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观众群是关注中国命运爱思考的人

　　主持人：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非常铿锵有力的节目，但是节目背后记者们所付出的辛劳、汗水大家是看不到的。今天就想问一下杨春，作为《新闻调查》记者，你是不是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将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杨春：是这样，在屏幕上呈现的和我们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肯定完全是两种样子和结果。从我们拍摄的素材角度来讲，我们大概素材和拍摄片比是10：1，也就是我们拍了10盘带子

，大家可能看到的只是一盘，大量的东西都是我们在幕后消化的，而且有很多艰苦确实不为人所知。比如前几年我们去秦岭的一个大山深处采访。几个人住在农民家里，自己做饭。光刷锅就刷了三个小时，因为锅好长时间没有用。

　　张洁：我做一个补充，那是发生了一个洪灾，我们接到观众投诉，那里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在救灾当中做了很多优秀的行动，而是有很多问题。当地的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应该是有责任的。

　　杨春：不是天灾。

　　张洁：我们就到了那个地方，因为洪水都把所有的交通破坏了，他们步行了将近一整天，到了车都开不到的地方住着，打了账篷，住了8天。是这样一个状况。

　　杨春：其实这些都不很重要。而且这个跟观众说也没有必要，因为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选择了这一切，就像干各种各样的行业一样，背后肯定都有不为人知的地方。

　　主持人：杨春做过很多期非常出彩的节目，包括像“非典”、“矿难”等等。给你印象最深的一期节目是哪一期？

　　杨春：印象最深的其实还不像你提到的。有很多事情，小人物，感情上的东西会打动你，让你很难忘记。比如我们前两年去怒江采访，因为怒江上要进行连续的水电开发，要建13级水电站，我们关注这个事情，到底应不应该把这样一条原生态的河保留下来，我们也是徒步了很长时间，做溜索，因为从怒江过去没有桥，只能用当地少数民族坐的溜索，坐溜索非常危险，一下去就尸骨无存。

　　张洁：是我的家乡。

　　杨春：张洁是云南人。幸好有一个傈僳族妇女带着我去。用一根绳子直接把我绑在她后面。

　　张洁：杨春像一头牛或者是羊抱着。

　　杨春：到那里采访，建了水电他们怎么办，他们的家园丧失了以后到底怎么生存。

　　沿着山路走了很长时间，到了一个小村子，其实也是3、5户人家，有一对傈僳族的夫妻刚好赶集回来，聊起来以后，发现他们也很大方，见了我们很自然。这跟我们印象中很不一样，一般到了偏僻的地方，见了摄像机、一队人马会比较惊慌。问他们怎么回事，回答很出乎我的意料，说看了我们的节目，认识我，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卫星接收器，现在资讯也确实发达了，但是我没想到能发达到那个程度，他们对你的节目那么认可。你想在那么一个角落里，人家说“富在深山有远亲”，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我们的忠实观众，这件事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会让你觉得你做的节目有人在看，你的每一个举动，采访中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每一个提问都要小心在意，因为你的背后有观众看着你，你传达的信息是有人在关注的。常常难忘的是这些事情。

　　主持人：坐溜索之前买保险了吗？

　　张洁：那个地方买保险估计得花好几天的时间，得到省城去买。

　　主持人：坐上去后悔吗？害怕吗？

　　张洁：首先第一个念头必须到达那个现场，人必须采访到，这个现场必须采访到，然后才想到后怕。采访傈僳族夫妻回来之后那个溜索没有绑好，我在半空中虽然一两秒，但是我能感觉失去平衡，我感觉好像马上要掉下去了，但是好在很快一下子就过来了，我估计再长一点时间没准儿就掉下去了，那个绳子没有绑好。

　　主持人：杨春做过很多揭黑性质的节目，有没有因为做这些节目受到恐吓或者是威胁、利诱？

　　杨春：这种情况肯定有，包括你采访完了，包括在宾馆里，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托人替话的，有警告等等，这种情况相对少一点，我们更多碰到是以某种组织的形式来警告你们，来劝戒你们不要再采访这种事情，这种时候往往觉得更可怕。

　　主持人：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杨春：第一，相信自己的新闻判断，第二，请示领导。

　　主持人：张老师谈一下这种情况，你遇到过多少次。

　　张洁：威胁、利诱太多了，几乎每一期舆论监督的新闻节目都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也经常提醒自己，你要维护社会公正，维护社会正义，首先你自己得把你自己的影子摆正，别自己也制造一些阴影。可以这么说每一期舆论监督节目，对记者的考验是双方面的。一个是我怎么样通过我的努力，在那些有责任感，有良知的这些当事人也好，我们观众的帮助之下，把我们拿到证据、我们所要反映的问题充分地展示出来。这个难度对一线的记者来说是相当相当大，某种程度带有危险。

