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花江畔的文化抗战

　　“冲冲冲！我们是抗日的先锋，不怕你压迫千百重，我们要万众一心……要高高举起抗日的旗帜，我们是抗日的先锋。”

　　(《抗日先锋》用《大路歌》曲调)

　　大事记(1938～1944)

　　●1938年

　　1月1日根据伪满洲国“新学制”，哈尔滨原初级小学改称国民学校，高小改称国民优级学校，原来的中学改称国民高等学校。从此，哈尔滨中、小学被完全纳入了殖民地奴化教育轨道。

　　6月30日 日本关东军将哈尔滨平房地区三屯、四屯、五屯等村约方圆6公里的地方划为“特别军事区域”，开始修建“食人魔窟”(七三一细菌部队)。

　　●1939年

　　4月1日 满铁收买哈尔滨航业联合会全部民股，在哈设立北满江运局，垄断航运业。

　　8月21日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视察哈尔滨。

　　11月23日 哈尔滨开始征收游兴税和饮食税。

　　12月1日 日伪当局禁止东北人民食用大米。私自食用大米按“经济犯”治罪。

　　●1940年

　　8月6日 南岗马家沟桥桥基土质泡松，有轨电车一线6号电车经过时，大桥倒塌，电车颠覆，死伤48人，造成交通惨剧。

　　10月28日 伪满第282号令公布，将双城县一部分划归哈市香坊区。

　　●1941年

　　5月6日 零时18分，绥化县发生大

　　7月28日 因物价暴涨，伪满洲国发布《七·二五禁止令》，规定以7月25日为准，全部商品不准涨价。

　　●1942年

　　1月1日 哈尔滨专卖署对专卖品盐、面粉、火柴、灯油实施同一“通账”配给制度，向市民发放“通账”。

　　2月11日 日伪强令哈尔滨市民“捐献”“哈尔滨”号战斗机，在哈尔滨神社举行献纳式。 4月1日 哈尔滨市国民储蓄实践委员会成立，强制推行“储蓄”。

　　4月3日 伪市公署公布《哈尔滨生活必需品供应细则》。

　　5月1日 伪市公署强令征收金属、铜器，充作军需。

　　△哈尔滨代燃机工业协会成立(因汽油供军需，以酒精代燃)。

　　9月1日 伪市公署开始征收“市民税”。

　　●1943年

　　4月27日 哈市设置“矫正辅导院”，对人民进一步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

　　●1944年

　　2月4日　伪满洲国开始对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实行军事训练。

　　3月16日　伪满洲国决定本年度强迫人民储蓄30亿元，其中哈市承担1.8亿元。

　　松花江畔的文化抗战

　　“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八月的乡村》)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生死场》)

　　这是20世纪30年代鲁迅盛赞萧军和萧红作品的言语，而二萧和舒群、白朗等在哈埠沦陷前期，通过创办报纸副刊，占领文化阵地，进行抗战，流亡关内后被称为东北作家群。此后，文化战线遭遇日伪当局的疯狂围剿，在他们离开哈尔滨后，哈尔滨的文化战线却也没有因之而变为一片白色，在恐怖的白色下，哈尔滨的文化战线仍然露出了一丝红色。《大北风》、《南北极》、《北地人语》等副刊由左翼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骨干关沫南、陈隄等主办，因刊发诸多暴露黑暗现实、鼓动抗争的小说，被纳入特务鹰犬的侦查视线，1941年，制造了震惊东三省的“一二·三一”左翼文学事件，“大北风”作家群大多被捕入狱。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哈尔滨是一座血荐轩辕的英雄城市。日伪统治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文化战线上的呐喊与搏杀尤为悲壮、酷烈。

　　沦陷之初，道里新城大街东南角牵牛花盛开的俄式木结构独门独院内，聚集了一批以左翼作家为主的文化名人，吟诗作画，忧国忧民。房主人即画家冯咏秋。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常来此处活动，引领抗日宣传。共产党人金剑啸创办“星星剧团”，排练进步短剧。萧军、萧红、舒群、白朗、罗烽等都是骨干团员。

