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雅风对中国冻土科学作出前无古人开创

　　这几天，全国媒体都在聚焦青藏高原，全世界都在注目着青藏铁路。今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诞生85周年的光辉日子里，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建设了50年的青藏铁路就要试运营了。

　　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

　　这是我们人民的伟大胜利！

　　这是中国铁路建设者的伟大胜利！

　　这是中国科学事业的伟大胜利！

　　这意味着，冻土这个“天路”上的“地下碉堡”终于被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和铁路建设者彻底征服了。

　　在欢乐和喜泪横飞的时刻，人们能否记着施雅风这个名字呢？是的，在整个青藏铁路建设过程中，这个人似乎很少被人提及。惟有采访冻土科学界那些大牌科学家的时候，他们才无不感激地说，是施雅风培养了他们，是施雅风成就了他们。施雅风对中国冻土科学作了前无古人的开创，和后有来者的传承。

　　随着青藏铁路采访的逐步深入和某些历史真相的明朗化，施雅风这个名字的分量以及他在中国冰川冻土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已为愈来愈多的人所认识。但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于关注青藏铁路的中青年一代人来说，施雅风似乎仍隐身于远山雾幕之后……

　　在我国冰川冻土科学事业创建和发展历史上，施雅风不只是一位先驱性人物，而且还是一位先贤式的人物。首先是他的学识之广和造诣之深，在中国当代同类人物中确属鲜有可比者。让我们走近施雅风吧，走近了施雅风，便走进了冰川，走进了冻土。

　　施雅风，中国地理学家，冰川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1919年3月生于江苏海门。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44年获浙江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学术秘书，地理所冰川冻土室主任，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南京地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冻土分会理事长，竺可桢研究会理事长，国际冰川学会理事，国际冻土协会国家通讯员，国际山地学会顾问等职。

　　施雅风是我国冰川事业的创始人。他开创和推动了我国冰川物理、冰川水文、冰芯与环境、冰雪灾害、第四纪冰川等方面的研究，系统地发展了中国冰川学理论，把中国冰川学研究不断推向世界前沿。他历时24年领导完成的《中国冰川目录》，为我国冰川学发展、水资源利用、冰雪灾害防治、西部山区水利水电开发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为中国冰川学跻身世界冰川学研究先进行列奠定了基础。

　　施雅风是我国冻土学研究的奠基人。1960年他领导的青藏铁路冻土考察及研究成果是我国冻土方面开拓性的成果，为我国后来的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

　　施雅风开创的冰川冻土事业在40多年的历程中，为我国干旱区水资源合理利用、寒区道路工程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河西水土资源合理利用、新疆水资源合理利用、冰川资源对水利水电工程影响及其合理开发利用、冰雪灾害防治技术、青藏输油管线建设、兰(州)西(宁)拉(萨)光纤工程建设、青藏公路、青藏铁路建设等重大建设，均在施雅风踏出的科学道路上一路走来，影响深远，其社会效益十分巨大。

　　施雅风直接考察并领导编著了有关祁连山、天山、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冰川考察报告和综合性著作。其中关于巴托拉冰川研究成果，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与谢自楚合著的《中国现代冰川基本特征》，获1964年中国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他和合作者提出将亚洲中部山区冰川划分为大陆性、海洋性和复合性3类。对喜马拉雅山区冰塔林的成因作了科学的解释。他提出并应用波动冰量平衡观念与冰川气候相关法，较正确地预报了巴托拉冰川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中巴公路通过巴托拉冰川末端的实施方案。在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方面，他参与领导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地貌区划的研究，并负责华北、西北等地区的区划和地貌图的编制。他首先指出中国西部山区小冰期与末次冰期遗迹位置和特征，初步提出西部几个山区的冰期划分和对比意见。80年代与合作者提出了庐山等中国东部中低山地面也存在第四纪冰川的意见。在历史地理与科学史方面，较深入地探讨了川东鄂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他还发起和参与编辑了《竺可桢文集》。

　　施雅风院士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三等奖，中科院自然科学一、二等奖等，获得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地理科学成就奖，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4年6月由两院院士大会推荐，施雅风与袁隆平等7位科学家，被确认为是对中国科学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著名科学家。

