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国五月论坛:人民币升值与资本市场繁荣

左小蕾（左）、吴晓求（中）、谭雅玲（右）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朱武祥（左）、刘纪鹏（中）、唐旭（右）

嘉宾与主办方合影，从左至右为：李光、陈默、谭雅玲、左小蕾、朱武祥、李中强、张轶

　  主题：人民币升值与资本市场繁荣

　　时间：2006年5月24日

　　地点：中国新闻周刊会议室(车公庄大街9号五栋大楼B2-13层)

　　主持：左小蕾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嘉宾：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谭雅玲 中国银行高级研究员

　　      朱武祥 清华大学国际贸易与金融系副主任

　　      刘纪鹏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

　　书面发言：唐旭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彭伟祥(中国新闻周刊副社长兼总编辑)：

　　诸位，“新闻中国月度论坛”已经举办了12次，有一年的历程了，这次是第13次。这个论坛得到了新浪网的支持，也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论坛的影响可谓是越来越大。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人民币升值与资本市场繁荣”。首先，我代表主办单位《中国新闻周刊》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和媒体朋友的光临。下面，我就把主持权交给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女士。谢谢大家。

　　左小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媒体和各位专家一起讨论关于资本市场的问题。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主题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个就是五一长假以后，资本市场比较活跃，数据显示上证综合指数从1500点上涨到1600点大概用了四天的时间。这期间的交易量很大，平均每天达到了500亿到600亿，有些单日交易量更是接近900亿。因该如何看待这个市场形式呢? 这一轮上涨背后的原因是资金推动还是其他一些制度性的带有根本突破的一些进展? 在人民币升值的这个压力下，在全球流动性过剩和资本市场面对全面开放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认识资本市场当前的形式和将来的发展趋势是今天聚焦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股权分置改革带来了公司管理上的改善，用市场通行的话来说，带来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的一个红利，在同股同权的情况下，公司的市场行为是不是就完全没有问题呢？政府的监管体系需要从哪个角度加强？或者说后股改阶段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进一步措施是我们关注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从日本和其他一些国际上的经验来看，本币升值将带来资本价格的上涨，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防止资本价格的泡沫化？

　　以上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个问题。

　　今天我们请来的很多专业人士都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研究。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各位嘉宾。第一个是吴晓求教授，人民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第二位是谭雅玲女士，是汇率研究方面非常有深度的专家，中国银行的高级研究员。第三位是朱武祥教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国际贸易与金融系副主任，也是这方面非常资深的学者。第四位是刘纪鹏教授首都经贸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另外，人民银行的唐旭局长，因为时间安排的原因来不了现场，但是他给我们会议送来了书面的意见，我会跟大家介绍。

　　下面，按照论坛的规则，每位教授学者们有15分钟主题发言时间。有请吴晓求教授发表他的观点。

　　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谢谢《中国新闻周刊》的邀请。

　　我根据这个主题讲三个方面的看法。股权分置改革给市场带来了新变化。经过五年的低迷，市场终于迎来了一次新的转机。这与2001年前的若干次市场转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制度平台的变化上。2001年前的转机是在一个制度结构有严重缺陷的市场环境下发生的市场波动，实际上，是不代表任何意义的。但是，这次转机是一个制度结构调整下的深刻变动，与以往不同。

　　出现这次转机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通过股权分置改革，中国资本市场赖以运行的基本制度架构发生了变化。我们不能小看股权分置改革，一年多前，我在很多会上就说这项改革会使中国的资本市场，焕发新的生机，它会带来一个再生的机会，没有这次改革，中国的制度就会不断地沉默下去。实际上，在整个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很多积极性因素都受到了有缺陷制度的约束，所以，只有像股权分置这样的有缺陷的制度平台被改掉、推翻之后，被传统制度压抑的市场才能焕发出积极性。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整个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若干次转机都没有这个环境。过去的十年，并不具备现在这种外部环境，这种外部环境表现在经济增长势头、经济规模，包括人民汇率走向。因此，制度的调整及其外部环境，共同促成了这样一个市场的走向。

