从北京回到秦皇岛，吴昌荣又住进了市三院。3月23日，病情急遽恶化，钱早珍在病房里大哭起来，吴昌荣吼了一声：“别哭，坚强。”这也成了他留给妻子的最后遗言。

　　“实干派”教授

　　吴昌荣多次为地质毕业班找来生产实习的任务，为学校增加经济来源，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收入。

　　躺在病床上，吴昌荣曾不止一次念叨，得了这个病极不甘心，因为此病发病率为十万分之一二。

　　“我真的想多活几天，可人的生命总会终止。我能给社会留下的只有这个躯体了。”3月6日，吴昌荣忍着剧烈的喘息和咳嗽，断断续续对一名记者说，一行清泪顺着眼角缓缓淌出。

　　在吴昌荣临终前一段日子，秦皇岛市政协老干部科科长李永海经常去医院看望吴老。他说，这些年送走了十多位老领导，吴老是第一位想到捐献器官的干部。

　　但熟悉吴昌荣的人都知道，老爷子一直是个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的人。

　　时光倒推25年，1981年，吴昌荣被调至秦皇岛冶金职工大学（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前身）任教。因教学中的实干精神，吴昌荣很快被提拔为教研室主任和教务处处长。

　　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是“工人哭、农民笑、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以此说明知识分子普遍的经济情况。

　　吴昌荣认为，国家的经济不算富裕，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所以主张采用多渠道办学的方法，使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增长才干。

　　许多老师提出的一些想法，例如利用寒暑假办班等，他都大力支持，并积极引导。

　　他自己也多次为地质毕业班找来生产实习的任务，为学校增加经济来源，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收入。

　　学生陈涛说，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学校里有一些人对吴昌荣的做法很反感，认为这是“政治路线的问题”，但又对当时的政策吃不透，于是就在表面上沉默、内心里抵触。

　　与此相应的细节是，在学校的十几年里，吴昌荣年年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可是年年入不了党。

　　民盟主委亲任售票员

　　1992年，吴昌荣号召盟员集资5万元，购进一辆18座面包车运营。他亲自担任售票员。

　　1986年，在同事胡伦积的介绍下，吴昌荣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92年成为秦皇岛市民盟主委。

　　当年3月4日，经市教委批准，他发起成立“民盟科技学校”，共招生7期，培训学员430多人次，共收学费近5万元，除去直接成本费、房租费、教师讲课费、办学人员劳务费，盈余近两万元。

　　这种做法遇到一些质疑。

　　吴昌荣的回答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不可能在“空谈”中产生。只有在实践中检验和总结市场经济的各种规律，从而完善改革开放的各种政策，才能实现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职能。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经济流通的加速，运输需求与运力紧张之间的矛盾凸显，而个体运输业又在政策上受“歧视”。为了探索这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矛盾，1992年，吴昌荣号召盟员集资5万元，购进一辆18座面包车，在北戴河到山海关之间运营。他亲自担任售票员。

　　三个月内，运营收回17900元，同时总结了许多有关市场经济秩序的经验和理论，这为盟员参政议政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老同事张宗祥说，1993年，市委按照省委的要求，选拔一位党外的同志担任副市长。市委常委会认为，吴昌荣在民盟中工作的表现，尤其是他主抓经济工作的思想和作风，完全符合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这是其他候选人所没有的。

　　1993年4月23日，在秦皇岛市九届人大会议上，到会代表320多人，吴昌荣以280票当选副市长。

　　“不会当官”

　　吴昌荣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他感到很难堪，但转念又想，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面子上的问题”。

　　吴昌荣主抓旅游和科技工作，期间，有一件事耐人寻味，被记载在他的工作笔记中。1993年10月，吴昌荣一行考察了山海关旅游景点后，召开了一个会议。他鲜明指出，山海关的经济主要发展方向应该是旅游，并举例说明：“当初你们投入2000多万元扩建老龙头景区，两年时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假如你们把这2000多万用于办工厂，五年也不一定能够收回投资，甚至还有可能赔进去。”

　　当年陪同检查的一位官员回忆，台下有几个干部相视而笑，令吴昌荣很纳闷。原来，在三天前，一位市委领导视察时明确提出，山海关的工业要振兴，要大力投入资金发展工业。

　　吴昌荣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他感到很难堪，但转念又想，自己说的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面子上的问题”。