　　施雅风在学术上取得的重要建树，为中国地球科学研究和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他还十分关注人才的选拔和培养。经他亲自培养和选拔的著名科学家中有中科院院士4人，在他培养的学生中，目前在中科院各研究所担任正、副所长的有5人。施雅风先生言传身教，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人才队伍呈梯队式发展壮大，目前一批显露头角的年轻科研人员正活跃在相关研究领域，其中有中科院海外杰出人才入选者等一批青年学术骨干。

　　当记者将他这些非凡的功绩和贡献并非全部地列出之后，一位科学大师的信心、责任感、其肩负大任的勇气均熠熠然见于纸上，而且俨然大家胸襟，非哲师之属断乎难臻其度。

　　施雅风具有一位大师级人物所应有的一切品格，渊博的学问，深邃的思想，卓超的识见，奇特的志节和儒雅的文风，让人折服。他是一位既有远大理想，又有务实精神的科学工作者。他行进在冰原雪域40多年，踏遍祖国60多条冰川，视冰川冻土事业为生命。他从无到有，把中国冰川冻土科学推向世界前沿，他是真正的“中国冰川冻土科学之父”。

　　二

　　在青藏铁路即将全线运营之际，施雅风，他在哪里？他能否走进这历史的时刻，搭乘着时速100公里的豪华列车，走向拉萨，去捡拾他的青春之梦？

　　我与施雅风有一面之交。那是2004年9月6日，在兰州召开的国际冻土工程学术研讨会上，在众人的搀扶下，85岁的施雅风走上主席台，国际冻土科学界的大师们，用不同的语言，向他问候致敬。一位貌不惊人的中国老人赢得世界的尊敬。

　　之后，没容我采访，他便离开了会场。与会的著名女冻土科学家周幼吾是施先生的学生，她对我说：“先生身体不好！不能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出席开幕式已是与会人员极大的荣幸了。”周幼吾的这句话，一是流露出了以她为代表的冻土科学界对施雅风的崇敬，二是隐隐约约地道出了大批冻土科学家的涌现与施雅风的历史关系。

　　在青藏铁路即将全线运营之际，我决定采访施雅风。第一个牵线人物，我想到的是周幼吾。由于她老伴长期生病，周幼吾多年蜗居于北京，照料老伴，她并不知道施雅风的电话。

　　第二个牵线人物，我想到马巍。他是中科院兰州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副所长。但马巍说，他手头也无施雅风先生的电话，施雅风现居南京，是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研究员，同时兼着兰州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一年在兰州的时间很少。

　　这时，我又想到中科院。中科院的同志告诉了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电话。但电话要通之后，对方无论如何不告诉施雅风家中电话，说他高龄年迈，不便打搅。当我说，青藏铁路通车试运营之际，我有许多历史问题需要向先生请教时，对方总算愉快地说出了施雅风院士家中的电话。

　　电话终于打通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女儿。她说，爸爸和妈妈现都在北京，住在西藏大厦，并告诉了电话和房间。这样，我很快与施雅风院士取得了联系，老人愉快地答应我，他接受采访。

　　在西藏大厦的607房间，我终于和施雅风这位中国冻土科学的奠基人以及他的夫人沈健坐在了一起。

　　我对先生说：“青藏铁路即将运营的消息，全国无人不晓。人们都在关注真正挑起青藏铁路冻土攻关的中国科学家们的消息，他们在无比艰难的条件下创造性地攻克冻土难关，胜利地实现了将铁路修到拉萨的愿望。但仔细考察攻克冻土的主要功臣的名单，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绝大多数是您的弟子，或者说是来自您施雅风创建的冻土科学事业。从他们这批大功臣的成长看，他们几乎都是在您这位一代宗师的培养下，在您所创建的科教兴国事业的环境条件下，走向成功的巅峰。树有根，水有源，您是冻土科学在中国的根与源啊。”

　　施雅风院士微微一笑说：“过奖了，我对于中国冻土科学来说，只是给他们垒了一个‘下蛋的鸡窝’，先后将那些青年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在这个‘窝’里下蛋。事业都是他们年轻一代干的。”其实，他所说的年轻一代，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