　　1934年，杨光华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哈，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他亲手写了一首通俗易唱的《抗日先锋》歌：“冲冲冲！我们是抗日的先锋，不怕你压迫千百重，我们要万众一心……要高高举起抗日的旗帜，我们是抗日的先锋。”1935年，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金剑啸等在道里西四道街2号成立了革命团体口琴社。口琴队成员30余人，队长即共青团员侯小古，他不仅是位口琴演奏家，还是位愤怒的诗人。队员中如任震英、陈娟、金人等都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第一次口琴演奏会便推出《沈阳月》，公然抨击了“九一八”事变，引起轰动。1936年10月，第二次口琴音乐会又加上聂耳的《大路歌》、《开路先锋》等。于是日本宪兵队便下了毒手，逮捕了12名队员，队长侯小古为国捐躯。

　　“真如荒漠中涌出的一股甘泉”

　　左翼文人通过创办报纸副刊，占领文化阵地进行抗战，是一条宝贵的经验、光荣的传统。哈埠沦陷前期，罗烽、金剑啸在《大同报》上创办副刊《夜哨》，萧军、萧红、舒群、白朗、梁山丁等发表了大量进步文艺作品。这批抗日倾向十分鲜明的作家，在日寇越来越严厉的文化专制高压下，已无法在东北战斗了，便陆续流亡到关内各地继续斗争。

　　1937年，作为旧东北军的一个连长参加过哈尔滨保卫战的关力耕在哈尔滨松花江边警察街(今友谊路)西侧，开了一个卖食品烟酒的杂货铺，其长子关沫南时常帮助父亲办理一些事情。

　　当时的小杂货铺成为关沫南与爱国青年频繁交往的去处。当时哈尔滨的青年作家艾循、陈隄，流浪关内的王光狄(司马桑敦)等，常同关沫南聚在一起谈论对时局的义愤，忧虑民族的危亡。关沫南在一个书摊上，结识了卖书人王忠生。他经常在松花江边同早期东北作家三郎(萧军)一起练武，并接受了他的思想影响。关沫南在王忠生藏书的地窖里，惊奇地看到了不少革命进步书籍，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外著作。他如获至宝地借到手里，不分昼夜地阅读起来。

　　由于中共满洲省委迁到哈尔滨，这里就成为当时东北地下党的活动中心。曾经参加过南昌暴动的女共产党员关毓华(陈紫)，公开身份是哈尔滨交通公司的车长，也经常到王忠生的书摊看书。关沫南同她相识以后，不断得到她的谆谆教诲，关沫南的政治思想很快成熟起来。在关毓华的倡导下，他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关毓华在南岗花园街5号和王忠生道里公园的住处，都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在当时的哈尔滨《大北新报》上开辟《松水半月刊》、《大北风》专刊，关沫南同艾循、陈隄、王光狄等人一起，陆续在报上发表文章，用隐晦的语言抨击愚蠢的敌人，顽强地表露他们爱国救亡的思想。

　　因《大北风》刊发诸多暴露黑暗现实、鼓动抗争的小说，如《面子与人情》、《堕车》、《生之风景线》等，被纳入特务鹰犬的侦查视线，但是冰城人则都是大快朵颐，赞道：“真如荒漠中涌出的一股甘泉。”

　　“一位斯文的抗日战士”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当局加紧了他们的血腥统治，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实行大逮捕。

　　1941年12月，关沫南一次外出归来对父亲说，他发觉最近以来每晚都有人跟踪他，不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父母听了以后，很为他担忧。12月31日深夜，日伪特务一阵敲打闯进关家，5名特务一拥而上，指名叫关沫南穿上衣服，之后又将黑面罩戴在他的头上，不容分说推上囚车把他抓走。剩下两名特务留在关家，企图把那些来访的青年一齐逮捕。幸亏关沫南的家人偷偷出门，把来访青年一一挡回，特务的阴谋才未得逞。

