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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的态度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5月17日14:38 南方人物周刊
农业部的态度

4月21日,江苏高邮市法院第一法庭,被告人乔松举图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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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部的态度

  从乔松举举报安徽天长禽流感,到被逮捕,以至于开庭审判,曾经和他“颇为熟悉”的农业部一直保持沉默。

  “而农业部的态度对乔松举一案至关重要,如果农业部从一开始就介入的话,他可能
就不会站在被告席上了。”孔维钊说。

  安徽天长禽流感确诊的时候,媒体曾经形容乔松举为“神秘的举报人”,也即指他和农业部关系非同一般,但又无法言说。

  “最初认识乔松举是2004年11月,他自己拿了一个疫苗瓶到我办公室,好像举报山东农科院家禽所,在此之前,他也给我打过很多次电话。”贾幼陵说,“但乔松举和农业部是举报与接受举报的关系,我们没有给他任何身份。”

  “在查处山东家禽研究所的案件后,药政处的徐处长回来后告诉我,乔松举有敲诈及多开发票的情况,我当时也打过两次电话给他,他没有承认。但我也因此取消了准备给他的打假奖励,而且从此后,就也没要他举报,但他一直在举报。”

  贾幼陵的话在农业部一份乔松举个人举报案件统计中得到证实。

  该统计表明,从2004年12月10日起,至2005年11月被捕前,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乔松举一个人即向农业部有关部门举报了13次,涉及17个单位!而且,农业部也累计为乔松举报销各种举报费用19679.12元,庭审时,乔松举说“和农业部还有一部分账没有结清”。

  乔的举报最终体现为农业部的政绩。

  2005年3月,《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分别刊登文章,称“农业部严查九家制售假疫苗单位”,本刊记者对比发现,皆为乔松举举报所致!

  11月,在禽流感假疫苗案风头最劲时,农业部公告查处的13家制售假疫苗单位,公布出名字者,也皆为乔松举所举报!

  2006年3月13日,农业部向社会公布的2005年全国农业系统依法查处的20起假劣农资违法典型案例中,乔松举举报的扬州鑫盛动物保健服务有限公司违法生产销售假兽用生物制品案赫然在列。

  但是,庭审过程中,乔直言,正因为举报涉及一部分农业部官员的利益,他遭到了嫉恨。农业部一位官员的证词说:“他多次举报无批文疫苗,我们去查处,他背着我们搞了不好的事情,我们恨死他了!”

  另一位官员说:“他举报非法生产疫苗是合法的,但触犯了法律他自己负责。”

  案发何处

  乔松举被拘捕不久,迫于舆论的压力,江苏警方通过媒体发布逮捕乔松举的缘由。

  这篇2005年12月7日、署名“沈宫轩”的消息称,“今年10月下旬,江苏公安机关接到有关方面反映,乔松举以举报非法生产疫苗为名,多次敲诈勒索,请求公安机关查明情况。接报后,江苏省公安厅责成扬州市和高邮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

  巧合的是,乔举报安徽天长的禽流感发生在2005年10月中下旬,对他的“反映”也在此时接到,纯属巧合还是别有原因?

  庭审结束后,高邮市检察院检察长告诉本刊,乔松举案发是由于农业部有人向公安部门举报,层层批转,最后高邮警方接手负责侦察。

  这一点,为一位接近高邮警方的人所证实。该人称,在高邮市公安局内部,乔松举一案被当成“大案”,光办案经费就花去几十万元!

  “如果不举报安徽的禽流感一夜成名,或许还不会这么快被抓。你想想,到了后来,农业部都快成他工具了,不进去才怪呢!”一位高邮当地畜牧业的资深人士如此分析。在他看来,乔对于假疫苗行业的熟稔,也是他成为某些部门人眼中钉的原因。

  乔松举其人

  时至今日,单纯以禽流感举报英雄或者以一个涉嫌诈骗、敲诈勒索的嫌犯来看待乔松举,都已略显单薄。高邮市检察院列举的10起指控中,乔松举唯一供认不讳的是他涉嫌诈骗高邮市送桥镇谢有明的钱财。

  2004年8月,乔松举找到在送桥镇经营供销社炕房的谢有明,用编造的供货清单告诉谢,上海方面委托他收购一批鸡蛋。谢有明信以为真,从海安的朋友处拉来3520斤鸡蛋,以每斤3.65元的价格卖给乔松举,价值12800元。

  乔松举以岳父建房许可证为抵押,称三天后即付款,后拉着鸡蛋,转手卖给临近的天山镇中心超市。后来看到天山镇超市以有坏蛋为由扣了自己500元,顿觉谢有明欺骗了自己,“便想报复”。

  拖了10来天仍见不到货款,谢有明加紧了追债的力度。为了不还谢的蛋款,乔松举想出了一条妙计:购买405公斤变质的鸡蛋,雇了一辆车,拉至高邮到上海必经之路的靖江,然后自己打电话给靖江卫生质量监督部门,制造谢有明出售的鸡蛋变质被查处的假象。

  “这小子太精明!不但涂改了质量监督处罚书上面的鸡蛋数量,还自编自导鸡蛋被查!”看到乔松举终于被公安机关抓获,谢有明及妻子很开心,但又担心自己的钱是否还能要回来。

  谢的妻子告诉本刊,为了讨债,她不知找乔多少次才要来2000元。“2004年春节,我到乔松举家中要账,几乎都快给他跪下了,要来的还只是个3500元的欠条。”

  这样的事情,自然让乔松举在乡邻之间没有好的口碑。

  “现在看来,乔松举确实很让人可怜。”高邮市畜牧兽医站站长倪北超的话让人有些惊讶。在他看来,乔松举原本并不是这样,“一切都是穷的缘故”。

  据熟悉乔家的人讲,靠着广袤的高邮湖,乔松举的父亲乔振泉常年养鹅为生,其哥哥乔松青也是“从八九岁就天天与鹅打交道”,1975年出生的乔松举尽管成年后不以养鹅为业,但对于家禽养殖一块,耳濡目染了多年,可谓是极其熟悉。但父亲嗜赌,加上近年来各种禽类疾病增多,养殖一年不如一年,一场流感下来,可能会血本无归。所以,乔家无法摆脱生活困窘,至今乔松举的父母连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住的还是“养鹅的棚子”。

  初中毕业后的乔松举一度应征入伍,没想到还没过军训期,他就患上严重的眼疾,几乎失明,在军队调理了几个月后,他回了老家,到临近乡镇的电缆厂打工。

  2000年左右,经人介绍,乔松举入赘到临近的天山镇王秀兰家,住进了岳父盖好的小楼房。

  成家后的乔松举曾做过短暂的鸡胚生意,和扬州家禽研究所等一些单位的人熟悉起来。然而,由于自己不做鸡胚,只是在各地贩卖赚取差价,生意艰难可想而知。

  “或许就是他父亲鹅死引发的几起赔偿,钱来得容易,让他尝到了甜头,才逐渐走上举报这条路。”倪兆朝说,“本来是社会最底层中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却想走捷径改变自己的命运,到头来却栽了跟头。”

  “举报这碗饭哪是这么好吃的,不被公安抓起来,也会被举报对象砍头的。”一位熟悉乔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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