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鲁新和同事生活工作环境条件艰苦

　　张鲁新和他的同事主要的工作是调查多年冻土在青藏铁路上的分布范围，在人烟稀少，条件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中，他们需要经常离开风火山这个大本营外出考察，恶劣的自然环境让这个26岁的年轻人吃尽苦头。

　　张鲁新：考察的沿线，这500多公里，你要来回的跑，那天下午是三点多到达目的的，应当说刮起了狂风，下着冰雹，可是这个时候，我们没地住啊，我们要卸车，把账篷卸下来

，就是靠我们这些人把这个账篷搭起来，非常的艰苦，当时的高山反应还真是呕吐不止，走几步就要喘的厉害，但是还要搭账篷，我现在回忆起来觉得真是不容易，就是我们这个账篷里面也是用木板支起来的，每个人大概就是一尺到不到两尺这么宽，大家挤在那个账篷里住，更可恨的是，第二天了，可能我们账篷搭的不好，早上起来把账篷顶给刮没了，我们身上一层雪花，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睡了一夜，

　　记者：工作怎么开展？

　　张鲁新：地质普查就是实际上冻土的普查主要还是以野外的工作，这个你要确实一步步的量出来，然后再漫山遍野的通过物理勘探，确定一些点，冻土分布的范围，在某些特殊点上，我们还要再挖试坑或者探槽，再从这个剖面上描述多年冻土的一些情况，再取土样化验，

　　记者：谁挖？

　　张鲁新：我挖啊。晚上回到账篷以后，我还不能休息，我要赶紧考土样，衬土样，还得做一些分析实验，所以说当时真的很累， 有几个比我年轻的，不是大学毕业生，就是我们实验员，当时我记得他们二十二三岁，他们就谈自己的家，家里父母怎么样。

　　记者：您当时成家了吗？

　　张鲁新：我是1974年，就是来参加

　　记者：怎么会那么急？

　　张鲁新：上面有要求，规定是在什么时候报道，我是跟我爱人那时候当时没想到要结婚，想在晚一点结婚。但是因为有这个情况，就是家里说让我快点结婚。所以结婚七天就走了。

　　记者：三年？

　　张鲁新：对，可能想想挺残酷。

　　记者：怎么会那么长呢？

　　张鲁新：那时候就规定是有探亲假，一年探亲假是12天。她要想探亲很不容易，我在高原她怎么探亲。有一个就是说当时我的母亲得癌症了。

　　记者：你知道吗？

　　张鲁新：我不知道。她到我的家里照顾我的母亲。

　　记者：刻意不告诉你？

　　张鲁新：刻意不告诉，怕影响我，因为当时我刚来，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还不，那时候在学这些新的东西，应当说是如饥似渴，争分夺秒。我们一起来的他们大家想法不一样。我不是想成个家吗，成一个专家类型的人，所以自己主动的付出更多一点。家里也知道我这种情况，没告诉我。后来回去的时候母亲就已经不认识我了。然后我回去就去世了，这个信息我还从来没跟别人说过。

　　记者：值得吗，当时的感受？

　　张鲁新：还是值得，但是因为作为人之常情好象不应该。比如说大家、小家、国家和个人，那时候提倡一些革命口号，那些革命口号确确实实在人的脑海里产生了深深的烙印，考虑的问题不像现在，

　　记者：但是新婚七天，三年不见面，你爱人有这个思想准备吗？

　　张鲁新：我们俩一般不交流这个事。就是实际上彼此心里都知道这个事，不交流这些事情，就是害怕引起更多的伤感。现在很快乐，就不要再提那过去的事情。那个年代也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大家都是这样。

　　为了沿线考察，张鲁新和他的同伴经常到无人区做勘测，甚至还遭遇死亡的危险，有一次张鲁新和他的两个同事外出，由于当时带的地图出现了错误，走出去30多公里后大家迷路了。

　　记者：迷路意味着什么，那种状况？

　　张鲁新：如果再继续迷下去，那就是死亡。你想在高原上，你已经走了一天的路了，疲乏、饥饿，还有寒冷。

　　记者：你们没有罗盘吗？

　　张鲁新：罗盘是有，但是走的时候我们没打这个方向这是一个，往回走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了，每天我们都很准时，而且很正确的，从来没有碰到这样意外的错误。来回就是六七十公里，在高原上走这些路是不可想象的。

　　就在张鲁新和同事努力寻找路线，返回大本营的时候，天上下起冰雹，冰雹下过之后开始下起了大雪，这时天也黑了。

　　记者：有通讯工具吗？

　　张鲁新：没有，那个时候哪来通讯工具，每天出去我们大伙都是开玩笑说你就听天由命，走不出来，他说这个地方挺好，这个地方就是说尸体不会腐烂，大家都是这样的想法。实际上这些透着一种非常悲惨的乐观。