　　关沫南被捕以后，先是被关押在哈尔滨秘密监狱“松花塾”里。这是一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是监狱的小黄楼，他在监狱放风时看见陈隄、艾循、王光狄等也被抓进来。关沫南的弟弟在其回忆录中写到：“大哥后来告诉我，他是听到附近传来的教堂钟声和电车站停车的声音里，判断这所监狱就在离我家不远紧靠中央大街的松花江边，是一所不可告人的日本秘密监狱。”以后关沫南和其余一些难友，又被送往伪首都警察厅留置场监狱关押。

　　就在关沫南被捕的第二天，1942年1月1日的《大北新报》又刊出他抨击日伪统治的文章《一九四二年梦语》：“在这说实话便要被视为傻瓜的年代，说老实话不如说几句梦话倒还轻松无碍”，“譬如他吃的虽然是饲鸡一样的谷子和高粱，而脸上却明明在做着笑颜，这就是说他并没有痛苦，你很可以为他的胃口和健壮安心。”他所有的作品都被日本特务机关搜集起来加以研究，作为惩办中国“政治思想犯”的罪证。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他揭露日本七三一部队的长篇著作《恶魔的饱食》中，有一节题为“一位斯文的抗日战士”，专门描述关沫南在狱中的遭遇，并向世人揭示了日本“松花塾”在哈尔滨秘密关押和残害国际反战人士的残暴罪行。

　　1945年8月，被日本侵占14年的东北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蹲了三年监狱又被判四年监外监视的关沫南，终于从敌人的魔爪中逃脱出来。他在刚刚解放的长春，一面寻找地下党组织，一面创办《新群》杂志，怀着满腔热情投身到争取祖国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去。

　　时光流逝成往昔，最难磨灭是精神。

　　现住木兰县大贵镇太平桥屯的赵万金老人已经82岁高龄，他还能够清楚地记得63年前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大搜捕，两次大搜捕中，父母和大爷都死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在第一次大搜捕中，父亲赵贵、大爷赵富、哥哥赵万福被日伪军抓走。父亲被打死在木兰北大营监狱，大爷被打死在哈尔滨上号监狱。在第二次大搜捕中，母亲把赵万金藏了起来，日伪宪特把他的母亲吊起来打得死去活来。见此情景，18岁的赵万金跑出来抢救母亲，当场被日伪军抓了起来，并在监狱里一直被关押到1945年8月15日。而母亲在他被抓后的第八天含冤死去。

　　人物

　　●1938年

　　3月，中共佳木斯市委妇女部长张宗兰在哈被捕，年仅20岁。

　　10月，抗联第三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在原方正县老道庙与敌作战中负重伤不久牺牲。

　　11月20日，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在原五常县一面坡西南方错草顶子宿营时，被叛徒杀害。

　　12月，抗联第四军副军长王光宇在五常县九十五顶子山牺牲。

　　●1939年

　　2月8日，周保中率抗联第二路军军部直属部队、第九军、救世军部队到达方正县的陈家亮子附近，袭击了日本人经营的山元木场。

　　●1940年

　　7月21日，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率部队攻入原五常县冲河镇。

　　10月，抗联第三路军第六支队在巴彦、木兰、东兴及蒙古山等地区开展游击活动。

　　11月11日，伪哈尔滨警察局派叶永年等警察特务20多人参加日伪军警特机关联合行动，制造了“三肇事件”血案，破坏了中共龙江工作委员会、“三肇”地区工作委员会和9个抗日救国会，大批共产党员、抗联人员和平民百姓遭捕杀。

　　●1941年

　　1月29日，抗联第十军军长汪雅臣、副军长张忠喜在原五常县石头亮子与敌战斗中壮烈牺牲。

　　5月9日，伪哈尔滨市警察局实行“总动员”，300余名警察包围道外北七道街与五道街中间的“大观园”，对商贩、住户、客店等进行大检查，60多人被捕。

　　12月31日，伪哈尔滨警察局制造“左翼文学事件”，逮捕左翼青年作家关沫南，后又逮捕青年作家王光逖、刘国兴、陈隄等一批左翼文化人。

　　●1942年

　　8月3日，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到巴彦、木兰、东兴一带检查工作后，在返回总指挥部途中于青峰岭被敌包围，壮烈牺牲。

