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太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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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开元二十三年初夏，结束了“摧轮不道羊肠苦”的漫长旅途，一座雄伟瑰丽的城市出现在了李白与元参军的眼前，他们之所以不辞劳苦的千里远游，因为这座令人向往的城市不仅是政治之都、军事之都，更是文化之都。

　　乘着一叶扁舟，李白逆晋水而上，在佳人的陪伴下游历了晋祠的良辰美景。十几年后，这一切依然历历在目，倒映着美人倩影的碧玉般的晋祠流水还在眼前荡漾，更唱起舞的

罗衣仍旧随风飘动，暮年凄凉的李白感叹着“此时行乐难再遇”，为晋祠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佳句。

　　让李白垂爱的晋阳早已随历史的烽烟化为黄土，但在占尽晋阳之胜的晋祠里，我们依然能追寻到李白当年的足迹。“剪桐封弟”的美丽故事缔造了辉煌灿烂的泱泱晋国，也为我们留下了唐叔虞祠——也就是今天的晋祠。苍苍郁郁的周柏，永锡难老的晋水，今天的你我与昨日的李白面对的是相似的景物，不同的只是笑语嘤嘤的圣母殿和轻盈奇巧的鱼沼飞梁。

　　“清水明镜，不可以形逃”，水镜台寂静的戏台不再唱古演今，当年无论是闲庭信步的高欢高洋，还是来去匆匆的范仲淹、欧阳修，无论是为民祈雨的于谦，还是考古探幽的梁思成林徽因，以及祷于祠下的李渊和题写《晋祠铭》的李世民，他们留在晋祠的故事使得水镜台上演出过的任何一出戏剧都要为之逊色。

　　最早对晋祠进行大规模营建的是高欢高洋父子，不过，更让他们钟情的是晋祠后的天龙山。“挂镜台西挂玉龙，半天飞雪舞东风。寒云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欢避暑宫。”独具慧眼的高欢选择天龙山这块风水宝地，构建了他的避暑行宫。

　　高欢的避暑行宫早已随着北齐的皇图霸业湮灭于历史的云烟之中无处追寻了，高氏父子在这里为后人留下的永恒印迹是精美的天龙山石窟。适度的比例，写实的形象，浓郁的生活气息，它们无疑代表着我国石窟艺术的最高成就，专家学者也用“天龙山样式”来命名类似的艺术造型和艺术特色。

　　天龙山不远处是龙山，当年，邱处机十八侍行弟子之一的宋德芳在这里发现了两窟史无可考的道教造像，于是，宋德芳在龙山开始了大规模的石窟开凿，元始天尊、张陵、张衡、张鲁以及全真七子都成为造像主题，宋德芳也没有忘记为自己留下一尊卧像来陪伴祖师与师长，这便是我国现存的唯一道教石窟——龙山石窟。

　　蒙山也是太原西山群峰之一，蒙山晓月是为古晋阳八景之一，北齐时代开凿的高达66米的蒙山大佛，今天依旧慵懒地坐在山石间。

　　太原西山一线不仅集中了如此之多的文化遗存，它紧靠晋阳古城和风水绝佳的先天条件，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古代贵族墓葬，二十余年来，这里的每一次考古发掘都挖出震动史学界的惊人发现。 　这其中，文物价值最高的当属金胜赵简子春秋大墓，这座墓葬内出土了壮观的车马坑和两千多件青铜器，仅代表诸侯王身份与地位的七鼎就有两套，其中的一尊镬鼎是迄今所见春秋时期最大的鼎。

　　艺术价值最高的是王郭村北齐娄睿墓。娄睿的姑母是高欢的夫人娄昭君，因为这层姻亲关系而被封为东安王、并州刺史，驻守晋阳。北齐的壁画艺术成就后世评价极高，遗憾的是却没有作品传世。娄睿墓中精美壮观的大型北齐彩绘壁画填补了我国美术史上的空白，它不仅是珍贵的文物，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同时更成为重要的历史时代的见证。

　　1999年，隋代虞弘墓在王郭村的出土再一次震惊了史学界，它也成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墓主虞弘是中亚虞国人，曾担任隋朝的外事官员。这座古墓的汉白玉石椁四周，雕刻着内容丰富的浮雕图案，图中人物、服饰，器皿及花鸟等，都带有强烈的中亚民族文化色彩，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具有准确纪年的反映中亚文化的考古资料，它对研究中亚地区民族文化与民族交往都具有重要意义　　史学家和美术大师们还没有从发现娄睿墓的惊叹中回味过来，2002年，又一座精美的北齐壁画墓在太原东山脚下的王家峰出土了。墓主人为北齐武安王徐显秀，其墓道中的大型壁画场面宏大、色彩艳丽、保存完好，其内容为迎送墓主的仪仗队列图。考古专家认为，这是我国北朝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其艺术价值完全可以与娄睿墓相媲美。

