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维江
据说通货膨胀的幽灵正在地球上空游荡，并且随时准备俯冲下来给人们一场“惊喜”。
面对相同的事物，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反应。5月份的中国消费价格数据显示，CPI同比涨幅较上月虽有上升，也不过才1.4%，许多居民觉得这个数值与自己对物价大幅攀升的切身体验相悖。统计学者介绍说，CPI篮子与人们通常感受到的涨价品并不完全重合，上述背离在所难免。显然这意味着分析消费物价指数对缓解大众情绪于事无补，人们需要知道：高价从何处而来，又将去向何方。
托马斯·谢林在《冲突的战略》中提出，共享经验、文化或认知的人，会对一些事情达成基本的默契。那些人们所默认的事情，被称为聚焦点(a focal point)。民众关于物价，也存在聚焦点，而且它们未必全然反映到CPI之中。
聚焦点之一是房价。根据统计口径，商品住宅被认为是投资品，其价格不计入CPI。不过事关安身立命之所，滋事体大，人们还是禁不住要问房价为何居高不下。对此经济学家们有诸多解释。笔者认为还需要补充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因：当前城市房价上涨，也许上个世纪的“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2)难辞其咎。艰苦和不确定的环境会令许多未婚男女延迟婚姻，也会令许多已婚男女延迟生育，而困难时期之后的恢复性繁荣将带来补偿性的生育高峰，由此形成1960年代上半期的婴儿潮(baby boom)。1980年代，上一个出生高峰的人口进入生育期，而他们的子女形成进入21世纪之后当前新的婚龄(育龄)峰。由于1980年代婴儿潮时没有商品房的说法，购房的欲求顺延至这一代人释放。不难看到，城市中许多买房结婚或者生育子女的年轻人，要么“借”父母的钱，要么通过银行借别人的父母的钱。两个人口高峰世代积累的购房需求高峰，在21世纪初新的婴儿潮前夕来临。这个因素带来的房价上涨具有较大的刚性。
聚焦点之二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水电、液化气等商品的价格。人们能够感受到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但从CPI看，幅度似乎仍然“可以接受”。问题在于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较少看到那些初级产品的价格。5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月上涨2.4%，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5.5%，而这些原材料以及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是由国际市场决定的；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又是由强有力的国际既得利益集团所操纵的。美元超额供给导致的全球货币超发，与国际投机资本炒作相交织，将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向对原材料需求较大、但同时缺乏定价权的发展中国家。原材料等产品价格的上扬，经过一定的时滞，必然会传递到国内的CPI上，从近三个月的情况看，这种效应已经渐有反映。所以，从趋势来看，也许我们不得不做好高价时代驾临并在一段时间内伴随我们的准备。
对政府而言，自然可以采取一些宏观措施来对某些行业施加影响，也不妨就原材料、大宗商品等战略资源与国际利益集团开展合作博弈，来改善自身在谈判中的不利地位，这些尽可以由“肉食者”谋之。
但作为普通大众，我们在高价时代如何自处呢？也许我们可以在价格约束的条件下，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某些改变。也许我们可以更节约一点，可以用一些“经济”的消费习惯去替代原先较为“阔绰”的消费习惯。也许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温和的价格上涨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不管怎样，做好我们能够做的，无论高价的列车驶向哪里，我们都可以在车上占据一个尽量安稳一些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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