　　施雅风在大学读书时，师从叶良辅大师和竺可祯大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竺可祯由浙江大学校长调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生物学地学部所长，施雅风也被调到中科院生物学地学部，在竺可祯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1955年，当中科院的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正式成立的时候，科学家们就着重讨论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科学院的工作纲领，和改进中国科学院工作以推动全国科学事业的问题。大体说来，今后中科院主要应该是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和解决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的科学问题，生产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主要应当解决生产中的实际技术问题，高等学校的研究部门可根据具体条件研究基础的科学理论或实际生产的科学问题。根据国家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力量，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准备以下列研究项目作为科学院的重点工作：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配合新钢铁基地建设的研究，石油的研究，地震地质学的研究，配合流域规划和开发的调查研究。

　　1956年，在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具体指导下，施雅风参与编制了国家科学远景规划。那时，他力主对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考察研究。

　　50年代，祖国冰川冻土学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打开冰川冻土的研究局面、填补科学空白的美好理想，在施雅风的心中产生了。1957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的施雅风率领一个地貌小组到甘肃河西走廊进行考察。干燥荒漠，骄阳逼人，但接近祁连山冰川，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条条千年不化的冰崖雪峰，寒气森森。大自然强烈对比的风貌，给施雅风以启迪，能否让这沉睡的冰川巨人，迅速化为涓涓流水，滋润那干涸龟裂的土地呢？这可是一项造福人类的伟大设想呵。

　　施雅风回忆说，他进行第一次考察时，给他带路的是一位哈萨克人。祁连山北坡是冰川雪岭，阳坡却是一片荒漠。当他们翻过海拔4500米的马厂雪山后，便进入了荒漠，那里，连一口水也没有。是那位为他领路的哈萨克人，骑马回到冰川上给他们弄来了水，才使他们从荒漠中走出。

　　这一现象给施雅风极大的启示：“应该把冰川上的水很好地利用起来。”结束了大西北的考察后，施雅风回到北京，他向竺可祯作了详细的汇报。他认为中国应该开始冰川的研究，建议组织专门的考察队进行冰川考察，尽快填补这个空白。竺可祯非常高兴地批准了他的建议，并指定他负责组建这支冰川考察队。

　　1958年6月，施雅风再次来到兰州。和他一同来兰州的还有苏联冻土科学家道尔古辛。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亲切地接见了施雅风。张仲良问施雅风：“你需要多少时间能够考察完祁连山的冰川？甘肃缺水，我需要科学家给我搬几座天然的水库来。”

　　施雅风答：“需要3年。”

　　张仲良说：“不行！3年太长了，要一年内完成。”

　　施雅风说：“祁连山东西800里，南北200里，一年怎能跑完？”

　　张仲良说：“祖国大跃进，你也要大跃进啊，要一日千里才行啊，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当晚，施雅风写出报告，考察祁连山冰川需要组织6个考察队，需要100多个热爱科研的年轻同志，需要6辆汽车。

　　第二天他将报告送到甘肃省委，第三天报告就批了回来。省委决定从兰州各大学和科研单位调100多个人员组成考察队，从兰州附近的6个县，调来6个副县长任各队队长。这是施雅风主持建立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高山冰雪利用考察队。6月26日，施雅风带领着100多人的考察大队向祁连山进发。7月1日，在祁连山腹地柳条沟地区的托赖山脉，考察队带上水壶、干粮，拄着冰镐，脚蹬长筒胶鞋，登上海拔5143米高的冰川最高点。据初步考察和观测，估算出这条冰川的含水量有两个北京十三陵水库大。这一天是党的生日，他们建议把这条冰川命名为“七一冰川”。7月2日，考察队向北京、兰州同时发出电报，报告他们登上冰川的情况。正在开会的中科院领导当场在会上宣读了这个喜讯，并回电表扬了考察队的业绩，同意“七一冰川”的命名。

　　“这是中国人自己发现并命名的第一条冰川，是中国冰川科学的奠基石。”回想起这段历史，施老脸上露出自豪的表情。

　　初战告捷，施雅风马不停蹄指挥考察队兵分七路，考察了10个冰川分布区。他们统计了32条冰川群，125个冰川组，941条小冰川，描绘和计算了冰川的形态和储水量，在施雅风的主持下撰写了考察报告。1959年初，《祁连山现代冰川考察报告》一书出版了，这部43.6万字的考察报告是我国冰川学第一部区域性考察，成为中国冰川的一个里程碑。