　　不要看到市场有了些上涨就又把它归结为投机。这是我们的一种习惯性思维，所以，涨也涨不得，跌也跌不得。这就是问题。其实，在一个规范制度下，涨、跌都是正常的。像跌了就一定要救市，涨了就一定是泡沫这种传统的制度框架下的习惯性思维需要突破。这样一种市场结构的变化，预示着市场正在恢复一些基本功能，包括定价功能，信息发现功能和并购的功能，这些都是在股权分置时代，不存在的功能。市场对资产的定价功能在逐步恢复，在股权分置时代，因为市场缺乏基本的定价功能，所以以定价功能为基础的一系列衍生功能都是不存在的，包括并购功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有很多奇怪的现象，比如，最为普遍的，企业上市以后业绩反而越来越差的现象；在中国的市场环境下，几乎所有的并购都是投机性并购，这些现象都是和市场缺乏对企业基本的定价功能有关系的。资本市场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定价功能，所有的功能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后，市场出现的变化，实际上是其功能恢复的一个表现，一个标志。不要简单地把它看成是泡沫的出现，这是不理性的。

　　我们要看到股权分置的确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了新生的机会。全流通的市场和股权分置市场对市场主体所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全流通时代，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可能有一些在股权分置时代存在的问题就随即消失了，这也是我们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重要目的。举个例子，比如非理性的排队融资问题，像投机性并购。在股权分置时代，投机性并购的成本是非市场化成本，它通过灰色通告获取廉价成本，从而获得昂贵的上市公司资源。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后的全流通的时代，这个情况会慢慢淡化。

　　同时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是，即使我们的股权分置改革全部完成，我们也会面临新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全流通市场中，将至少存在两个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会比在股权分置时代更加严重。我们需要从监管层面，以及法律层面上给予高度的重视。第一个就是虚假信息披露问题。这个我有深刻的感觉，它将会比在股权分置时代更加严重。因为在股权分置时代，无论是控股股东还是实际控股人披露虚假信息，最大的动机都是使他们的企业达到融资标准，不管是什么样的融资，这个动机都非常强烈。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虚假信息披露的最重要的动机是融资。可是在全流通时代，尤其在企业高管实行奖励以后，虚假信息披露的动力比在股权分置时代为了融资的动力更加强大。比如说，无论是考核国内，还是实际的控股，最终的利益体系都是资本市值，这个资本市值成了一个最综合的指标，所以在全流通时代，追求资本市值的最大化，和追求融资标准对做假人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我始终相信，在全流通时代，虚假信息披露的动力更加强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监管模式要转型，要从强制性监管转变到对透明度的监管。在股权分置的时代，有必要什么都管，但是随着股权分置这个技术平台的变化，监管的主体也发生了变化，透明度成了最核心的对象，这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尤其在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过程中，也就是在这12、24或36个月的过渡期中，操纵市场的主体将会发生变化，庄家的形成机制将会发生变化。在股权分置时代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操纵市场的主体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其一是流通股的庄家，另一个是上市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或者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只有这两个主体相互勾连才能形成操纵市场的机制。而在全流通的时代，情况将变得简单，事实上，控股股东将会成为操纵市场的一个主体，这个就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尤其是在过渡期。 因为在这36个月的过渡期中，采取得很多条款是不能长期保有的，比如控股股东可以根据情况在市场上买可流通的股票，而且即使超过了法定所需要披露的界限都没有关系，因为在这期间属于收购还没有进行。在这期间就会形成一个操纵市场的机制，将会对小股东带来一种潜在的危害。所以，这个问题需要从法律上加以规范和完善，从而保证市场的公平进行。

　　以上的两大问题都非常重要，需要我们关注。其实，股权分置改革为我们带来的好处大大多于它所带来的问题。第一，它会恢复市场的定价功能；第二，它可以使市场从原来的简单融资功能，增量融资，慢慢回归到市场存量资源的调整功能；第三，它能够使市场的实际经济状况得以展现，也就是说晴雨表的功能能够得到有效的加强；第四，通过股权分置改革可以使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达成一致，一改在非流通时代，利益对抗的局面，使上市公司成为全体股东的利益共同体，这条也是股权分置改革的最大功能。因此，只有推行股权分置改革，中国的制度才会不断规范，不断国际化。