　　是年，日伪军以“经济犯”罪名逮捕同记工厂经理赵胜轩等人。同记工厂关闭。

　　●1943年

　　3月7日，伪滨江省警务厅调集哈市、双城、呼兰等地特务、警察和日伪军500余人，由伪哈尔滨警察局特高科长林宽重率领，到巴彦、木兰、东兴进行大逮捕(即“巴、木、东大检举”)。千余名爱国志士被捕，三县抗日组织遭破坏。

　　●1944年

　　2月，伪哈尔滨警察局特务科逮捕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兼黑龙江省党部哈尔滨交通站长王友忱、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张兴波后，引发伪治安部警务司统一指挥的“三一七”大逮捕，国民党在东北的组织全部被破坏。

　　“巴木东大检举”捕杀数百反满抗日志士

　　赵万金老人经历的那次大搜捕发生在1943年春夏之际，是日本侵略者在巴彦、木兰、东兴(今木兰县东兴镇所辖区域)三县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惨案，日本侵略者把这次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称为“巴木东大检举”。这次大检举，是日伪政权对江北地区反满抗日武装力量进行的一场残酷围剿、屠杀和镇压的罪恶活动，对那里的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起因

　　1941年春，“三肇惨案”发生后，抗联第三路军的十二支队由肇源、肇州、肇东、兰西、青岗等地撤出，转移到绥棱、庆安、铁力一带活动。

　　十二支队在政治部主任朴吉松的率领下，向木兰、巴彦、东兴一带转移，展开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1942年7月，朴吉松率领17名战士攻打了庆安县大罗镇，火烧了警察所、大烟馆，缴获长枪十几支。8月，袭击木兰县石头河子(石河镇)村公所，缴获长短枪9支，子弹四五百发，又烧毁了开拓团和伪机关的许多房舍。9月11日袭击了东兴县大贵警察所。之后，十二支队又进到巴彦县北部山区一带，先后攻打了四间庙、万发村和长春警察分驻所。

　　同时，他们一路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激起当地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纷纷成立抗日救国会农民武装队。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救国会和农民武装队热情之高，人员之多，使得日伪当局胆战心惊。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针对十二支队抗日活动之猛，发动党的外围组织之快，命令各县特务股的特务到现场调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切断抗联与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引起了“巴木东大检举”惨案的发生。

　　导火线

　　为了镇压巴、木、东地区的抗日活动，1942年春，伪滨江省警务厅成立了肃正工作委员会。又网罗抗联的一些叛徒，利用他们打入抗联内部进行刺探、搜集情报。当时日伪特务一方面暗中进行侦探，一方面配备大批讨伐队到巴彦、木兰、铁力、庆安等县进行搜山围剿，逮捕我抗日工作人员和积极反满抗日的群众。

　　1942年8月，伪铁力警务科发现抗联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和十二支队以后，带领一伙人一直尾追到庆安境内。伪庆安警务科警正小松桂三任命国长有为讨伐队队长，宫富为队副，组成50人的讨伐队，进行搜山围剿。

　　8月3日天亮时，许亨植等人在青峰岭生火做饭，被讨伐队发现，当即将许等包围。在战斗中，许亨植和陈云祥牺牲。讨伐队从许亨植的文件包里搜出王新林、李兆麟等给许的指示文件、电报，特别是巴彦、木兰、东兴、哈尔滨等地抗日救国会组织名单，为“巴木东大检举”事件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资料。

　　同年9月，伪滨江省警务厅日系特务带领特别搜查班分赴巴彦、木兰、东兴三县，成立了各县的特别搜查班，各警察所又成立了分班，以下又分若干个行动组，并在三县村屯都建立了谍报网，以担负侦察和搜集抗日联军在各地建立的群众组织及抗联地下工作人员活动的情报。据敌伪档案记载：参加侦察的有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12人，巴、木、东三县特务144人，密侦29人，嘱托人8人，共计193人。

　　抓人

　　经过敌特的精心侦察，特搜班掌握了抗日救国会、农民武装队的活动情况，伪滨江省警务厅依此制定了“巴木东肃正工作计划”，并将其计划拟成图表，其中包括被捕人的姓名、详细住址及特征，参加逮捕人员和编班情况以及有关逮捕前的准备工作等。