　　他的苏联朋友、冻土科学家道尔古辛向他建议，一定要把冰川和冻土合并在一起研究，考察冰川，必涉及到冻土。中国是个冻土大国，将来的祖国建设必然涉及到冻土科学。

　　施雅风认为此话有理。

　　1959年秋天，施雅风向中科院副院长裴丽生建议，要成立一个冰川冻土研究所。裴丽生同意了，并报告给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张劲夫说：“施雅风这个建议很好，很超前，中国幅员辽阔，将来要建设铁路，建设公路，必然涉及冻土，没有冻土科研的超前，必然导致工程建设的滞后。”

　　竺可祯建议，中科院成立的这个冰川冻土研究所应该设在大西北的兰州，因为大西北的冰川和冻土比较丰富，设在那里距现场近，为科研工作提供了“自然的试验室”。

　　三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施雅风因为走白专道路，研究冰川冻土遭到严厉的批判。好在，张劲夫同志保护了他。张劲夫在大会上说：“施雅风同志问题严重，应该严肃地批评他，但是他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不是右派。他的缺点就是走白专道路吗？可是，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没有‘专’的本领也不行呀。”40多年之后，施雅风回忆那一幕时，仍然感慨地说：“不是张劲夫保护我，我非被划成右派不可，那样就剥夺了我研究冰川冻土的权利了。”

　　为了将冰川冻土科学开拓性的工作开展下去，施雅风权衡再三，决定告别北京，举家西迁。竺可祯坚决地支持他，说：“你不把根扎在冰川冻土上，科学之花就不可能在冰川冻土生根、开花、结果。”竺可祯说，“冰川冻土分布在广阔的山川之间，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发展冰川冻土科学还要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你的这项事业中来。”

　　这时，一个叫周幼吾的年轻女同志在施雅风眼前出现了。周幼吾1954年入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学习，1957年从事冻土科学的学习和研究。1959年7月回到祖国后，被分到中科院地质所任秘书，在著名工程地质学家谷德振先生指导下工作。1959年12月，中科院在北京饭店开会时，施雅风见到了周幼吾。施雅风动员周幼吾，为了祖国的冰川冻土事业和他一道到大西北去。

　　那时，周幼吾刚刚结婚不久，没和爱人商量，她就满口答应下来，随施雅风去冰川冻土的科研前沿去。1960年2月，顶着大西北刺骨的寒风，周幼吾来到兰州。在施雅风的指导和领导下，以周幼吾、杜熔桓为正副组长的几个青年人白手起家，搭建了冻土科研的台子。

　　后来，在施雅风的再三努力下，周幼吾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童伯良也到了兰州，加入冻土科研的行列。童伯良从莫斯科回国后，被分配到地质部东北的一个研究部门。那时地质部部长是李四光同志，同时，李四光还兼任着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施雅风找到李四光要童伯良。李四光说：“我支持你的工作，不要说我手下有一个童伯良，就是有10个童伯良，只要你需要我都放给你。我支持有更多的同志从事冰川冻土的研究。”

　　1960年，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建设，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冻土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施雅风指示周幼吾和杜熔桓，要投入到青藏铁路的冻土科研中，要走上昆仑山，从现实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周幼吾患了斑疹伤寒病，这一次她没有走上昆仑山，杜熔桓承担起青藏铁路的冻土野外考察任务。杜熔桓率领着野外考察队走过小南川、西大滩、昆仑山、可可西里，为研究那里的冻土，打了不少钻孔，挖了不少试坑。

　　1961年，青藏铁路虽然下马了，但是施雅风却没有让青藏铁路的冻土科研工作停止下来。他对同志们说：“工程说上马就上马，投资一到，就可以立马建设；而科研不行，必须走在前面。我们是先行官，一定要有吃苦在前的精神，把冻土科研工作坚持下去。”

　　在施雅风的号召下，科学家们走上了高原，他们在风火山，在沱沱河，在温泉一带进行了8个多月的科学考察。周幼吾回忆说：“那时生活十分艰苦，吃没吃的，烧没烧的。为了生活，自己拉煤，自己找水，自己做饭。为了找到干净的饮用水，他们常常要跑十几里路。”

　　他们20多人挤在一顶帐篷里，似乎没有男性和女性之分了。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处得却十分融洽，学习和科研的气氛十分浓厚。