　　记者：怎么脱险？

　　张鲁新：感觉没指望了，因为到了半夜两点左右了，这时候人到了疲劳、寒冷、饥饿也就是说到了极限了，到了人的生理极限了，咱们两个面对面说话已经不可能了，就好象自己的声音像蚊子叫一样，在嗓子眼鼓动。那时候一般没到那个情况的人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来。

　　住在风火山观测站的同事发现张鲁新一行三人天黑之前还没回来，他们按照经验判断，赶快组织人员打着火把营救张鲁新和他的同事。

　　张鲁新：他们喊着我们的名字，大家找不到也着急，甚至有的女同志她们都哭着喊，我听着了，后来最后他们就从我们头顶上山梁上来回跑，我们就在底下正好已经到了，说明离我们驻地不太远了，我看两个山梁上都有火把。我们也答应了，他们听不见。后来就是抽烟那个有一个同志抽烟，他就把那个火柴盒撕成三条，反正点着了晃悠晃悠，没看到再点一个。最后还没看到，我说弟兄们咱们生死在此一举了，如果看不着生死还不一定呢。但是第三根火柴点着以后我就听到在那呢。我们听到这以后，我们觉得开始就高兴了，可是当我们大家见面以后，大家抱在一块哭了半天，都哭了。

　　这次逃离死亡的经历只是张鲁新多年遭遇中的一次，他和同事们在一次次的死亡经历中努力坚守着观测站的工作。

　　在居住条件简陋的风火山观测站，同事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每次出门远行，大家都相互鼓励，因为每次远行都意味着和死亡靠近。

　　张鲁新：那个时候在高原上，大家在一起做工作，感情很深。就是越是艰苦的地方，大家都有点生死与共，就是很艰苦，靠一个人是很难的，大家互相之间很有感情的时候。大家离开营地的时候，告别的时候拥抱，有一种“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那种感觉。

　　有一次外出考察，正碰上下大雪，张鲁新他们的车辆发生了意外。

　　张鲁新：我们的考察队的212吉普车，是盘山这样的小道。是半夜1点多，下的大雪。当时路中间一块石头没看见。一搁这个车就翻起来了，这个车就翻了两个个。之后你就能想象得到。

　　记者：受伤了吗？

　　张鲁新：反正碰的鼻青脸肿的，当时已经下大雪，那个路全是雪，这个雪道上翻了个儿。过了一会儿，头晕了一会儿。也许我们昏迷了几分钟，反正不是马上说的话，过了一会儿说弟兄都没事吧，就赶紧挣扎爬出来，那个地方是海拔5000多米，要把这个车抬起来。抬不动，而且抬的话，喘可难受了，后来鼓足了劲一口气把它一下翻过来了。翻过来以后大伙就躺着四面朝天的，在那喘气，半天说咱们走吧，结果一看那轮子瘪了，有个备胎，不像现在的备胎，那需要你人工打气，把它打起来。这要打多少下，最后我们统计了一下，打了435下，这个数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每人打十下就得四面朝天躺的喘口气，确实的非常难受。头10下可以。再一个10下你也可以。再往下坚持起来，比跑马拉松我相信还难受。最后一直坚持，到早上快五点的时候，才把400多下打好，才把轮子安上过去。因为如果你不走，确实就是死。

　　记者：这条路你非常地熟悉。

　　张鲁新：熟悉，走到哪个拐弯，走到前面哪个地方有坑我都知道，我带着铁道部来考察的时候，我说你注意点前面有一个坑，走到那果然有一个坑。太熟悉了。我觉得我数不清了，跑了多少次，数不清了。

　　记者：当年你们上去一趟待多长时间？

　　张鲁新：最少半年。最多一次11个月。山上最难过一点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孤独。

　　在孤独的风火山上，这些喜欢热闹得年轻人满怀激情地度了四年时光，就在他们执着地做着高原冻土研究的时候，1978年7月底的一天，在青藏铁路做勘测的工作人员接到指示，定测桩打到什么地方，就停在什么地方，青藏铁路又一次停工，很多人失望地离开了风火山，但是张鲁新却留了下来。

　　记者：青藏铁路宣布下马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感觉有希望？

　　张鲁新：那可真是不知道有没有希望，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茫然，第二个认为不可能，总感觉青藏铁路不可能下马。就是不知哪个环节上出点什么故障，所以没有放弃。我这个科研部门，结果还有一些延续一点的课题，所以给我制造了一种虚幻的一种假象。

　　记者：你是生活在幻想中间。

　　张鲁新：实际上是用一种幻想，这种幻想还有主观的臆断给它支撑了一点幻想，陆陆续续有相当多的人离开了。

　　记者：他们都去哪了？

　　张鲁新：有的调到内地去了，有的改换了专业了。

　　记者：他们为什么呢？

　　张鲁新：我想还是感觉到无望了，主要是没有指望了，觉得是不可能了。

　　记者：你为什么留下？

　　张鲁新：我觉得我比他们陷得更深一点。第一点我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人

　　记者：但是生活还是现实的。

　　张鲁新：我还是在一种理想化的支撑自己，我还是想再坚持。可是这个到1984年的时候，真的是没有经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