　　左小蕾：吴老师的发言非常精彩，他对当前的股市的形势的成因有独到见解。他主要的观点是首先制度性平台发生了变化。股权分置改变了制度系统缺失，制度设计的缺失，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宏观大环境的变化。股权分置改革使金融市场更加公平，各种功能得到了恢复，包括定价功能，并购功能。另外，吴老师也提到在全流通时代，虚假信息披露的动力会更强，监管力度要更强。另外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可能会变成市场新的主体，需要在法律上加以管理。下面请谭雅玲女士做精彩发言。

　　谭雅玲(中国银行高级研究员)：

　　我和吴老师讲的话题有共同点。汇率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股市涨到1600这个角度看，这次市场变化是与改革的政策面和技术面的因素有联系的，股权分置和强化公司治理机制对股票上涨带来了一定的动力。从整个经济面来看，现在宏观经济形势比较好，百姓财富的收益在增多，也给股市带来一定的动力。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技术因素，股市长期低迷之后，任何一个价格走低走高都是有规律有周期的，不可能一路走低也不可能一路走高。还有就是跟国际大环境有关系，今年以来整个国际股市的上涨趋势应该是非常明显的，随后5月份出现波动下跌态势，即使是周三中国也没有逃脱下跌的态势，因为全球，包括美国、欧洲、印度等国都是黑色星期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跟国际的连接也是比较紧密的。

　　我这次发言的主题是“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与国际汇率市场连接的思考”。我思考得出了两个字“理性”。自身的理性，外部的理性，还有一个是改革的理性。我从三个角度来论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从自身的理性来看，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价格的判断，我们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时候，很多人按照西方的模块货币学的原理进行了统计，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最近有人说其合理价格应该在7块钱。然而，这个货币学原理是对国际化的货币经济体，在西方经济比较发达，实力比较庞大，金融市场非常健全的情况下定义的。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经济发达程度和金融市场的健全程度都没有达到西方国家当初的状态。研究部门也好，政府也好，都要对人民币的汇率价位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还有很大升值空间吗？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是不赞成人民币升值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自己更爱说是一个积累中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实力在积累当中，我们的社会财富在积累当中，我们的金融市场在积累当中，所以人民币的升值趋势符不符合我国发展的需求是值得探讨的。而从国际趋势来看，国际上所有的货币，都希望自己的货币贬值，从而维持自己的经济或者刺激自己的经济复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它的货币为什么一定要违背国际态势，走升值的道路呢？全球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大，各国央行在调高利率，而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正在缓解，也有人提出中国会出现通货紧缩，恰恰升值就会带来通货紧缩。在中国经济势头跟国际相反，国际市场的投机因素又非常大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来讲是挑战还是机遇就不言而喻了。

　　从人民币的支持因素来说，人民币升值的支持因素其一是外汇储备。三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世界第一，但是，我们跟日本的界定不一样，我们的外汇储备并不代表外汇实力。其二就是外贸顺差，我们的外贸顺差并不等于我们的外贸利润。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我们的外贸始终是国内外的焦点，过去可能是逆差，现在走到了顺差。贸易层面的核心问题还是量大于质。在全球的贸易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当中，我们面对的贸易争端甚至贸易壁垒越来越多。从这点上看，我们的贸易顺差是值得思考的。商务部副部长在年初的时候就提到一个统计，我们外贸总额的53%和外贸收入的80%以上是在外商的手里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币自身的价值因该从它的合理定价，从经济总体的理性判断，从中国和国际趋势的比较来看待。