　　施雅风回忆说：“我知道同志们很苦，但我还是让他们像钉子一样钉在高原上，要攻克青藏高原的冻土，为将来的青藏铁路保驾护航，不带出一批尖端的科研人员来，事业就不能成功。没有金刚钻，咋揽瓷器活？”

　　这次科研考察，周幼吾等人写了一本名为《青藏公路沿线冻土考察》的论文集。这本书的主编，就是施雅风先生。施雅风说，这本书是打开青藏高原冻土奥秘的第一把钥匙。

　　1963年，冰川冻土地理学家施雅风走进青藏腹地，那一年他带了一个工作组，乘车沿青藏公路进藏。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所的冻土观测站，当时就设在唐古拉山下海拔5000米的土门格拉煤矿。施雅风前来检查工作，并在那里住了下来，和同志们一起稿科研，他对坚持在那里工作的同志说：“青藏公路的垭口，海拔5200多米，将来青藏铁路的选线未必选择此途，最大可能是铁路要从唐古拉山无人区通过，因此对无人区的冻土科研工作，一定要细之又细。”

　　四

　　从西藏归来，施雅风又接受了一项任务：配合中国登山队攀登希夏邦马峰，组织上指定由施雅风组织一支科学考察队登山考察。登山和科考相结合，是青藏高原科考事业的一大特色。这一传统的首倡者是贺龙元帅。早在1956年，中苏联合首次攀登西昆仑主峰———慕土塔格峰，一举登顶成功。但是，对新中国心怀偏见的西方媒体，却挖苦说中国人“是被苏联人扶上去的”。如初升朝阳般的中国生机勃勃，雄才大略的贺龙元帅雄心勃勃，面对西方的嘲弄与讥笑，作为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组织登山队，登攀高峰，为国争光。贺龙说：“登山要吸收科学工作者参与，如果登山仅仅作为一项运动，登上峰顶报道一次也就结束了；但如果有了科学考察的内容，就不会完结，意义又大又长远。”

　　科学考察希夏邦马峰，施雅风任队长，从事黄土研究和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刘东生任副队长。施雅风、刘东生联袂主持的l964年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由于其超强的阵容和格外丰硕的业绩，至今仍为中国地学界所称道，被奉为野外工作的样板。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正逢文革前的黄金时段，而施、刘也正值盛年，分别是45岁和47岁，早在国内地学界享有盛名。他俩犹如地质科学界的神祗，一司冰霜，一司黄土，都有卓越的建树，一个被称为“中国现代冰川之父”，一个被称为“中国黄土之父”。当他俩的目光一致瞄准了青藏高原并踏上了这片科学世界的高寒沃土时，就为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带来了季风暖雨，就宣示了青藏科考基础研究新纪元的肇始。这一次全方位的考察，既有描述性的填补空白，同时又有理性化的深入研究，一些新的课题随之被提出；他们所象征的科学思想的导入，使得这项事业各学科之间不再各自为战，而是交叉交流融会贯通；这两位中国科学界泰斗，一直参与指导了青藏研究事业，使它步步登高，时空拓展，一直走到不再单纯地就青藏论青藏，而是在区域考察基础上面向全球：青藏与全球之间的相互观照和审视。

　　希夏邦马峰，是当时全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中唯一的处女峰，无论登山或科考，都从未被人类涉足过。它的海拔高程，在此前的文献和地图上也很不一致。此次考察中，以交会法多点对主峰进行水平角和垂直角观测，最终确认主峰高程为海拔8012米。同时为希夏邦马峰重新定名：原地图上名为“高僧赞”，系出梵文，当地并无此称谓。沿用当地传统名称，希夏邦马在藏语中是“此地高山气候严酷”之意。