　　1943年2月，抗联第三路军一名政治工作人员在巴彦被特务逮捕后叛变投敌，供出了朴吉松的警卫员护送三路军特派员阎继哲、李景荫两人来巴彦县工作，住在兴隆镇西北李碗铺屯的情报。紧接着特务带人在天黑时将阎继哲、李全和李延宾3人逮捕。第二日，将他们押至哈尔滨“松花塾”(监狱)。

　　朴吉松的警卫员被捕后，被敌人的严刑拷问吓破了胆，又经过其他叛徒的劝说，投降敌人当了叛徒，暴露了阎继哲在兴隆镇的活动据点是冯九德、冯殿文开的六合一木场，致使冯家父子都在大检举中被逮捕，冯殿文惨死狱中。

　　巴、木、东三县伪警察署设立检举、取调、警备、看守、庶务5个班。检举班下设17个组，组长均由日本人充任；取调班即是审讯班，下设10个取调室，每个取调室有司法警察官和翻译各一名；警备班和看守班均由伪滨江省警备大队调来的特工人员负责。巴彦县警特人员有251人参加了这次大检举行动，木兰县除140多名警特人员参加逮捕外，还有由伪滨江省警务厅从外市、县、旗调集来的日伪警特169人。

　　1943年3月15日，天刚蒙蒙亮，敌特3个特搜班，在伪警务厅的指挥下，在巴、木、东三县同时进行搜捕，按档案里的名单，当场拆封，对号逮捕。这些日本特务和汉奸走狗非常残忍，凡是被捕的人，每人头上都套一顶长长的黑帽子，下口处用布缠在脖子上，有的被带上了手铐、脚镣，有的两手被铁丝拧上反绑着，有的嘴被塞上了黑布……一夜之间，在巴、木、东三县逮捕抗日救国会会员、抗联家属和抗日爱国人士334人。70天后，伪滨江省警特人员根据第一次逮捕漏掉和新掌握的名单，于5月25日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在巴、木、东三县又逮捕了297人。这两次大检举，在巴彦、木兰、东兴三县共破坏抗日救国会14处，青年义勇军和农民武装队11支，巴、木、东地区抗日活动进入暂时的低潮。

　　迫害

　　日伪警特把两次逮捕的抗日爱国群众，分别押在巴彦、木兰、东兴3个县的“大营监狱”和哈尔滨“松花塾”。

　　关押期间，他们受到了残酷的虐待。看守人员用木棒挨个敲脑袋，日夜不让睡觉；有的监室将高粱米粥倒在一个木槽子里，让被捕人员像猪一样用嘴拱着吃；有的整天给戴黑帽子，很多人被捂瞎眼睛，每天都有人死去；在哈尔滨“松花塾”，监狱每天只给被捕人员两顿饭吃，每顿只给一碗高粱米粥和一个咸菜条子，长期吃不饱，人人骨瘦如柴，天天在死亡线上挣扎，院内就是刑场，他们把人绞死后，都偷偷地扔到荒效野外，使我抗日爱国民众尸骨无存。

　　审讯时，为了从被捕人嘴里得到地下党组织和抗联的活动情况，日伪警特使用灭绝人性的手段进行逼供。常用的刑罚有：拷打、上大挂、过电、灌辣椒水或凉水、用火烧、压扛子等。除以上刑罚外，还有“摔皮口袋”、“坐老虎凳”和往手指缝里夹木棍等各种酷刑。

　　多数被捕的人员在敌人酷刑拷打逼供面前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木兰的杨景新被打碎了脑袋，东兴的毕文才被活活打死……

　　据东兴被逮捕的赵清林回忆：“在东兴监狱和我押在一起的有郭文、张玉喜、刘凤、毕文才。一天晚上，毕文才被拉去审讯，敌人给他上了大挂，将他两手绑在一起，吊起来，用人使劲推动着来回悠荡。敌人还给他们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整个身子几乎没有一块好地方，由于多次审讯、施以酷刑，他们都被活活打死在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