　　第二个角度是从外部理性来看，投机因素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市场是非常大的，铜价、金价、锌价、铝价的上涨幅度都非常大，石油黄金的上涨幅度也非常大，包括美元兑欧元，兑日元，上一阶段的走势也是超出市场预期的。前年年底欧元走到1.37以后，大家继续预期2005年美元会走跌，欧元会继续走强，会达到1.30，1.40，甚至欧洲自己预测到1.60，但是恰恰相反，欧元没有走强，反而走低了，2005年美元全面上涨。到了2006年，大家又开始觉得美元还会继续走强，但是又跟市场预期相反，欧元走到了1.28，1.29。所以说整个市场的投机气氛非常强，这个投机气氛已经导致价格的失真，包括黄金的价格，石油的价格，铜的价格，锌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是“失控”了。从四月份到五月份黄金的价格涨了100美元，后两个星期当中又跌了100美元，这个速度太快了。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市场的承受能力加强了，应对外部变化的手段和能力加强了，尽管价格跳动很大，市场没有出现过份恐慌的现象。资金的流量大了，大家可以避险的手段多了，黄金不行走石油，石油不行走铜，股市不行走汇市，现在整个市场的联动性体现得非常突出的。所以，面对外部较大的投机性，人民币也难逃这种厄运，人民币虽然是一个半封闭的经济体，逐渐在跟国际接轨，但是像QFII，QDII, A股和香港特区这些市场都已是相对自由的。外部的很多国家都已经把人民币作为名正言顺的外汇储备了，比如说泰国，虽然还没有公布，但是内部已经开始了。人民币在周边有限的流通也使人民币具备了投机的空间。5月15号人民币开盘的时候破了8，这跟国际态势是一样的，整个亚洲货币都在走升，欧元、日元都在走升，人民币作为这样一个经济体，受投机的影响，也是避免不了的。

　　从背景来看，这个理性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是从发展的阶段来看，发达国家经济经历了快速积累，金融市场规模已经基本形成。在这个时候，它的发展是在创新的阶段，它的资本市场是用财富创造财富。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在起步阶段，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当中，处于财富积累的阶段，没有形成钱滚钱的状况，它要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和资本市场，二是跟发展的规则和模式有关系，发达国家是一个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模式和经济体板块的推行者。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多是按照发达国家已有模式在推进，在运行。在去年五月份的一个国际房地产会议上，我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尽管说房地产泡沫，外资还是看好中国的房地产，走到这个市场上来，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已经经历了房地产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所以知道什么时候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来。这是和资本市场形成的规模、发展的阶段、规则的制定、板块的形成是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规则的执行者，某种程度上也在参与一些规则的制定，但是这个规则参与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现在从很多国际的单边、双边、多边机构来看，发达国家还是主体，所以发展中国家是在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很多国家是在初具规模的态势下发展，发达国家就不一样了。

　　再有就是，发达国家的发展已经从传统行业转向新兴行业，高科技的含量已经大大领先于基础产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基础还是在传统和新兴之间兼顾，更多的在传统的发展上。所以这点给资本市场带来的推力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美国股市从96年的3800多点上涨到现在的11000多点是非常快，这是因为新经济和高科技的存在。在2001年的时候纳斯达克已经走到了5000多点。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背景和阶段的发展给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机遇、风险、压力是不同的。在怎么看待人民币这个问题上，我国面临的结构问题非常突出，出口热、投资热从数据上已经看到了，消费相对来讲是比较冷的，这跟发达国家相比差异非常大，西方国家的消费比例占到60%到80%，我们国家占到48%左右。从投资的状况来看，发达国家的数字是15%到20%，我国投资占GDP是48%。这些数字反应了我国的结构。这个结构有自身经济发展的特点，同时也有和国际接轨的动力，也就是国际板块发展的推动，在这两者之间理性是比较重要的。

