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车碾过乞讨路

　　三轮车碾过乞讨路

　　(2005年)国庆节前，同村一个嫂子要来北京，她帮我抱着孩子，我们就上了来北京的长途汽车。一路上很费劲，我把哭得厉害的抱起来，不哭的放在身边，轮流抱着；一会儿，这个拉，那个尿，总算来北京了。

　　一开始，我们在梅市口村(丰台区)租了房子住下来。隔了几天，我跟(也来到北京的)婆婆说：“好多人说，找一家媒体报道一下，就有人管了。”

　　10月3号，我就借了人家一辆三轮车，拉着婆婆和四个孩子去了玉泉路。我拿着个字牌(写着求助内容)，把破凉席往那里一放，我抱两个、婆婆抱两个，坐在上面。

　　城管管得很严，不让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到了旁边的地铁通道下面，但下边也不让呆，我和婆婆就抱着孩子上下来回跑。这么一折腾，婆婆抱不动孩子，眼泪哗哗往下流。

　　孩子始终走马灯似的屋里屋外穿梭。每次进屋，四妞都会笑着看记者几眼。突然，她看中了记者手中的笔，哭着想要。记者欲递过去，被张治河凌空拦住了：“不能给，一个不够。”果然，没过几分钟，几个兄弟就为争夺一辆玩具车打得人仰马翻。

　　“车是好心人捐的，还有一个琴，抢得厉害，根本不能给他们玩。”许勤英指着挂在墙上的一架玩具电子琴说。

　　第二天，《新京报》的记者就来了，跟踪(采访)了三天，发报道了。登了报纸以后，有人给我们捐了衣服。10月8号，伊利集团给了两箱奶粉和5000块钱，说拿这个钱先用着，告诉我们不要再出去(乞讨)了。拿到这笔钱，我们就在家里呆了一个多月。

　　(2005年)11月30日，《新京报》介绍我们参加电视台的“大宝真情互动”节目。电视台给了四个孩子每人一辆小车、一套衣服、一双皮鞋，福利彩票(许勤英不能确定，记者注)给我们捐了一万块钱。拿到这一万块(钱)，(我)把生孩子的钱还了。

　　上电视以后，一个做电脑生意的人，发动别人给我们捐了衣服和玩具。有一个好心的大姐，家里也有个小孩，她隔一段就开车给我们家送东西，有米面、鸡蛋、奶瓶、尿不湿……她家孩子用什么就给我家孩子买什么。“贝因美”公司开始提供奶粉，一直提供到(今年)10月孩子两岁为止。

　　“过了10月份，他们还会不会帮我？”许勤英像在问记者，又像在自言自语。看得出，她对通过他人帮助求生存寄托了太大希望。

　　(2006年)3月份，我又开始蹬上三轮，拉上老太太和四个孩子到玉泉路那边，挣个饭钱。(那个时候)快开“两会”了，城管说我不听，谁说我也不走，警察就把我带到永定路派出所了。了解情况后，警察管我们一家人吃了一顿饭，说好“两会”期间我们不出来，就开车把我们送回家了。

　　和刚到北京乞讨时的惊慌失措相比，许勤英已经不慌不忙。孩子们已经一岁半了，为防止他们从三轮车厢跳出来，她给车厢焊接了一圈栏杆，孩子们站在车里，小手刚好扶在上面。

　　她请人打印了一段话，贴在一个牌子上，绑在三轮车上，上面写着：“我叫许勤英，是河南省商水县袁老乡王庄村人……”

　　求助告示末尾一行，写着商水县民政局的电话。

　　因为住的地方离玉泉路近，一开始她选择在那里乞讨。后来，乞讨地点一点点东移，“挪”到了人流量很大的公主坟。

　　一开始，我说“帮帮四胞胎吧”，人家会围着看，有的人会给钱，一天下来有个三四百块的样子。现在不行了，一天也就几十块。

　　今年“五一”，公主坟这边人很多，但没有人理会我们。5月三四号的样子，我们就去了西单。

　　在西单，他们一家也受到了冷遇。之后，他们又转回了公主坟。

　　故事讲述至此，许勤英说：“我现在是不怕城管，不怕警察，就怕刮风下雨。”

