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要超级女生，也要超级头脑

　　文/朱大可

　　在湖南经视的“象形城市”、上海纪实频道“往事如烟”等高端文化电视节目都已在收视率的追杀下全军覆没后，陕西台的“开坛”会不会是中国文化电视的最后挽歌？

　　“文化无用论”是时下电视从业人员的时髦立场。以谈文化为耻，以搞娱乐为荣，

正在成为电视业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来就文化素养不高的中国电视业，大多以所谓“央视索福瑞收视指数”和“尼尔森收视指数”，为衡量节目优劣的惟一尺度，由此导致中国电视文化含量急剧下降，成为率先实现自我沙漠化的文化行业。

　　所谓收视率指数，通常使用“人员测量仪法”，即样本家庭的每个成员看电视时必须按下手控器按钮，而测量仪会储存该信息，并通过话线传送到数据处理中心。但它的样本数量如此低下(一般在1000户以下)，概率分布如此狭隘，根本无法描述数亿电视观众的实际观看状态；更何况，衡量节目优劣的标准是多元的，它必须兼顾频道、时段、节目类别等影响收视率的因素，尊重专家和公众对节目的评价，以及测算节目投入产出状况等，由此组合成判断节目优劣的科学依据。这个复杂的评估系统，又岂能被形迹可疑的“收视率指数”所独断？但令人不安的是，恰恰就是这种畸形的评判模式，成为中国电视最严酷的文化杀手。

　　电视界流传的一则关于伪收视率的笑话，讲述者是国家广电总局的官员。他称山东某台一栏目已停播三月，但收视调查公司却浑然不知，继续提供该栏目的收视率，其收视率甚至高达30%。尽管这种闹剧至今层出不穷，却不能动摇各地电视台“唯收视率主义”的强硬立场。

　　中国电视业的“唯收视率主义”，是电视业实施文化自杀的主要工具。某些电视节目的垃圾化，由于受到收视率数据支撑，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在2005年前，中国电视业尚留有少数文化孤岛，像湖南经视“象形城市”、上海纪实频道“往事如烟”、陕西台的“开坛”栏目等；而到2006年，除了“开坛”仍在运转，其他地方台的高端文化节目，几乎都已在收视率的追杀下全军覆没。收视率“罪行录”上，又添加了新的文化“命案”。甚至像阳光卫视这样以纪录片为核心的高端电视台，也因经营上的危机，被迫数度易手，至今无法找到温情脉脉的归宿。

　　目前，“开坛”栏目在各地方坛中一枝独秀，犹如文化电视的最后挽歌。解读“开坛”在电视沙漠里存活的原因，是该栏目在陕西电视节目中的平均收视率，达到了0.8之高，平均排名为5.6，即便是收视率杀手，也没有理由向它举起利刃。它因而侥幸偷生至今。而它未来的命运，仍是一个无法预测的谜。

　　研究“开坛”个案，无疑对我们探究电视业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秉承“传统话语当下化，人文话语传媒化，精英话语平民化”理念的“开坛”，设计出大众易于接纳的谈话形式，即一个主持人和两位嘉宾的三人组合，加上与观众之间的频繁互动，适时插入片花，进行相关知识和调查数据的图像链接，延展了现场的有限时空，由此构筑生动宏大的叙事风格。它的选题策划，不止是民众关心的文化焦点(如

　　“开坛”的嘉宾选择也是颇具匠心的，它为知识分子的电视表达，提供了有效的现场经验。许多嘉宾在“开坛”学会如何面对聚光灯和众多镜头的包围，逐渐成为著名的电视文化人，如易中天及其厦门大学的同事周宁等。他们在“开坛”获取的镜头感和节奏感，成为日后进行公共叙事和肢体表现的重要技巧。

　　李蕾，一位有头脑的中国电视主持人，本身就是专栏写家，拥有良好的人本主义素养，善于用言辞控制局面。她的智慧、技巧和容颜的三位一体，向中国电视圈提供了知识型主持人的全新范式。所有这些元素，共同打造了一个品牌。这不仅是陕西台的奇迹，也是中国地方台的最后企望。

　　当然，情形也并非是一味的下坠。

　　据我所知，正是由于“开坛”的坚守以及央视“百家讲坛”的成功，往日一味追求收视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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