　　还有另外一种考验，一期节目完成要两个多月，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对方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挠你、干扰你，包括阻止节目的播出，他会使出所有的手段。因为你的调查对他来说，可能涉及到他的名誉、利益，甚至前、乌纱帽，更严重地说可能还涉及到某些人的身家性命。这样对我们的道德底线、人性也面临着另外一种挑战，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做调查性报道都非常艰难，要求一个记者具有的定力、抗拒诱惑的能力特别特别高。这已经成为《新闻调查》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网友：张洁老师曾经说过你们十年来遇到的困难其中之一就是外部挑战，也就是你们时时刻刻都在超越时代局限。请你具体谈一谈这个时代局限是什么？

　　张洁：比如我以去年的一个节目为例子。去年我们有一个节目叫《以生命的名义》，是去年8月8日播的，介绍的是中国政府在今天全世界面对艾滋病这么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的中国政府已经能够非常务实、科学、明智地选择了在边缘人群来进行艾滋干预。对这些人群进行干预，首先你得走进他，你得包容他，你得尊重他，你得理解他。同性恋、吸毒人群还有一些商业性行为也好，这些人群以前在我们的价值观里是属于边缘的，走上这条了是你自己有问题，媒体报道给予了很多禁忌。我们播出的节目是对同性恋人群的关注，我们若干年前就做这样的准备，就试图做这样的节目，但当时的节目没有出来。几年之后，当我们再次关注这些人群的时候，发现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成熟或者说已经进步到能够包容这样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就想我们这个节目尽管是以干预艾滋的名义来关注这些人群，但是在这个节目当中还有我们真正想传递的东西，就是人要学会相互尊重和彼此包容。即使不以艾滋的名义，我们也应该尊重这些在性倾向方面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群，这样社会才会有一种良性的状态。偏见和歧视绝对不会产生和谐。

　　像这样的理论传达，就需要一种社会的观念，包括我们每一个社会公民的一些观念上的转变。我记得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我们曾经开过一个座谈会，有很多我们父辈的人，他们从一开始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心里挺腻味，但是看完了以后受到了震撼。为什么呢？他就了解了，同性恋人群不是一种道德败坏，这没有关系，他是一种先天的心理倾向，非常复杂的一种东西。这样一种东西，对这种人群是不是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去看呢？没准儿哪个家庭他自己的子女或者是他的朋友就是这个人群当中的一员。所以，这样的观念，需要我们调整惯性的一些思维和判断，这样才能对人也好或者是某种社会问题有一种清醒的认识。

　　我就以这个节目而言，我们所说的局限，比如我们的社会环境对这样一个选题是否有一种足够的接纳和包容，包括我们的受众，我们的社会受众能够容忍这样一种东西，能够在央视主流媒体上得到传播。或者有人说你们怎么把这种节目放到节目上，这种声音也有，不是没有，但是在2005年这个节目出来了，我们的社会又进了一步。《新闻调查》我们有足够的能量，我们需要调动我们所有的资源，看看社会、生活、文化哪个领域有进步的东西，可能是行为、思想，我们捕捉这种进步的东西，通过我们的品牌传播出来，以促进中国的进步，这是我们所要做的。

　　主持人：刚才张老师从大的方面谈了时代的局限。杨春在做具体节目中让你觉得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杨春：困惑？我始终把《新闻调查》当做自己最钟爱的职业，它肯定会有一些困惑，但是我老是觉得它是这个职业必然所带来的。比如你刚才问到会遇到一些威胁，包括一些利诱。其实我们在节目的现场，最先考虑的是如何把我们的证据拿到手，如何采访到当事人，这往往是最困难的时候。剩下的一些都是这个节目以外的，其实都不算是困难。

　　网友：张老师，《新闻调查》最初的定位是什么？

　　张洁：我们97年有一句广告语，不知这位网友有没有印象，“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当初我们的各级领导召集我们这一批最早来到这个栏目的创业者，请了一大批专家，探讨这个栏目到底该做什么，该怎么做。讨论了好几天，按照我们以前评论部的主任孙玉胜的话来说，“惟一挥之不去的一个词就是‘调查’”，因为那时还没有新闻调查这个名字，那时我们说新闻调查三个关键词：新闻性、故事性、调查性。调查性应该说在这“三性”当中被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这几年《新闻调查》的选题，从1996年到2006年，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调查性这个特质是越来越强、越来越明显，它走的是这么一条道路。