　　施雅风、刘东生既是希夏邦马峰科考的主持者，又各操己业：施与冰雪打交道，刘与地质打交道。

　　施雅风等一群冰川学家穿行在希夏邦马峰北坡的冰塔林中，每天置身于阳光照耀下的银白世界。冰塔林是低纬度高海拔山区特有的大陆性冰川奇异景观：因为海拔高，巨厚冰川得以形成；因为纬度低及阳光折射作用，造成冰川蒸发、消融与升华的不平衡，才形成了大规模的冰塔林奇观：冰塔相对高度自数米到30米参差错落，形态简单的如丘如堡，形态复杂的则仪态万方。穿行在晶莹闪耀的冰塔林中，宛如步入仙境。四处张望，只见冰路通幽，幽处皆冰；冰塔崖壁间，错落着明镜般的冰湖，贯穿着曲折的冰沟和幽深的冰洞，冰沟与冰洞上架设着雪桥，雪桥下悬挂着流苏般的冰钟乳。还有遍地的冰芽、冰笋、冰蘑和冰杯，冰塔环状生长处，犹如莲花瓣绽开，真正美丽而神奇。置身于仙境般的水晶园林中，全然忘怀了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大家大喘着气议论纷纷，赞不绝口，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在希夏邦马峰各种宏伟奇特的自然景象中，冰塔林是最引人入胜的。这是属于热爱冰雪世界的人们的骄傲。

　　颇有骄傲感的施雅风由衷赞叹：冰川事业真是一项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啊!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句名言，成为中国现代冰川学界后来人的座右铭。

　　希夏邦马峰北坡现代冰川发育，主冰川名为野康加勒冰川，这个山谷冰川长度为13.5公里。施雅风带领冰川所的几位年轻人，攀登到6200米高度，第一次领略到低纬度极高山的气候与冰川特征。每天进行冰川测图，观察冰结构、冰温度、冰川形成条件、冰塔林发育和消融形态，对于希峰地区古冰川作用也作以探讨。这些基础资料为30年后属于国际前沿的冰芯研究提供了基本依据———30年后，施雅风培养的博士姚檀栋，在希峰7000米处的达索普冰川，钻取了三根分别长达160米的冰岩芯，冰芯底部已达70万年。在高分辨率恢复古环境气候方面，冰芯研究独具优势。

　　1966年，施雅风和刘东生再度联手，组织了珠峰考察。珠峰考察完毕后，他刚回到兰州，成昆铁路突遇泥石流。铁路重新选线的重任便落在了施雅风的肩上。那段线路在安定河一带。线路有上、中、下三条选线，上线有泥石流，下线有老百姓的庄稼地。为了避开泥石流，又能保护老百姓的农田，施雅风选择了中线。当人们一次次穿行在成昆线上，又有几人知道施雅风为此付出如许的心血呢？

　　选线工作刚一结束，施雅风被急电召回兰州，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把他卷进牛棚，作为冰川冻土所的业务领导他被残酷地批斗。他的学生———冰川冻土科学家谢自楚也被揪了回来，打成保施雅风的反革命集团头目。

　　施雅风1947年入党的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被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后来又升级为“现行反革命”。他以往的科学研究被全盘否定了，成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反分子”。施雅风难抑悲愤、难耐凌辱。在1968年一个夏日的午后，施雅风沿着黄河堤岸走上黄河大桥，他满怀悲愤纵身跃入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激流之中……

　　对于一个不应该死，必须要活下去的儿子，黄河是不能接纳他的。命运再一次把他推向河心的沙洲，让他沐浴在夏日的骄阳之下。那一刻，他清醒了，他望着滔滔的黄河东流之水，曾经的一切痛苦都随波而去了，一个念头在他心中骤然升起：干吗要死！冰川冻土的大事业才刚刚开头，我必须勇敢地走向明天。从此，他以再生之躯全身心投入于青藏高原和中国的科学事业中。他从此了无牵挂，义无反顾。

　　那一刻，追踪而来的人群急切地要下水解救他。他却朗声阻止：“这儿水大，不要过来，我回去了，我要活下去。”这是对现实和未来的一声呐喊！

　　中国的冰川、冻土难题需要施雅风解决，国际上的冰川、冻土也需要施雅风解决。

　　盘桓在喀喇昆仑西南侧巴基斯坦境内的巴托拉冰川，是一条长达59公里的积极活动的冰川，为全世界中纬度地区长度超过50公里的八大冰川之一。1973年春夏之交，冰川洪水暴发，接连冲毁了中国和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一路段和两座桥，通车受阻，中巴双方深为焦虑：原址修复，恐此类事端再次发生；公路改道，无疑耗资巨大。为科学决策，中巴议定由中方派出冰川考察组进行可行性研究，预报今后数十年间该冰川的进退变化和冰川融水通道的可能变化，以确定是否必须改道。这项具有经济、政治、学术三重意义的国际性任务历史地选择了施雅风。由外交部、外贸部和中科院几家部委联合决定，让施雅风亲赴国外处理此事。1974年4月，施雅风率领王文颖、张祥松、蔡祥兴等一个专家组前往巴托拉冰川进行实地考察。