　　在即将出版的吴昌荣传记《一生何求》中，记载了另一件事。

　　1993年，吴昌荣来到市科委进行调研。一些中层干部普遍反映，现任的科委主任缺乏感召力，造成队伍不团结，许多会议无法正常召开。

　　吴昌荣向市委反映了情况，建议更换科委领导班子，并提出了科委主任应具备名牌大学毕业、有高级职称等三项条件。

　　市委领导听取意见后，让组织部拿出几个科委主任的人选来。对组织部拿出的三个人选，吴昌荣认为，没有一个符合他提出的“三条”。于是，他又找到市委领导，并提出自己认为的合适人选。

　　市委最终同意了他的意见。但此事被一些老同志认为是“吴昌荣不会当官，手伸的太长”。

　　1995年，根据决定，吴昌荣不再担任副市长。这在他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老同事宋世同看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太书生气，不适合从政。”

　　请客只花50元

　　当上副市长后，朋友们让吴昌荣请客，他把大家领到了一个大排档，吃的是黄瓜、萝卜、骨头汤。

　　1994年，一个秋日的午后，吴昌荣与一位记者做了一次长谈。他坦承，在政府工作一年来最头疼的问题有两个：一是送礼问题；二是应酬问题。

　　吴昌荣说，自他到政府工作后，送礼的人越来越多。

　　一种是老同志，老朋友，想联络一下感情；一种是下属部门或个人。特别是一些想托人办事的人，总要提来好烟好酒送给他。

　　尽管他把送来的钱、物基本都退回去，特别是现钱一分也没有留，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觉得这样太伤感情了！”

　　他苦恼的第二个问题是应酬太多。他说，现代社会是开放的，一点不陪不吃不送是做不到的，但问题是，陪的太多了，吃的太多了，送的太多了。既浪费公家的钱财，又浪费个人的时间和精力。

　　凌济树是吴昌荣的大学同学。他回忆起一件令他有点“耿耿于怀”的事：当上副市长后，朋友们让吴昌荣请客，他把大家领到了一个大排档，吃的是黄瓜、萝卜、骨头汤，一桌饭才花了不到50元。

　　“身为副市长，签字报销的权力总有一些。”凌济树说，有时同学聚会，虽然谈的多为工作，但吴老从不跟单位要车，还得让同学找车拉上他。

　　退休后，吴昌荣被秦皇岛市几位欲办民办大学的人聘为顾问。

　　“要说顾问，指点一下完全可以了，可他却一个个单位地跑，宁可屈副市长之尊，向一些科长去汇报工作。”市政协副主席冯国华说，像他这样放得下架子的人实在很少见。

　　“老爷子”的美丽生活

　　他的睡衣穿到起球，还不让换。直到卧病不起，钱早珍瞒着他去大商场买了两套睡衣，回来解释说，正好赶上打折，两套才80元。

　　吴昌荣这一辈子结了三次婚。1955年初中刚毕业，他17岁，家里给包办了一个。

　　1962年，吴昌荣认识了第二任妻子，他们在一起生活了37年。

　　在他给自己制作的生平光盘中，吴评价自己的前两次婚姻是“无果而终”。1998年，吴昌荣60岁，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两人年龄相差28岁。

　　在家里，吴昌荣亲昵地称呼妻子为“大宝贝”。但吴昌荣从未给他疼爱的妻子买过一件贵重的衣服。

　　“我们的衣服只在

　　6岁的女儿吴小盼被吴昌荣称为“小宝贝”。在家门的墙上，贴着她一周必做的事情。周一，勿忘戴红领巾……周五，勿忘给老爷子打电话。

　　2006年4月8日，周六，放学归来的吴小盼埋怨母亲忘了去学校接她。吴昌荣的遗像高高挂在墙壁上。对父亲的离去，她似乎还未能理解。

　　4月10日，吴昌荣去世一周的日子。因他的骨灰被撒入大海，当天一大早，亲人们来到北戴河海滩，鲜花和水果被撒向大海。生前，他特意嘱托亲人，不要烧纸钱，以免污染环境。

　　13年前，身为副市长的吴昌荣在这里检查工作时发现，一些游客在海滩上扔垃圾，他当场责成相关单位，把海滩的沙子全部筛一遍，以去除沙子里面的垃圾。

　　这一天，海滩上，细沙平展，洁净无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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