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的时代到“我”的时代

　　“我”的时代才刚刚现出雏形，“我们”的时代还远没有拉下大幕。无所谓时代变迁，主体角色的易位无非只是绕口令式的周而复始。

　　文/胡尧熙

　　并不仅仅是单数和复数的联系，“我们”和“我”更像是集合和元素，只有剥离所

有的共性，元素才能作为一个个体存在。

　　关于“我”

　　当托克维尔18世纪30年代初在美国进行他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时，“我”对他来说还是个新概念，他写道：“个人主义是个新奇的词汇，它表达了一种新奇的观念。我们的父辈只知道自我中心。”在他看来，个人主义则是“一种成熟而镇静的感情”。在托克维尔逝世的一个半世纪之后，个人主义在西方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正面形象，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价值原则。

　　相比之下，低调行事、隐忍不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我”的处世风格，你可以在1980年版《辞海》的第309页找到佐证：“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表现为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相应的还有课堂，集体荣誉被班主任作为班规撰写在黑板上，教室内的一干人等在年复一年中深信不疑。如果再把时间推前，上一辈人正在为了国家利益上山下乡，等到能为自己图谋划策，却已经是有心无力。

　　被外来文化和素质教育熏陶出来的后来者们显然已经是我世代的产物，他们对整齐划一的校服并不感冒，因为一旦穿上便泯然众人，无处上位。而大多数人记忆中的第一次个人解放都会追溯到1980年代末，四面八方的人浪涌向沿海，寻找个人价值的价码。而之前，父辈们正孜孜不倦地将“我们”作为精神境界的徽记，个人主义则成为与之相悖的生活准则。在百废待兴的时代，个人价值被捆绑在集体利益之上，一旦离开，便失去了追求利益的源泉。

　　随着时代的开放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人的自主空间开始扩大；当个人担起了自己的责任后，就不免要获得相应的权利和自由，要求取得对自身事务的真正自主权。当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础具备之后，关于“小我”的个人主义话题也再次浮出了水面。网络、秀台，乃至职场，都成为个人意识张扬的平台，苦心经营多年的自我终于能够登上台面。今天的中国，也许没有多少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个人主义者，但是在普通中国人身上的张扬自我的觉醒已经不可否认。

　　我世代的东西进化史

　　早在1922年，尚未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就在《美国的个人主义》中告诉所有国民，生活的要素在于“擅用个人的性格、能力和欲望来改变你本人和这个国家”，但即便个人主义与生俱来的美国人自己也认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个性肆虐发生在1960年代，嬉皮士们用浩荡的集体行为诠释了胡佛的论文。而中国人的进程，相比之下显然快捷了很多。

　　美国人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乐此不疲地分析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他的疑问在于，为什么德国和日本在战后能够创造出高速发展的经济奇迹？为什么像美国、英国这些受战争影响比较小的国家反而经济呆滞？奥尔森的答案是过度臃肿的集体意识导致了个人能力的退化，国家决策的效率降低。当义务归于个人，权利归于集体时，某些事情的发展会变得滞后。奥尔森力图让人们看到理性、自利的先个人后集体，先集体后社会的利益取向。

　　中国的时代进程也可以从“个人”的曲折遭遇中窥得一斑。早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实现臣民身份向公民身份的一个转变。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与相应的市民社会的出现开始为自由与独立之个人在社会上提供立足之地，为个人主义时代在中国的到来提供了契机。

　　大众时代的来临

　　爱因斯坦在回忆录中试图为个人价值加上定义：“只有贡献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工作上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意义。”而实际上，在我们的词典中，没有比“个人主义”一词更加下场惨淡的。它总是被用来泛指好几种对于社会的态度；而这些态度，总与利己主义联系在一起。但以我为主的大众时代已经来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我”已经可以登堂入室地摆上台面，但团结仍旧是力量，个人的小宇宙也无非是表现给群体欣赏。从“我们”到“我”，其实是一个周而复始的绕口令的过程，它们总会伴随对方出现，谁都甩不掉谁。唯一不同的是，个人正在取代群体成为享受权益和承担义务的主体。这更像是个社会性和全球性的课题，现在中国的国门比以往任何时候开得都大，隐忍不发的处世态度在全球化的冲刷下分崩离析，年轻一代的“自我”终于被充分地释放出来。

　　在商业元素的催化下，激发年轻人的个人主义情绪比鼓舞他们服务社会建设国家似乎更加容易。当周杰伦喊出“

　　个人正在从组织和社会巨大的网络里解脱出来，社会只是作为使人更健全的手段和舞台。而互联网的普及，令原被垄断的话语权被打破，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接受信息和发表言论。中国文化的独特背景以及其由来已久的保守性、封闭性，使得它远疏于个人主义的精神内涵，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全球化程度加深，大众寻求自由的时代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