　　在异国他乡的帐篷里，一张小板凳，一个石头垫起的木箱作书桌，就是施雅风的工作环境。“真正是其乐融融，”现在已身为中科院资深院士的施雅风每想起那段日子，仍然神往不已。他说，在巴基斯坦那两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不做领导，不搞行政，远离运动和文山会海，只是一门心思钻研业务。巴托拉冰川神秘莫测、性格多变，它是在前进呢还是在后退？大家意见不一。那好，去现场。大家在冰川旁驻扎下来，昼夜观察测量。结果出来了，是在前进。那么它还要前进多久多远呢？年已55岁的施雅风专注于业务的时候，自感脑子好用，点子也多。调动当时所具备的一切经验和技术手段，并创造性地提出和使用了冰川末端运动速度递减法、波动冰量平衡法。总而言之，为时两年的野外工作和一系列复杂的计算之后，专家小组预言巴托拉冰川近年来将会继续前进，但它的极限前进值仅为180米，最终将在距中巴公路300米处停止前进。冰川前进年限从1975年算起为16年，其后将转入退缩阶段，这一退缩将延续到2030年以后。也就是说，公路无需改道，只需加大桥梁孔径即可。这一安全、经济的修复方案为中巴双方所接受。1978年，这条连接中巴两国的友谊之路恢复通行。1980年和1994年，冰川地理学家李占均和张祥松等人两次前往巴托拉冰川验证复核，证实冰川的进退、冰面的增减、冰川的运动速度和消融的有关数据，都与当年的预报基本一致。只有一点略有出入：随着80年代以来的全球气候转暖，巴托拉冰川消融增加，尚未前进到180米就提前退缩了。

　　这一成功预报，中巴两国都表示了相当的满意。连美国著名冰川学家迈尔教授也称赞说，中国冰川学者没有利用计算机等先进设备，而能作出如此精确的冰川预报，是非常出色的成就。

　　这时，施雅风的科研成果，已被世界所注目。60年代初，为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建设，施雅风倡导了冻土研究；应西藏之请，为解决川藏公路冰川泥石流灾害问题，施雅风倡导了泥石流山地灾害研究，并最早在成昆铁路建设中得以应用；而70年代中期受国家委派，前往巴基斯坦中巴公路解决巴托拉冰川问题，则成为冰川学在应用领域中的典范，被视为中国冰川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1978年，由于国力所限，施雅风所时刻关注的青藏铁路还是下马了。这时跟随施雅风多年从事冻土科学研究的周幼吾，感到已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于是也调回了北京工作。那时，周幼吾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1960年，正处青春年华，天真烂漫之际，为了祖国的冻土科学，她从北京走向了大西北。近20年后，她又回到了当年出发的地方———北京，功未成，名未就，她想，她的事业真的会被荒原雪山隔断了尘缘吗？

　　后来，方毅同志出任中科院院长。方毅对施雅风口口声声称“施老”，问他对祖国的科学事业有什么建议？施雅风笑着说：“方院长，你比我年长几岁，我何敢称‘老’呵！要问我有何建议？我只有一条建议，那就是祖国要开发大西北，少不了发展冰川冻土科学。我建议中科院要加强对冰川冻土的科研工作。”不久，中科院决定，任命施雅风为冰川冻土所所长。入主冰川冻土所之后，施雅风又从北京将周幼吾要回兰州。这时，周幼吾不仅工作进了北京，而且户口也进了北京。很多人都劝周幼吾不要去大西北了，但周幼吾却说：“施雅风老师在那里能生活、战斗，我也能去那里继续生活战斗。”周功吾重返大西北后没有辜负施雅风的期望，她出任中科院兰州分院冰川冻土所副所长，主持冻土的科研工作。她在冻土研究上干了两件实事，其一，将冻土重点实验室的科研经费，列入国家的科研计划；其二，建立了格尔木冻土观测站，为青藏铁路的上马奠定了冻土科研基础。