　　从财富扩张的敏感度来讲，贫富差异及社会的反响都是显而易见的。我把现在中国社会生活的阶层分成，活着(为了温饱，为了生存)；生活(相对比活着的人宽裕一点，可以走进餐馆，可以走进比较高档的消费场所)；享受(在中国这个阶段，财富价值已经达到最大化)。享受的人大概只占到20%或者10%，活着的人占到40%，生活的人占到40%。这样来看，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匹配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再有一点，在人民币问题上也应该具有一种理性。从破8这个角度，我觉得开盘的时候破8，回盘的时候一定要回8，因为8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线。虽然市场的波动是允许的，但是心理上，我们要有一个防范的准备。我觉得破8不是一件好事，虽然人民币有升值的压力，但是不应该升得这么快，8的敏感度对中国目前阶段来讲非常重要。从股市的态势，经济发展的态势看，我国现在经济过热、经济结构失衡严重，所以人民币汇率稳定在8，对自身的发展和外围的稳定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我的预期是，上半年可能会有一个升值空间，下半年可能出现双降。我的预期一个是来自外部的信息，很多外国人都说“短期人民币升值，中长期人民币贬值”。再一个是在去年7月23日的中国银行业的挑战论坛上，周行长强调了汇率改革不是价格转变而是观念的转变。中国面临的经济观念的转变是必须的。虽然政府已经改变了机制，从单一盯住美元转变成参考一篮子货币，根据贸易、投资、外债、国际收支这四个方向决定一篮子货币的权重，但是目前，人民币还单纯停留在过去钉住美元汇率的单一机制上。从年初到现在人民币兑美元兑欧元兑日元是有不同的走向的，人民币兑美元是升值态势，兑换其他货币也有贬值趋势，所以双边走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市场惯性和企业理念，还是停留在传统汇率机制水平上。过去，企业可能依赖银行和政府的保护，回避一些汇率风险，但是，企业现在要自己担负这些风险了。企业还没有适应政府决策的市场化。以前银行价格是一日一价，现在是一日多价，需要企业自己判断。所以在企业适应的过程中，观念转变是一个基础。大家说的虽然多，但是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还是在计划经济的理念下。

　　最后一点从改革的这个理性来看，我觉得效率不足应该是一个核心因素。前面讲到的，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们面临的是人民币贬值，2003年开始我们面临的是人民币升值。我们的核心问题依然在贸易层面。贸易层面到底有多少改观确实值得反思。再一个从产品来看，市场产品不足还是非常突出的，我们虽然有市场的意识，但是因为没有产品，很难反应出市场的实际需要，实际价值的定位。另外就是内容不足，过于行政化，对于实际内容的推出或者效率，反响都不是很热烈。西方的公司治理改革注重的是利润指标，在这方面，我们的改革就比较欠缺。从长远来看，改革面对的内外部压力相对严重。对此我们应该有忧患意识。

　　从目前国际态势来看，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是和美元的主导性连接在一块的。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元利率和美元汇率是目前市场的核心，从美元利率的调控手段、调控思路和调控方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美元贬值，通货膨胀上升，加息是一条主线，美国的战略意识非常强，美国的货币政策是把握未来，不是把握眼前。所以在整个货币体系中，美国的主动性是相对突出的。今年，美元汇率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贬值态势，远远超出历史上的发展趋势。2005年到2006年这个阶段，美元的走向还是一个问号，如果贬值，会给人民币带来比较大的压力，对美国却是利大于弊。2005年美元升值在10%以上，预计今年升值只有3%到5%，美国每天需要30亿美元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我觉得今年的数字会走到6%。这样的话，可能会给我国的汇率改革带来沉重压力。政府、市场、企业、机构、老百姓都应该理性的看待自己，看待外部环境，这样我们在战略和策略的把握上，才会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遇到问题才可以应对自如。

　　左小蕾：人民币在这么大压力下，就是要理性，我们自己不要对人民币有一个幻觉。谭女士从自身、外部环境的对比、内部改革的理性三个角度，阐述理性，调理清楚。那么下面我们请朱老师。

　　朱武祥(清华大学国际贸易与金融系副主任)：

　　这一轮股市的表现大家都很兴奋，股权制度改革和货币升值都可以是市场启动的诱因，但一个市场的长期繁荣有赖于公司的赢利能力和投资价值，判断市场能不能起来的关键是上市公司业绩能不能持续。

　　从上市公司的业绩来看的话，其实整体的经营规模是放缓的，营业的利润是下降的，比如说第一名的中石化的利润占了市场全部利润总额的四分之一，他资产只占10.2%，他的利润占了24.5%，前五名的企业利润占了利润总额的47%，前五十名占了利润总额的77.41%。这个说明我们其余一千多家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就有待改进了。

