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长的人头被境外毒枭标价200万

 　公安局长杨余，据说他的人头被境外毒枭标价200万元人民币。

　　许多毒贩都配有枪支。向春玲听说，一些毒枭按照多少公斤毒品配发多少枪支的标准来武装毒贩。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那里却有枪声，有流血。”向春玲说。

　　听当地人说，如果听到枪声，他们不会惊奇，知道肯定是发生了遭遇战。

　　临沧市缉毒英雄吴光林便牺牲在这样的遭遇战中。2004年8月30日夜里，他和两名战友在丛林中埋伏了两个多小时，等待情报中过境毒贩的出现。当两个黑影沿着山道走过来时，因怕误伤群众，吴光林便迎面上前大喊：“站住！我们是公安局的，请接受检查！”话音未落，黑影对准吴光林“砰”的一枪。

　　据说追捕了7天，行凶的毒贩才落网。

　　向春玲在当地公安局调研时，有时遇到一些干警，几天没有洗澡，眼睛布满红丝。她问：“你们干什么去了？”对方回答：“昨晚通宵堵卡去了。”他们接到情报去堵截毒贩，刚刚从丛林伏击回来。

　　向春玲访谈缉毒人员时，有个规矩，访问侦察员不得询问其姓名。她知道，他们其实是“卧底”，是幕后的禁毒英雄。“卧底”告诉她，他们扮演各种角色，什么老板啦，经理啦，需要非常沉着，不能有一点心虚。在与毒贩“接洽”时，电话里声调稍有变化，都有可能引起毒贩的疑心。

　　有几位侦察员，向春玲在警局看到他们穿着警服，过几天，在别处碰见他们，就见他们正吊儿郎当地扮得像个混混，还朝她笑一笑。

　　向春玲去了设在缅甸境内的一个情报站。那是一个商铺，卧底人员正戴着斗笠在那做生意。陪同向春玲的干警就用暗语跟他们聊了几句。

　　“就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西瓜摊老板一样。”向春玲说。

　　然而这样的工作，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凶险。从1982年以来，云南全省牺牲的缉毒干警有40多人，200多人负伤。

　　向春玲发现，因为压力大，这里的禁毒干警大多抽烟抽得很凶。

　　一位乡里的派出所所长说，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不管是抓毒贩，还是抓吸毒人员，都有被袭击的危险，他们总是焦虑和提心吊胆。抓捕之前，他们处于等待、焦虑之中；抓捕失败，会感到沮丧；抓捕成功，又会处于极度的兴奋。

　　“下辈子一定不干这一行了。现在要能换行，马上就换，”这位所长私下对向春玲说，“不过只要在岗位上一天，就一定要抓毒贩，把吸毒人员抓到戒毒所去。”

　　德宏州公安局局长杨余，据说他的人头被境外毒枭标价200万元人民币。他的妻儿也分别被标价。一直有人劝他争取调到昆明去，但他对向春玲说：“我不能走，我走了，我手下禁毒的兄弟们怎么办？我要撤了，就是逃兵。”

　　想像中，这位有着20多年缉毒经历的英雄应该是个“高大，浓眉大眼，爱发脾气，走起路来大步流星”的人，但向春玲见到的杨余，个子不足1.7米，“脸黑黑的，憨憨的样子”。

　　这个汉子不怕独身一人出门。“我不怕，我的命比他们(指毒贩)硬，我能克住他们。”他说。

　　缉毒英雄没对向春玲说什么豪言壮语。吴光林所在禁毒大队的指导员，个子也不高，细眉细眼，性情温和，他对缉毒工作“有瘾”。“我对那些吸毒、贩毒的人有第六感觉。这是一种缘。”在单独访谈中，他对向春玲这样说。有人劝他换工作，他反问：“我不干这个干什么呢？”

　　从金三角流入国境的毒品，能被堵截的只占十分之一

　　金三角的毒品要经由云南边境流入中国，会遇到堵截毒品的三道防线：边境海关和边防部队巡逻是第一道防线；内线交通要道边防检查站是第二道防线；省公安机关在出省的各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检查是第三道防线。此外还有流动检查。

　　检查站的缉毒工作虽然不像“堵卡”那么凶险，却很辛苦。向春玲在木康检查站看到，过往的货物车辆几乎都要被检查。既查是否有毒品从境外流入，也查是否有易制毒品的化学原料从境内流向境外。

　　一位检查站干警，家在40里外，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家，即使儿子生病，也只是出外办事时顺便去医院看了一下。

　　一位检查站队长，7年没有回过四川老家探望父母。每年总想着趁儿子放暑假或春节回老家探望，但每次都因为人手紧缺放弃了。

　　因为毒品一旦流入内地，缉毒的成本会比边境高出许多倍。向春玲在这里常听干警们说：“我们多查一克毒品，就可以让内地人民少受一克毒品的危害。”

　　向春玲此行惟一采访到的一名被判死刑的毒贩，便是在第三道防线落网的。此人是一名长途公共汽车司机，因为贩运八九公斤海洛因而获罪。从德宏芒市出发开往昆明的前一天晚上，他的情人将海洛因藏在汽车的水箱里。当车子刚刚开进昆明市汽车站，这位第一次贩毒的毒贩便看见缉毒人员向他走来。“我们肯定被人出卖了。”在监狱里，他对向春玲说。

