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第一”还是“职业”举报？

4月21日，江苏高邮市法院第一法庭，被告人乔松举图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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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第一”还是“职业”举报？

　　庭审没能揭示出乔松举的被捕与举报安徽天长禽流感有任何逻辑关系，却暴露出其“职业”举报人的一面。

　　被认为是“民间第一个禽流感举报人”后，乔松举保持一种刻意的低调，不承认自己

以前曾做过类似举报，安徽天长的疫情是“偶然知道的”，当时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生病的家禽不要往外卖”。

　　他对媒体说了谎。

　　庭审中，乔松举承认，2003年7月在和江苏省家禽研究所谈判赔偿的过程中，他知道了农业部的举报电话，随即举报该所擅自生产、销售无批号疫苗，致使他父亲养殖的鹅死亡(是否由于该疫苗导致乔家鹅死亡，检察院和乔意见不一，记者注)。

　　“我们把举报的传真发过去，隔了好久，就以为算了的时候，家禽所又找到我们。我就知道上面肯定过来查了。”

　　“就是这一次举报，我才和农业部建立了联系。”乔松举说，当时疫苗市场混乱，一位专家曾告诉他80%的家禽疫苗都是没有批号生产销售的。

　　2004年12月，他来到山东济南，查到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和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地址，找上门去，看到这些单位也是销售、生产无批号疫苗，他动起心思。

　　高邮市检察院指控，当时乔松举化名赵浩东，购买了两所的疫苗，后称注射后家禽死亡，以举报相威胁，向两单位索要人民币5000元和7000元，被识破。

　　乔松举否认了检方指控的“敲诈”。

　　“2004年下半年，刚开始我是通过打举报电话向农业部反映，讲兽医市场混乱，农业部的人讲要有证据。我就从山东买了假疫苗到了农业部，是耿玉亭处长接待我的，后来山东家禽所没有查处成功，畜牧兽医所举报成功了。”乔松举说，“这是我举报成功的第一家。后来，农业部贾幼陵局长、徐士清、盛圆贤、孙研等人都跟我熟悉了。”

　　2004年12月20日，乔松举举报江苏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2004年12月21日，举报

　　2005年1月5日，举报上海奉贤区畜牧兽医站；

　　2005年1月24日，举报河南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2005年2月2日，举报福建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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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一例外，乔松举都是直接举报给了农业部，内容大都是违规生产、销售无批号禽用疫苗。

　　打假还是牟利？

　　乔松举就真的高尚到为了公共利益而全国到处举报？

　　这是高邮检察院指控的逻辑起点。

　　起诉书称……2005年1月、2月间，乔松举向农业部举报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兽医研究所销售未取得国家批准文号的疫苗，在农业部工作组查处过程中，他避开农业部工作人员，假冒农业部工作组组长的身份，以要求该所支付差旅费等名义骗取人民币14000元，并多报销购买疫苗款人民币5000元。……

　　记者采访过程中，许多高邮本地对乔松举有些了解的人都对其到处举报假疫苗有所耳闻。

　　他的一位邻居沈某说：“扬州有些生产疫苗的单位吃他不少亏，因为人家产的疫苗，没有批文号，但疫苗质量没有问题，乔松举就举报生产厂家，让农业部的人来处罚，所以扬州的疫苗都不卖给我们高邮人，我们这些养鹅人有时买疫苗就难。”

　　“吃过乔松举亏”的人，提起乔松举更是怒火中烧。因乔松举举报而“被迫”给他两万元钱的尹建萍，在证词中发泄怨气：“我恨死他了！我好心对他，反过来敲诈我的钱，我怎么不恨他！”

　　江苏省农科院兽医所党支部书记胡来根说：“我们这个疫苗没有批文，怕他向上举报，所以以贴补他路费的形式赔给他800元钱。”

　　山东省农科院家禽研究所副主任孙宝深说：“从制度规定上，我们研究的家禽疫苗由于没有国家农业部的批号，按要求不能对外销售，但我们单位也违规销售……有人就利用这一弱点敲诈我们单位的钱。”

　　这些“吃过乔松举亏”的单位和个人，在证词中都没有提到乔松举举报的另一面——确实净化了市场秩序。

　　“乔松举打假还是做了一些贡献的。”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说，“我当时同意他报住宿费、交通费，购买假疫苗及其他费用按实报销，当时他有些白纸发票，我没有同意。”

　　相对于被举报单位以罚钱了事，举报者乔松举成了诈骗和敲诈勒索的嫌犯。他的辩护律师孔维钊有些疑惑：“如此一来，以后谁还敢打假，谁还敢举报，王海们还能有生存的空间吗？”

　　乔松举不理解的地方在于，当初他和农业部工作组的人合作过多次，“我打假的各种费用，通讯、住宿、餐饮、交通，还有误工费，农业部都给我报销了”，要是有多开发票的行为，被查处单位和农业部的人为什么不当面指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