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扣腐败毁掉一代白衣天使

　　回扣吃得手软 药品贵得离谱 医药代表变成行贿代表

　　“我是湖南某知名大医院的医生，按照规定，我的工资每月只有2000多元，但自从我成为一些新药的经销商后，月收入一下子超过了2万元。我根本就不必到外面去推销，只需向本院的医生推介新药……”

　　尽管医生吃回扣，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本报的封面新闻抖出的回扣内幕还是具有足够的震撼力。

　　回扣吃得手软，药贵得离谱，医药代表变成行贿代表，主治医生变成推销员……这就是当今许多医院与一代医务人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如出一辙的是，本报记者的调查与来自新华社的一篇《院长带头搞腐败，七成医生吃回扣》所披露出的关于广东省江门市新会人民医院，200名医生中有140多人收回扣的医生集体腐败案件有惊人的相似。新会市人民检察院的调查表明，新会人民医院的大批医务人员，特别是手握处方权的医生大肆收受回扣，胃口也越来越大——从医院院长、药剂科领导到有处方权的医生，逐渐形成了多开多得、利益均沾的回扣食物链。

　　知名社会学者巩胜利认为，回扣食物链不但将腐败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更可怕的是，长此以往可能毁掉一代白衣天使。

　　挑战公众想象与承受极限的回扣黑幕

　　“我一直关注医疗行业的腐败问题，但读了贵报提供的材料还是很震惊。”知名学者杨冰如气愤地说，这其实就是犯罪，没有起码的职业道德与操守，连一个人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每月两万元的回扣，几乎相当于湖南省城镇人口年可支配收入的两倍。”知名社会学者巩胜利说，“一支售价76元的抗生素，落入医生腰包里的回扣就达50元以上。 可怕的是，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

　　陈正义的说法令人胆寒——没有回扣不开药，无病看出有病，小病治成大病……医疗领域出现的回扣食物链在挑战公众想象力极限的同时，更在挑战患者及家属承受能力的极限。难怪乎，看病贵、房价贵、学费贵成了新世纪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小病拖、大病熬成了许多工薪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常态。甚至有人戏言，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生命可掌握在票子手里。

　　“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形式多样、危害严重。医务人员在灰色利益的诱惑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回扣链条中的一环，这样见者有份、雁过拔毛的医疗领域怪现状于近年来愈演愈烈。许多医务人员为获得回扣、提成，滥用某些药品和高值耗材，既损害患者健康，又加重患者经济负担。”巩胜利说，哈尔滨的天价医疗案与媒体间或披露出来的医疗黑幕都是明证。

　　“一边倒”向“二元结构”的可怕衍变

　　“在某些行业，不腐败就无法生存！”知名学者杨冰如说，蛋糕有限，竞争激烈，一些领域的商业贿赂从最开始个别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发展为全员默认的行规。

　　行贿者对贿赂的普遍认同反过来又“惯坏”了受贿者，以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没有回扣就办不成事。行贿与受贿互相推动，使腐败呈恶性循环与加速发展态势。株洲市攸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景奇的腐败史就是又一个生动案例。

　　商业贿赂虽然见不得光，却能大行其道且呈蔓延之势，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屈从于“潜规则”。“以前说起行贿，那是人人喊打。现在再谈贿赂，大家的态度似乎动摇了。”

　　“这就很微妙也很危险，太多的腐败现实已经茧化了公众的心理，不但如攸县人民医院院长王景奇之类的当事人觉得医疗腐败是稀松平常，社会公众一改原来坚定不移的反腐决心，由最初的对腐败的深恶痛绝慢慢过度到有点听之任之了。”巩胜利说，认同腐败，还是与之斗争？这是一个问题。民间心理和公共语言出现分裂，社会心理对腐败问题的认识从“一边倒”逐步发展为“二元结构”，这是泛化的商业贿赂带给社会的重大创伤。

　　回扣食物链可能毁掉一代白衣天使

　　“使我深感忧虑的还有，陈正义揭露出来的黑幕中，吃回扣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常态。”巩学者说，正如攸县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刘伟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样，目前社会上逐步形成了一种行规，而这种行规竟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这一点非常可怕。“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认为，医院(关键人)吃回扣，医生拿红包是一件正常的事。实际上是回扣已衍变成一种惯例。

　　近日《半月谈》杂志的记者也采访了一名自称颇有“门道”的商业人士。回想起自己的“成功之路”，他对《半月谈》记者坦言：“现在很多商人并不以行贿为耻，而是以能找到‘关系’、办成事、赚到钱为荣。”商业贿赂的流行在一些地方甚至演化为“笑廉不笑贪”。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称，在株洲市攸县人民医院院长职务上工作过的人，受到纪委或检察院质询或谈话的，绝不止已经先后落马的向(因收受贿赂被叛缓刑三年)王二人，而有权从药品采购或开具药品处方环节捞取好处的人，除院长这个岗位外，还有很多其他岗位上的从业人员。仅2003年，该医院就先后有30多名医务工作者到纪委或检察院接受过调查。

　　“这种腐败生态与社会心态可能会毁掉一代白衣天使”，巩胜利忧虑地说，为什么这么多医务人员陷了进去，而如陈正义一样勇于出来揭黑幕的医生少之又少。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医务人员已经做好了一条路走到黑的准备。“毁掉一代人的代价比任何其他损失都要大啊。”巩胜利忧虑道，“腐败导致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扭曲非朝夕之功可以修正的，毕竟，长城易毁却难修啊。”

　　把脉治疗医疗领域“回扣毒瘤”

　　虽然说，社会转型期是整个社会寻找新的坐标的一个特殊时期，但无论如何，一个行业不能失去公众起码的公众信任。尤其是关涉生命，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领域。

　　巩胜利表示，株洲市攸县王景奇案与已经披露的广东新会人民医院的案子的三个诱因都很相似。首先，招标环节存在漏洞。因为监管不严，程序混乱，招标变成了行贿比赛；其次，医院的绩效管理没有脱离以药养医的老框框，医务人员的收入与处方药紧密挂钩；三是职业道德教育缺失，许多医务人员把自己从事的职业、拥有的权力资源当成牟利的工具。

　　“一个好消息是，今年是反商业贿赂年，近日，多家主流媒体对包括医疗腐败在内的商业贿赂进行专题报道，当然这只是个风暴的预兆而已。”杨冰如学者对治理商业贿赂表示谨慎乐观。

　　“把医疗领域涉及到黑色交易的一块提到商业贿赂的高度，是一个信号。”巩胜利说，但如果没有配套的制度跟进，如修订《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加快制定《反垄断法》，进一步完善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和惩治商业贿赂违法犯罪的法律规定等等，包括医疗腐败在内的腐败就很难根除。

　　本报记者 李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