　　数据显示，从1982年至2005年，云南全省侦破贩毒案14.6万余起，抓获贩毒人员19.5万余人，缴获毒品共计129吨。

　　然而当地有关人士给向春玲作了粗略的估算，从金三角流入国境的毒品，能被堵截的只占十分之一，其余大量流入内地。

　　“云南如果禁毒不力，内地将会‘水漫金山’。”向春玲忧虑地说。

　　“吸毒问题将成为继艾滋病之后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禁毒情况显然不乐观。

　　向春玲在临沧地区调研时发现，那种将人体内“毒蛋”“一扫一个准”的X光人体检查机，整个临沧地区只有一台。这台X光机放在流动缉毒车上，来回奔跑于临沧通往缅甸的两条主要公路之间。

　　毒贩们探听好情报，如果X光机正在这一条公路上检查，他们就从那条公路走；如果在那条公路上检查，他们又改从这条公路走。

　　向春玲问：“为什么不再买一台呢？”

　　她得到的答复是：买不起。一台X光人体检查机价值60多万元人民币，就连这惟一的一台，也是某国际禁毒组织捐赠的。

　　向春玲心里嘀咕：“如果我们发达地区少吃一顿黄金宴，把钱省下来多买一台X光人体检查机，能多禁多少毒品啊。”

　　一位卧底人员告诉向春玲，有一次他已经得到情报，计划扮作下家去与毒贩交接货物，但需要60万元现金。这笔钱不能走公费，他找自己的亲友借，结果只凑到28万元，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毒品贩子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

　　经费不足成为当地禁毒的瓶颈。

　　以德宏州为例，这个州年财政收入约3.6亿元，但年财政支出却达12亿元。政府财政中，能用于禁毒的经费，少得可怜。

　　全州所有公务员，被要求将工资的0.5%~1.5%捐出，用作禁毒。尽管如此，2005年初数据显示，全州所有强制戒毒所一次的最大收容量仅为8000人，只能收容全州约三分之一的现有吸毒人员。更别说这些戒毒所大多功能不全，设施简陋。在一些戒毒场所，只有寥寥几名医生和一些常规药品。陇川县15个戒毒场所中，只有6名医生。

　　“云南禁毒不是为它自己禁的，”向春玲说，“是为整个中国禁的。”

　　她认为，东部发达地区应该从资源、经费上帮助云南边境禁毒，针对当地的扶贫工作，也不要仅仅局限于经济上的贫困问题。

　　事实上，毒品问题早已出了云南边境，成为整个中国的社会问题。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内地逐渐出现毒品消费市场。最初，我国只有广东、福建、广西等个别省份有“毒情”。如今，全国除西藏还未发现贩毒案件之外，其余省市地区均已出现贩毒吸毒问题。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已有80%以上的县市发现了“毒情”。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现有吸毒人员78.5万名，其中吸食海洛因成瘾人员70万名。

　　“我们全社会都要认识吸毒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危害，否则吸毒问题将成为继艾滋病之后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向春玲断言。

　　在总结她的这次边境调研时，向春玲说：“我有责任告诉人们，云南边境正在发生什么，并且，与我们每一个人紧密相关。每一个人都处在毒品潜在的威胁之下。”

　　云南边境之外，这种威胁依旧存在。

　　尽管迫于国际社会和我国政府压力，近年来缅北地区原先大量种植罂粟的区域开始实行禁种，并替代以其他作物。但是，2005年2月，云南省禁毒委一份工作报告称，“境外毒品对我‘多头入境，全线渗透’的总体态势没有根本改变，‘金三角’毒品种植、加工规模不减。”

　　多年来，缅甸境内许多民族地方武装，由于缺乏经济来源，毒品成为其培植势力的主要财源。而近来“受缅甸政局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缅北各民族地方武装组织暗中强化军事戒备，‘以毒养军、以军护毒’的格局更加明显，克钦邦第一、第二特区等原已实现罂粟禁种的地区又死灰复燃，一些毒品加工厂在生产加工海洛因的同时，开始大量制造冰毒等新型毒品，使金三角地区的‘毒情’形势更加复杂化。”

　　“边境那边，禁种区域偷偷种植罂粟，在当地是心照不宣的秘密。”向春玲说，“他们只是把罂粟种到更偏僻的地方，那里依旧有地下毒品工厂。”

　　“那20多天，是我心情最沉重的一次调研。”回到北京后，向春玲说。这位平常随和爱笑的女教授，翻看自己在云南的留影，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一张带有笑容的照片。

　　在她调研结束离开德宏州时，想起那里有一个叫户撒的地方，阿昌族语意为“佛祖的花园”。在海拔1000多米的高处，一块长26公里，宽4~6公里的平坝，清澈的户撒河从中穿过，成群的白鹭在河面上嬉戏，坝子两边是青翠的山峦。这里冬天油菜花开，夏日稻花飘香。但这个“佛祖的花园”却是德宏州受“毒”害最深重的乡镇。这时，她听到车里正播放着腾格尔的《天堂》。

　　“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当歌曲这样一咏三叹时，向春玲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哗地涌了出来，泣不成声。

　　同行的人不敢吭气，只是不断地递过去一张张纸巾。 本报记者 包丽敏

　　相关专题：2006年国际禁毒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