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命运？

　　4月28日。

　　上午飞来一只相思鸟，停在阳台不愿走。王芝银捉了它，关进笼里。鸟儿叫得欢，像极画眉的声音。

　　这天王芝银心情出奇的好。“天天梦到西双版纳，是不是真的和那里结下不解之缘啊

？”她很自然地说起了她最近的爱情。

　　相熟的知青有四五对离了婚。见证了这些悲欢离合，王芝银心有余悸，所以“特别慎重对待下一次情感”。老蔡是西双版纳当地的老工人子弟，当年娶了一位重庆知青，回城时因为“要照顾年迈的母亲”，夫妻两地分居数十载，几年前选择了分手。

　　王芝银与老蔡相恋，本来计划携了外孙迁居景洪，但老蔡“支吾着说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他嘿自私，不喜欢孩子却不说在明处，这是我最不喜欢他的地方。”他们的恋情在此处凝固。

　　只有余长芬知道她的心思，她固然希望王芝银来云南同她作伴，却又不希望她再经历情感黑洞。邓其伟倒是一心劝她“和陈开全好”，4月26日夜里，送走了我，俩人在街边为此事又沟通了一个多小时。

　　“不，不。彼此嘿熟悉，别点破吧，撕不开这情面。”王芝银像往常一样，摇头拒绝了。

　　陈开全与邓其伟、周必德最为要好，“一起穿衩衩裤长大的”。陈开全每次来邓家，总要打电话邀王芝银出来，喝喝酒，叙叙旧。两年前的某一天夜里，三人喝了一斤半枸杞酒，王芝银有点高了。而陈开全的心思邓其伟都看在眼里。

　　彼此心照不宣。

　　党员，支部书记，纪检干部，厂长，

　　1996年第一次

　　可从景洪回来后便出事了。为了解决原材料的问题，陈开全在山西沁水与当地合办了一个粗铜加工厂，投进去200万元，对方却无后续资金跟进，最后只拿回60万元的粗铜产品，亏了100多万元。纪委和检察院先后介入，尽管没查出问题，“但也没作任何结论”。

　　他知道，“在国营厂矿的日子到头了”。

　　之后十年，是陈开全感情和事业上最低迷的时期。

　　婚姻崩溃的责任在己，性格直率的陈开全说，长年在外，“认识了一些人”。夫妻其实并无太多的矛盾，“她咬定我在外面一定有啥子”，还闹到厂里，“我一生气就离了”。净身出门，全部财产留给了第一任妻子。

　　女儿念职中，奶奶照顾。奶奶快80岁了。

　　第二次婚姻与前一次“有因果关系”。但没维持多长，2002年，陈开全再度单身。这期间他办过公司，投入十来万生产节能炉，产品做了几十台，一台也没卖出去。转而经营碎石厂，每月2000元的收入，但“妻子不满意”，“她要求高，我觉得耽误人家不好，她提出分手，就分了”。

　　朋友在綦江县永新镇经营一家齿轮厂，生产农用车辆的变速箱齿轮，让陈开全帮衬。现在他是管生产的副总经理，月工资1500元。重庆到綦江一个小时的车程，县城到永新镇上，还有18公里。路不好，风景倒是不错，“能净心”。

　　杨和平对陈开全的评价被认为中肯，“那娃在连队是最亡命的，种橡胶，挖坑，最能吃苦”。陈开全因此在知青中最早一批入党——那年月，拥有一张党票，前途无可限量。

　　“文革”中司法系统遭受严重破坏，1977年陈开全被抽调到西双版纳州公安局预审科，部分行使检察院的职能。说是知识青年，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刚开始时连起诉书都不会写，好在好学上进，后来也“工作出色”。

　　知青返城时，州公安局来了调令，希望他留下，陈开全谢绝了。“现在想来，那时候没有男子汉四海为家的气概，当时要是不走，现在也会挺好。”稍顿一顿，复感慨，“那是一个大背景，大家都走，心里碜得慌，派出所门口办证明，每天都排着好长好长的队，归心似箭啊。”