　　四胞胎兄妹已经习惯了去公主坟，一上三轮车就显得很高兴。但在5月11日傍晚，一场风雨骤然降临，一家人被淋得浑身透湿，四个孩子全部感冒了，大宝头上还磕出个包。

　　在记者采访期间，张治河拿着一条毛巾，一会儿一句“我看谁有鼻涕”，接着挨个在孩子们的小脸上擦一遍。

　　不敢问“路在何方”

　　“孩子们满地跑了，是不是感觉熬出来了？”记者问许勤英。她抚摩着靠着身旁的四妞的头说：“三个儿子怎么办呀？长大了还要盖房子，还要娶媳妇。”

　　“人家劝我送出去一两个，你说我送吗？就说送吧，你说送哪个？”她的这番话，既像问记者又像自言自语。

　　家里有了多胞胎以后，我对多胞胎特别关心。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外国小孩，有六个的、五个的、四个的、三个的，人家的条件多好呀，一个人一个小床。

　　那天去“大宝真情互动”的时候，人家河北一个五胞胎也来电视台了。人家六个大人带着五个孩子，我们四个孩子才两个大人。看着人家的孩子有人抱，我们孩子没人抱，心里特别不舒服。

　　在乞讨生涯中，许勤英“见识”了社会。有的好心人，“今天给孩子们一袋饼干，明天给一把火腿肠”；有个在公主坟卖服装的女士，拿出两件新衣给许勤英和婆婆各一件。“也有的光说好听的，望着我们娘儿几个说‘四个孩子，真不容易’。”许勤英说。

　　也有不理解的。不久前，一个小伙子看了许勤英一眼，丢下一句：“丢河南的人！”

　　更多的人以为“国家管多胞胎”。在许勤英看来，他们“被‘困’在国家养上了”。

　　我现在最大的压力，是孩子们大了以后怎么办。

　　孩子他爸一直在工地干活，一天45块钱，一个月八九百块。老家三间破房子下雨漏得厉害，眼看要塌。我们娘几个还没有地，就他爸一个人的地。

　　我想想就犯愁，他爸一个人挣钱供不上四个孩子花；家里一个人的地又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到大街上要钱，人家又不怎么给了。

　　我以前干过餐馆，想做个小饭馆生意，但没有本钱又做不了。他爸在工地被拴得死死的，我想让他跑“黑三轮”，又怕被城管“抄车”……

　　眼看一天天热起来了，没有好办法，只能是再热也得坚持下去(指乞讨)。

　　目前，许勤英一家继续着这样的生活：每天早晨去公主坟，中午一两点钟回出租屋吃午饭。“有时候，到不了家，孩子们就在车上睡着了”。吃完午饭，孩子们醒来，三四点钟的时候，一家人再次向公主坟出发。

　　2006年5月12日下午4点40分，记者的采访结束时，灰蒙蒙地飘着零星雨点的天放晴，原本准备在家歇一天的许勤英夫妇决定带着孩子再去一躺公主坟。张治河飞速地冲奶粉，四个孩子都伸出小手抢着要，那情景很像一窝小鸟看到叼着“虫子”飞回巢穴的鸟爸鸟妈。冲好奶粉，他挨个给孩子们擦鼻涕，许勤英准备出行时的必备用品。

　　随着许勤英一声“走——”，张治河跨上三轮车，站在车厢里的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足蹈。三轮车启动的刹那，记者看见，两个孩子的小鞋、一个孩子的奶瓶掉在脚下车厢。行至四环路后，许勤英一边坐进三轮车的车厢，一边挥手作别记者。这时，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也一个个挥着小手和记者再见。转瞬间，一家人消失在都市茫茫车流与人海之中。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6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