　　主持人：这十年间《新闻调查》的定位有变化吗？

　　张洁：刚才我说调查性可能是我们这个节目形态样态的一个定位，有时候有些同学，比如到学校做讲座的时候，经常一些学生提问，《新闻调查》和其它深度节目的不同到底是什么，我们觉得从内容上来说，《新闻调查》它的主打观众、核心观众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样的观众服务。在之前我们认为那些大专以上的高层次的精英人士是我们的观众群。但是后来央视索福瑞做的调查数据里，高中、初中、中专、技校这个人群占了新闻调查收视率的60%，他们是主体。后来有影响力的节目播出时，观众的反馈，甚至到农村、打工仔，遍布各个行业。到后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核心观众层做了调整，《新闻调查》就做给中国社会阶层，关注中国大事、关注中国命运，同时喜欢在生活中思考的这些人，我们不把自己定位为精英人士服务。包括你到农村，农村里的几个人就关心国家大事，就爱思考东西，喜欢思想这一类的节目。我想我们这么定位了以后，我们的视野就会宽泛，从观众的定位来说，《新闻调查》是做给关注中国发展进步的一些爱思考的观众人群。我们是调查类节目，我们用记者调查的方式，这也是我们跟其它栏目所不一样的。我们有出镜记者，我们有一台摄像机专门是为出镜记者服务的。我们拍他，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不像其他节目里，只有当事人是重要的人物，在《新闻调查》节目里，记者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他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叙事主体。我们说如果把《新闻调查》看作是一个纪录片的话，比如杨春到达某一个现场，我们就告诉你主角到现场了，他去寻找当事人，另外一个主角又出现了。他的调查的开始是我们这个纪录片的开始，调查结束这个纪录片就结束了，是这样一种记者主导的作用，也是我们新闻调查所独有的一种形态。

　　主持人：我们知道《新闻调查》大概是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96年到2000年，当时提出的是“从现实到理想”。第二个阶段是2000年到2002年，提出的是“探寻实事真相”。第三个阶段是从2003年到现在，提出“做出真正的调查性报道”。这三个阶段是怎样形成的呢？

　　张洁：简单说，新闻调查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内容，应该从样态上怎么增加调查感，这是我们不断寻找的过程。其实你发现，96年、97年我们做主题性的东西、国计民生的东西，大的话题比较多。因为那时正好是中国主流的话语，也就是那个时候比如住房改革、公交改革、医疗改革等等一系列，包括公务用车改革，所以在那个时候关注改革话题的东西比较多。

　　后来到了98年、99年，那时很多新闻大事出现了，那时可能我们的《新闻调查》开始关注事件，关注事件当中人物的变化。这种关注同时还有一个层面是电视本体也在寻找自己传播的语态，用我们孙玉胜老领导的话来说，电视语态也在改变，我要传播这个思想、价值、观念，我用什么样的形态传播呢？我以一个故事来传播，电视进入到了故事化的节目，特别是新闻节目、深度节目而言。尤其是到99年以后，《新闻调查》开始讲故事，开始通过一个故事、一个人物的命运来反映时代的变化，这是我们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到了2000年，可以说《新闻调查》已经把所有的新闻深度的样态都实践过，揭内幕的做过，一对一的专访做过，纪录片式的做过，话题性探讨的做过。那时专家给我们提意见，《新闻调查》好像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巨无霸，什么样的选题都能做，到底什么是我们纯粹的东西。那时我们想专家的意见，尽管我们什么都能做，但是我们最应该做、最擅长做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真正具有调查感的东西、最揭内幕的东西。所以2000年提出了探寻事实真相，然后我们的节目进行改革，正好在探寻事实真相的时候，杨春就进了这个栏目组。所以，我们开始做真正类型的调查性栏目杨春就赶上了，他的第一期节目就是矿难，一个矿难发生了，结果所有的部门都说没有责任，杨春的处女作叫做《无责任事故》。没有责任，但是事故发生了，那是在2000年。到2001年的时候，南丹就发生了一个矿难。我们的节目在一年前做出来，就是对南丹矿难发出的一种警报，都没有责任，为什么发生矿难？后来发现政府整个被矿主收买了，参与了。杨春就直接参与了我们这些揭内幕的节目实践。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脑海里都认为他是一个揭黑的记者。

　　另外跟我们的国家政策也有关联，我们的中央常委也都要求，作为国家媒体的央视，要在舆论监督、揭露中国社会内幕上做出自己的努力，我们也是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我们的节目就越来越有锐度、刚性。

　　2003年正好又是一个新的变化，我们就提出做一个真正的调查性报道。真正的调查性报道就是公众的利益被损害，而且有人在隐瞒，我们的记者通过调查把真相给揭开，使这样的行为能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丑陋的、不公正的行为能够清除出去。

　　这三步都跟时代的进步密切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