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中美细节：爱恨交织中好感占主流

　　-杨玉圣

　　爱恨交织中好感占主流

　　1784年来广州开拓商业奇迹的“中国皇后”号上的美国商人，是现在有确切文献记载的最早来华的美国人。那时的美国，还是刚刚独立建国、处于邦联体制下的松散的十三邦

联合体，与1789年创始、一直延续至今的联邦制下的美利坚合众国，还完全不能同日而语。这之后又过了半个多世纪，鸦片战争后，“天朝”开始与“地上的世界”接触，面对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林则徐、魏源等极少数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于是美国这个新世界的新国家才终于进入中国人的视野。

　　回首当时，我们的先人对美国完全是茫然无知。曾任广西、福建巡抚，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徐继畬，在1848年所撰《瀛寰志略》中，第一次把美国的国名意译为“米利坚合众国”，这与当时流行的花旗国、育奈士迭国、美理哥合省国等相比，已经非常接近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规范译名了。该书还第一次把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详细地介绍给国人，对他赞誉有加。作者还准确地看到了美国的州(state)与中国的“省”的区别，在行文中用“国”来表示，如阿甘色国(阿肯色州)、密士失比国(密西西比州)，等等。

　　曾协助林则徐规划形势的梁廷枬在1844年著的《合众国志》，是第一本中国人写的关于美国的专门著作，对美国的总统制刻画得惟妙惟肖。正是在这一“开眼看世界”的新思潮中，中国人“发现”了美国这个新国家，而这个新国家是过去闻所未闻的。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曾翻译过一些介绍美国政治体制的资料。戊戌变法和辛亥时期，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把美国当作一面外来的镜子，图谋维新或革命之道。孙中山的中华民国蓝图特别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和美国经验息息相关，他晚年甚至在演说中提出要“把中国化为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学者出身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主张，深得中国政论界的欢迎。陈独秀称赞威尔逊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所谓“美国是中国真正的朋友”成为当时相当流行的观念。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有数千学生在“五四”游行时喊的口号是：“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但公理并未战胜强权，巴黎和会的最终结果使中国人觉悟道：天助自助者。五四时期，中国的新闻业方兴未艾，知识界思想解放，百家争鸣，当时对美国从厚望到失望的大起大落，在媒体上有深刻的反映。

　　尽管如此，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仍是占主流。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文化的输入与传播产生了重大效应。根据北大已故教授罗荣渠的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在当时，拥护民主，即‘德先生’，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在留美学生中)是以美国为样板的。所谓民主就是指共和制与代议制，这在晚清一些人的文章中就是以美国为效法的榜样……至于提倡科学，即‘赛先生’，虽然不能说是以美国为样板，但它首先是在美国留学生中提出来的”。用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的说法，“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918年出版的《美国工商发达史》，是出自中国人手笔的第一本探讨美国经济成功的有价值的著作，其作者叶建柏当时是留美学生，他的切身体会是：“乘舟来美者，入纽约湾，遥见自由神像，昂首立海中……则自由独立之念，不觉油然而生。及观摩天之楼，白若玉阙，上接云汉，恍非人世，夜间电光灿烂，极人间之观。回忆我国暮烟沉沉，奄然垂毙之象。其相去又安可以道里计乎？”这种深沉的反思意识成为那一代中国人的精神象征。“设若袁世凯生在美国，中国的人民有美国的人民那种觉悟，他也敢发生做皇帝的梦吗？”北大高才生罗家伦1919年11月8日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偶然的。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的见解同样发人深省：“我平日的主张，以为我们观风问俗的人，第一个大目的，在于懂得了人家的长处。我们所该学的，也只是人家的长处。我们今日还不配批评人家的短处。”

　　从顶好到滚出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中国和美国首次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内部孕育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美国进一步卷入中国事务。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在中国的形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蒋介石表示：美国“为中国生死患难惟一之真友”，提出今后反侵略战争要以美国为中心，中国的国际政策“皆惟美国马首是瞻”。1942年10月美英宣布废除其在华特权，1943年1月11日中美及中英正式签订“平等新约”，举国欢庆，“埋葬了沉痛的历史，展开了民族的新生”，成为《庆祝平等新约歌》的主题。

　　这种感受在当时并不是偶然的。应该说，从1941年到1945年，美国作为“友邦”的形象，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顶好！”一度成为中国老百姓竖起大拇指夸美国兵的专有说法。马叙伦在1945年10月6日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非今世强国之冠冕乎？美国非今世民主国之模范乎？美国国民之思想何等自由乎？……吾国方今相期以实行民主政治，则美国非吾师乎？”

　　正因为如此，当1945年12月战功卓著的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关系时，曾受到广泛关注和普遍欢迎。这一点，连马歇尔自己也感触很深：“大部分中国人民都欢迎美国帮助寻求一种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方法，这种蕴藏着的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这个国家足以使我们增光、能够感触到的宝贵财富，是一种存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党派领域之外的因素。”但可惜事与愿违，一年调处，一边灭火，一边浇油，成为中国内战的“制造者和鼓舞者”，从而使“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烟消云散。1946年下半年访华、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佩弗，在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备忘录中写到，“美国第一次在中国人心目中承担新角色，这一角色意味着声誉的丧失，从失望到公开的反美情绪，对此不应忽视或低估”。1947年1月出版的《世界知识》发表的郑森禹的评论概括说：“美国现在所得到的只是中国大官僚大买办大地主等的少数人集团；真正民主分子及广大人民，却对美恶感日深。百年来中国人对美国传统的好感，已化为乌有。一年之间，从‘顶好’到‘滚出去’，变化实在太大，这对于美国人民而言固然有难言之疼，对美国当局也得不偿失。”

　　相互理解与尊重仍是主题

　　从1949年到1972年，中美两个大国非但不相往来，而且几乎始终处于相互敌视和对抗的非常状态。加之国际冷战格局以及中国(特别是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文革”等)、美国(特别是麦卡锡主义、民权运动、水门事件等)各自国内政治生活的刺激，使得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处于扭曲之中。

　　不过，中国党政领袖仍正面承认美国的长处。比如，刘少奇多次正面谈到美国的大农业经验。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大炼钢铁、“赶上美国”的号召：“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但后来“左”倾当道，虚骄横溢。尽管如此，仍有个别学者难得地发表了一些非常清醒的见解，如经济学家吴承禧提出：“以美国今天来说是世界上生产力最高度发达的国家，苏联没有一样东西是赶上它的”。美国的科学、精简节约、自动化生产方法、农业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此，“我们不能再从教条主义来看美国，不要总是把它们看成不行，看成是纸老虎，但是也不要把它看成有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如另一位著名学者彭文应在苏共二十大后提出了“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的观点。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美国观逐步得到修正。21世纪，美国的超强国际地位与中国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跨太平洋的两大基本态势。沟通与了解，理解与尊重仍是主题，我们对于美国的了解终究会愈来愈真实、愈来愈深化。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美国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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