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五福娃”父亲的自述

　　本刊记者/陈智民

　　妻子马艳丽一胞添了五个“福娃”，可没想到，五个“福娃”让父亲刘永旗深感生存之艰。

　　见到记者，刘永旗大倒苦水。

　　期望：想生出个“保障”

　　我今年30岁，河南省杞县板木乡洼刘村人。有个女儿，多年期望生个儿子。

　　2004年，我花2800元钱办来个二胎准生证。2005年，妻子怀孕了。这期间，我仍在浙江台州开车挣钱。妻子怀孕三个月到医院去做“B超”时，吓了一大跳：是三胞胎！害怕不准，她又到一家大医院去做“B超”，“确认”结果又让她目瞪口呆：是四胞胎！

　　四胞胎可怎么养啊！别说四个，就一个已是困难。我母亲直摇头：养不成叫饿死还不如不要呢，干脆流产算了。岳母却坚决不同意：四胞胎是奇迹，到时候会有人愿意帮咱忙的，现在有钱人多的是，又不是旧社会，再说，还有政府呢……最终，岳母的意见成了“决策”。

　　我接到妻子的“报喜”电话后，头一下子大了，恨不得马上飞到妻子身边照顾她，可一想到将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又不得不强迫自己留在浙江抓紧时间挣钱。

　　2006年2月25日，我陪妻子来到杞县人民

　　幸好妻子是自然受孕，孩子又是足月后剖宫产，所以孩子们很健康。孩子们出生时，最重的2公斤，最轻的1.6公斤。孩子、大人身体都很健康，吃、喝、睡一切状况都正常。

　　可我们家全乱套了，原来准备的四套衣服也不够了，当初准备的四个名字还差一个，就在我们为孩子的名字发愁时，同病房的病友、杞县县委的赵先生灵机一动说：何不用奥运会吉祥物“五福娃”的名字来起名？同病房的10多个病友，包括医院的医生都拍手叫好。

　　名字起好了，费用问题却让我们一家发愁。按一般的行情，这五胞胎出生的所有费用，至少也得8000元，可我手里只有3000元。得知我的家庭情况后，医院只收了2000元的药费，住院费和手术费全免了，解了燃眉之急。

　　不仅仅是奶粉问题

　　原来，我们一家人也认为岳母的“社会求助”推测是正确的，最初就想办法让全社会都知道这个“奇迹”，可是，几个月过后，才发现了自己的天真。

　　我最初向当地的县电视台报了线索，电视台播了之后，在当地确实也引起了一些“震动”：县政府、县妇联派人来慰问，带来了200块钱的慰问金、8袋“三鹿”奶粉和五套衣服，看到政府来“救助”，我们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心想，“救助”会陆续来到，可苦苦等了半个多月，也没等来任何“救助”。我只好求助开封、郑州的电视报纸，但这些媒体发布消息后，只收到一位先生的“1000元的口头支票”——几个月过后，这张“口头支票”终成空头支票。

　　眼看孩子的奶粉要喂完了，我不得不找亲朋好友去借钱买奶粉，可是亲戚们也都是穷亲戚，借来的2000多块钱马上就用完了，再借已借不出来了。怎么办？在一些“文化人”的指点下，我来到乡民政所，民政所长对我说：乡里穷啊，民政上也没有一分钱，说着，民政所长从自己囗袋里掏出20元钱要塞给我。

　　我只好又来到县民政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去找社会股。社会股里的人说：流浪的小孩儿归我们管，像你这种多胞胎我们管不了。我又去找局长，局长说，民政上没这项政策啊，实在管不了……

　　村上有同在哺乳期的女人们主动来我家给“五福娃”喂奶吃，可这都不是长远之计啊。也有乡邻出主意：不如把孩子们送给人家，家里只留下一个男孩儿。我父母表示同意：总不能看着孩子们饿死吧。可是下不了这个狠心：谁不是娘身上的一块肉？不到万不得已哪能这样做呢！

　　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们，我不停地往妇联、民政部门跑。跑了一个多月后，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在妇联的帮助下，西安银桥乳业公司向孩子提供了150公斤价值1.6万元的“秦俑”牌奶粉，可供他们一年食用。可是，这家公司按常规提供的奶粉，最多也就管用5个月，孩子们的胃口太大了！我想让人家增加奶粉，可一想人家也是慈善行为，又没有责任和义务来养活咱的孩子，真不好意思开口。

　　“五福娃”的花销已经“拉开了栓”。除了吃喝拉撒，他们也像常人一样会生病，而且是“一病俱病”：一个感冒了，那几个跟着也就感冒了，这样全家“五大人” 得立马抱起“五福娃”到医院去。2006年5月12日，“五福娃”中的老大“贝贝”突患“不完全肠梗阻”住进了开封市儿童医院，我身上带的600元钱，第一天就花去了500多，第二天我就抱着孩子回家了……

　　五福娃的困境不仅仅是奶粉问题。于是，我开始继续“上诉”，给国家民政部写信，也给其他有关部门写信呼吁，试图就全国比较普遍的“多胞胎”问题，给我们这样的“多胞胎”家庭要个“补助”政策。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6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