　　我们讲上市公司质量包括两个概念，一个是所在行业有非常客观市场规模与成长空间；二是企业具有成长能力，能够抓住这个市场机会。股市本身的投机因素是很现实的，也不可能没有投机，对公司质量来说关键是企业能不能可持续增长。应该看到这个市场的上市公司在极大的约束条件下，不少企业表现出了非常好的增长能力。股市本身培养的企业就类似奥运会比赛一样，应该经过层层选拔进入最终状态。我们看到最近的业绩上涨，除了一些少数企业以外公司质量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原来一些优势的企业业绩都在下降，这是很正常的企业竞争格局的应变，必然会经历这个过程。

　　我们以前上市的公司里面，总体规模是比较偏低的，销售在十亿元以下的公司20001年有996家现在还有725家，这个总体规模与可持续成长能力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差。我分析的原因就是以前的公司在股权分置情况下管制非常多，当时是以企业改制的模式来选拔各地的企业。股权分置解决以后要怎么解决上市公司质量评价体系，包括形成比较好的重组并购机制？如果股权分置改革以后要想增强上市公司的质量或者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可以从两方面改造，一个是企业评价标准的改造。以前是改制上市，有五六十个百货上市公司，都是以一个点完成上市的。西单、王府井以前就是一个百货大楼，从来没有开过分店。现在大量的百货大楼开始做多元化，经过多少年了就根本没有能力抓住这点。因为这些企业上市以前就一个店，没有搞过七八个店，一旦上市以后也没有这种管理能力。这是我们在股权分置情况下改制上市模式存在的弊端。

　　另一个是有些企业上市改制上市而不是私募上市，企业改制上市不是市场选拔的结果。这样上市的企业都是原来经营效益好的企业，就是没有成长力，表现的能力不可能持续增长，如果百货大楼如果要私募上市的话有40%是根本不行的。所以原来改制上市没有资本市场选拔过程的公司中有很多不应该上市。比如

　　在股权改革分置以后，应该更加扩大开放，允许更多的境外投资者进来。我们原来的股票市场上股民投资者到了一千七八千点的时候反而承受力差了，股市发展了，这个市场承受力反而差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同时改造，增加境外投资者的评价力量，使这个评价更加多元化，这样我们发行审核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市场化。上市公司融资这一块为什么不能市场化，主要是受市场承受力的约束。只有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严格的约束，市场承受能力变成一个公司发行的重要因素。这导致很多企业没有钱，外商并购之所以那么多，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资本市场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融资渠道。很多企业外商收购的并不是国内的热点行业，在他看来这个行业是低估，同时看到国内同行业有三百多企业都没有钱来收购，所以他就收购过来。我们说他低价收购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收购竞争也就没有谈判能力。所以如果在公司评价方面能够更加市场化一些，同时在投资这一块能够增加一些有评价能力的，要让公司源源不断的选拔，一开始就是融资扩张并购，包括引入退市机制。这几年市场政策证明了改革以后对改变市场评价理念有积极作用，如果发展这么有竞争力的企业由于受融资约束最后垮台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事情。股权分置以后，在公司质量和投资渠道方面应该有一定的改观，应该开辟一些市场定价方式和加入私募过程，公司质量是融资的评价标准，而不是说现在这样主要考虑市场承受能力问题。这样让一些优质企业受到合格投资者的评价，同时也不会危害到现有投资者的利益，这是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左小蕾：我觉得朱教授从一个微观的角度非常准确地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市场能不能起来很关键的是上市公司的业绩能不能持续。保持这个企业可持续增长他提了很好的建议，一个是上市公司的评价标准，不要用现在这种方式，一个企业是不是真正的优质股票，是不是具有将来的财富效应，有没有成长空间要进一步开放让各方面的力量进来参与价格判断。这样多家监管，从整个上市的选拔到融资、再融资，包括中间的重组，都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模式，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观点。下面请刘老师来发表看法。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