　　19世纪一位西方地质学家在他的中国之行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学者喜欢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吟诗作画，不喜欢跋山涉水到野外观察大自然，若干年后其他科学领域可发展，唯有地质学不可能有多大进展。施雅风看到这番话后说：“这话说得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他告诫从事冰川冻土的同志，一定从这句话中，去汲取力量，找到自身的差距。于是，从事冰川冻土研究的同志，以大自然为实验室，就成为他们研究青藏高原的座右铭。

　　冰川冻土事业是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几十年来，施雅风豪迈地、勇敢地带领冰川冻土科学工作者，在一条极其艰辛，危险而又光荣的道路上跋涉；他们为千万条冰川，无数块冻土进行了编类和统计，并撰写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和著作，逐步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冰川冻土的研究工作。他们爬过的每一座雪峰，研究的每一个冰川，都包含着探险家才能享有的危险经历和胜利后的无限欢欣。他们行进在冰天雪地中，没有人烟，咬几口硬馒头，权当充饥；喝几口雪水，聊以解渴。高山环境、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如火，打赤膊还嫌热；一会儿云遮雾罩，几十米内分辨不出方向；有时狂风呼啸，雪雨交加，使人难以立足。施雅风曾被河水冲倒，浑身湿透。有一次，为了寻找第四纪冰川遗址，在攀登希夏邦马峰时，他从冰坡上滑坠，摔伤了腰，未等痊愈，他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五

　　1999年3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项目年会在京举行。来自北京、南京、兰州等地中科院各有关研究所和兰州大学等各高校的28个专题负责人以及各路诸侯齐聚北京。3月21日这一天，会场上的热烈气氛中似乎隐约着莫名其妙的喜庆，待人们迈向餐厅之时，看到每张餐桌上都摆放着生日蛋糕。作为施雅风，并不知道，这是为他安排的80华诞宴会。

　　当施雅风在另外两位院士的陪同下步入餐厅时，全场起立鼓掌致意。人们向他献上一束怒放的鲜花，万千的敬意和爱戴之情尽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

　　此刻，这位满头华发的老人慈祥和蔼地微笑着，以他惯常的神态。那双凝视了中国的冰峰雪岭已近半个世纪的眼睛，此刻流溢的温热足以融冰化雪……

　　此刻，这位老人就坐在我的面前，他的年龄比80华诞时又长了7岁。也许是因为洞悉了人生和自然，他那眼神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辉。我问他：“你能否对青藏铁路的冻土科研作出客观的评价？”先生微微一笑：“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追前人，现在在青藏铁路上从事冻土科研的同志，比我当年干得更为出色，干得也非常成功。我对青藏铁路的贡献和年轻的同志比起来，算不得什么，那已经属于远去的昨日了。”

　　事实上，这位开创了中国冰川、冻土学的“中国现代冰川冻土之父”，这位推动了青藏研究事业进展的灵魂人物，这位曾主持过珠穆朗玛、希夏邦马等一系列青藏科学考察，走过南极北极，又曾以75岁高龄登临贡嘎山视察海洋性冰川的老一代科学家，这位不仅使中国的冰川冻土研究，也使中国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研究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科学带头人，不就是青藏高原的“科学昆仑”吗？他博大深沉，俯仰天地。他是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大师。他关于开创冰川冻土科学的构想，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放长线钓大鱼”的战略之举。没有他的开创性的科研工作，青藏铁路可能还会在漫长的冻土的黑夜中徘徊，青藏铁路的起步可能还要晚些时日。

　　同时，他还十分关注人才的选拔和培养，经他亲自选拔和培养的著名科学家有中科院院士李吉均、程国栋和秦大河，工程院院士丁德文。另外还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他在科学领域树起了一面旗帜，在他的身后，群山般地崛起了数以百计的中坚力量，这些人继续传递着中国冰川冻土事业的接力棒。

　　采访结束了，我与先生握手告别时，他笑得非常爽朗，笑得非常灿烂。他说：“我祝贺铁路建设者，把铁路修到了拉萨。”虽然，青藏铁路550公里的冻土科研工作的第一笔由他写就，但他始终不提自己为这条铁路立下的丰功伟绩。好在，历史会永远记得，一部中国冰川冻土的成长史，就是在他智慧的前额上开篇的。

　　本文参考了《青藏苍茫———青藏高原科学考察50年》一文关于施雅风的部分资料，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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