　　同样是在王家峰村，两年前刚刚出土过一座北朝古墓，墓主人名叫狄湛，而此地距狄村仅仅三公里，难道只是巧合？通过对墓志铭与史料的研究终于证实了考古人员的推测——墓主人是狄仁杰的四世祖，狄仁杰的祖先是羌人这一史实也得到最终确认。

　　东山脚下的王家峰村，紧邻着郝庄村，做为太原标志的双塔，就座落在郝庄村。

　　赵宋天子焚毁晋阳城后，如愿以偿的移除了太原王气、破坏了太原风水，昔日文化之都的瑰丽风采烟消云散无复追寻，只留下平淡的历史和平庸的文采。马背民族统治下的金、元乱世，没有人会去在意这些，烽烟散尽，当华夏重归一统之时，文化的衰落为一方士绅平添了淡淡的哀愁，他们渴望重温盛唐风韵，他们力志振兴太原文化。

　　按照风水家的解释，太原西北高于东南，“奎星”所处的方位地势较低，文运难以兴盛，必须在太原城东南一带建造高塔，才能弥补地形上不利于文化发展的不足，兴盛士风，也就是所谓的“开山川之形胜，创文运之兴盛。”

　　万历二十七年，太原士绅推举深孚众望的傅霖为首事，集资在郝庄的向山脚畔兴建文峰塔，同时还依塔修建了永明寺。几年后，高僧妙峰又在文峰塔西北新建了一座佛塔，并将永明寺更名为永祚寺。

　　尽管风水学中含有天人合一、顺乎自然的科学成分，但是，让一座宝塔来背负繁荣文化的愿望也未免过于迂腐了。文峰塔对于太原文化的振兴起了多大作用不得而知，但对于傅家来说，他们的仁德与义举却因此得到回报，傅霖去世五年之后，他的孙子，傅山先生诞生了。

　　在中国思想史上，明末清初是一个可媲美于春秋战国的繁荣似锦、群星璀灿的伟大时代。傅山先生，就代表了十七世纪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历史要求和时代要求，成为那一时期最著名的爱国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之一。这位山西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是一个世所罕见的全才，哲学、儒学、诗歌、书法、绘画、金石、考据等等无所不通，并且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一部《霜红龛集》使我们至今仍能领略他的博学多才。

　　在太原市康乐西街濒临汾河的尽头，有一座傅山碑林公园，与其隔滨河东路遥遥相对的，是汾河公园的雁丘。

　　当年，金末元初的著名学者元好问在参加科举考试的途中来到太原，就在汾河岸边，一位张网捕雁的农夫告诉他，这天早晨在河滩上网到两只大雁，杀掉其中的一只后，另一只脱网逃走的大雁在空中悲鸣哀叫，始终不愿离去，最后竟然一头撞向地面殉情而死。听完农夫的诉说，元好问唏嘘长叹，向农夫买下了这两只大雁，将它们埋葬在汾河岸边，用石块垒起一座坟丘，称之为“雁丘”。与元好问同行的学子们纷纷赋诗，元好问也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雁丘辞》：“恨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台依旧平楚。招魂楚些嗟何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恨，来访雁丘处。”遗山先生毕竟是大家手笔，同样感天动地的题材，同行者的诗作早已被人们淡忘，唯有他的《雁丘辞》传唱至今，到成为千古不朽的爱情绝唱。

　　另一部产生于太原的爱情悲剧是十九世纪言情小说的代表作《花月痕》。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介绍说，魏仁秀为太原知府教子时，闲暇之时百无聊赖，于是著书消遣，以“韦痴珠”自况，借美人知遇抒写英雄末路之牢愁，以青楼风月玩味人生悲欢离合、荣辱穷达的感慨。“一夕之盟，终身不改”，在这部小说中，魏仁秀将名士美人青楼之遇的情感关系推向了一种理想化的极致。《花月痕》也在清末和民国年间名著一时，成为研究十九世纪中国小说的必读之作。魏仁秀在书中描述了纯阳宫等许多旧太原的风景街市，而作者著书的“四美园”也就是小说中有过细致描写的“愉园”更是因此而闻名。

　　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而得名的四美园如今已经不复存在，而雁丘却重现于汾河公园。从雁丘的重建，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对挖掘文化积淀与恢复文化自信心的重视，昔日的晋阳曾是政治之都、军事之都、文化之都，2500年后的太原，并不需要它完全重现旧时风采，但历史与现实要求我们，一定要将它建设成为一座文化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