　　又感慨：“如果我稳扎稳打做政工，迟早也能混个一官半职，性格决定命运。我就这命了。”

　　在綦江朋友少，孤独是常态。业余时间就打打

　　永新地方小，清静。陈开全经常往十字街一站，“一眼可望到头”——仿佛能望穿自己的人生。

　　“旗手”的知性人生

　　1979年知青返城时，陈开全帮邓其伟代办了返城手续，因而遭到一位女青年的忌恨。邓其伟当时身在重庆，他担心回农场后下不了决心离开。

　　1996年陈开全作为知青代表重回景洪农场，成为女中年的女青年不理他。“还在生我的气啊，都二十年了。”陈开全回来戏谑邓其伟。

　　女青年叫念红霞，是邓其伟知青时期的恋人，当地老工人子女。邓其伟说，“我有负于她。”

　　从云南回来后的头几年，常常梦到西双版纳的知青生活，语文老师、奉行知足常乐的、感性的知识分子邓其伟经常“没出息地哭”。他至今仍能吟诵1979年所填的《忆江南》：匆匆走/时不待我留/本是客舍画南国/朋友抽泣我亦然/掩面不回首。

　　“那时的人嘿现实，我不可能去云南，她也进不了重庆的户口。”邓其伟说，通了几封信，双方分手了。而他们的朋友余长芬，户口迁回重庆，在重庆织造厂上了一年的班后，同样因为爱情，又折返西双版纳。

　　在人生的同一结点上，两个好朋友作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1987年的某一天，邓其伟在办公室接到一个长途电话，他一下就听出了她的声音。后来就偶尔通通电话，或者发一两个短信。邓其伟说念红霞“对自己一直恋恋不舍的”，因为互有家室，他刻意保持了距离。

　　邓其伟和陈开全是“八姊妹”中的高材生，二人拥有大学专科文凭，分别是各自所在单位送去学院脱产进修所获，被其余姊妹们谑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邓其伟在连队也只种了半年的橡胶，便因为能唱歌进了宣传队，半脱产，后来调到农场子校教书，成了继杨和平之后“八姊妹”里第二个不再举锄头的人。

　　1979年，邓其伟顶替父亲进重庆电瓷厂当工人，一干8年。1988年织造厂子校缺教师，校长是邓其伟当年的小学老师，他因此重回讲台。

　　4月30日下午，我顺着邓老师头一晚给我的指示寻找他任教的学校。下石门大桥右转，穿过织造厂、搪瓷厂、电瓷厂——“八姊妹”出生、成长和工作过的厂区，有的破产，有的转制，有的出租，了无生气。只有山脚的嘉陵江，几十年如一日，静静地流淌。

　　滨江小学原为搪瓷厂子校，2000年移交地方，邓其伟也是那一年调入。他现在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兼语文老师。邓老师在一间阴暗的旧房子里办公，因为当天试卷没印出来，原定的半期考试延后，邓老师才“偷得浮生半日闲”。

　　他组织了晚上的聚会。

　　从前的聚会也多是开朗的邓其伟在牵头，他们管他叫“旗手”——旗手？那是江青。邓老师用一贯的幽默反诘。

　　2001年织造厂破产，爱人退休，现在给一间酒巴做后勤管理，“老板对她不错，每月给她1100多块”。儿子邓晶不喜欢读书，职高毕业后去成都，现在一家迪厅做DJ。“他喜欢音乐，专注于自己的事，比较独立，适应能力也强”，邓其伟“不是太担心”。

　　在重庆生活了几十年，邓其伟有点腻了——夏天太热，冬天太冷，出门就爬坡，这些从前被他认为是山城的个性，现在都成了缺点。“成都有秩序些”，他希望儿子能扎下根来，“晚年也能换个环境生活”。

　　他的心态和积极的生活态度让周必德夫妇最为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