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同一个恶梦萦绕

　　唐山钢铁厂40岁的地震经历者张铁军和他的同事。生活总要继续，坚强的人们必须背负起创痛——无论肉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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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盛路步行街上聊天的退休老人，他们拥有对这个城市更为完整的记忆。

　　很多人痛苦被埋藏得很深，但记忆常在潜意识中被唤醒，震时的悲惨场面反复在大脑中出现

　　胡荫又看到了妈妈和爸爸，妈妈笑笑的，鲜活而清晰，爸爸伸出慈爱的手，想触摸女儿的小脸。胡荫仰起脸，冲着父母甜甜地笑，忽然间，屋外闪过尖锐的闪电，随之而来的是天崩裂一般的雷声轰鸣，她惊惶地想躲到父母怀里，可她怎么也无法靠近近在咫尺的父亲。

房子，脚下的土地在颤栗，屋顶上掉下来的石灰和土屑刺痛了她的眼睛，她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她想喊“妈妈，妈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看到一块大石板在朝父母压下来。父亲被石板压住了脊梁而踉跄跪倒在地，他朝女儿无力地伸出双手，胡荫看到他的脸上全是鲜血。

　　“妈妈，爸爸！”胡荫仓皇睁开眼睛，四周是静谧的黑夜。她好好地躺在床上，可是脑海里父亲那个跪着的姿势依然清晰，她的泪水潸然而下。30年里，胡荫已经无数次做了这样的梦，梦里，她依然停留在13岁。

　　精神病医院一住30年

　　唐山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病房楼三楼，一扇铁门打开，穿着病号服的病人甲蹒跚着出来了，他嘴里含着一个烟头，微微地笑着，那是傻笑，他挪到一个印着“1980.4”的长条椅子上坐下来。

　　“你知道唐山大

　　“不知道”，他声音极低，含含糊糊，似是而非是这么个意思。

　　“你的父母呢？”

　　“地震时死了”，他嘿嘿笑了几下，把噙着的烟头放进了上衣口袋，弯腰捡拾起地上的烟头，一个，两个，三个，统统装进了口袋里。

　　“他在这里住30年了，大地震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副院长沈振明拨拉掉他又捡起的烟头，“像他这样因地震直接造成的精神病人，在我们医院还有4个，30年来，他们从未离开过这里。”

　　大铁门“哐当”再次锁上，病人甲“扑哧扑哧”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沈振明1993年分配到第五医院工作，“那时，像他这样的病人还很多，1994年后，一些病人死去，或好转被家人接走”。他曾经翻阅老医生写下的病例，许多以往住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共同的病因一栏写着：“经历了唐山大地震。”

　　7月上旬，一个特殊的精神病研究会议将在唐山召开，唐山开滦精神卫生中心是这次会议的组织方，有关灾难后如何干预和治疗心理问题将在会议上展开讨论。会议放在唐山举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与30年前的那场大地震紧密联系。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里，可能没有哪一个城市拥有的精神病医院可与唐山相比，在这个城市人口不超过200万的城市里，却有十多家与精神病治疗、研究有关的医院，上千张床位。

　　河北省唐山市开滦精神卫生中心在一条狭窄、坑洼不平的街道上，这条街的名字叫“花园”。这家本是为开滦煤矿职工开设的精神卫生机构在唐山虽然位置闭塞，前来应诊的人却总是不少。“我那年在门诊中遇到了这样一个病例。”院长张本说的是1995年前后，一个年轻人推开了他办公室的门。

　　这是一个在唐山大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双亲的孤儿，那年他6岁，震后被转送到河南叔叔家抚养。这个孩子到17岁初中毕业后，也就是1987年，又返回到唐山读高中，回到了他父母双亡的地方。此时，他和正常的孩子没有两样。

　　有一次，他放学后玩耍，经过一个地震遗址，但不一定是他当年所生活的、最后离开唐山的地方。“他的记忆突然被唤醒了，他当时好像窒息了，仿佛地震的情景再现，他快速逃离了那里。”张本说，又是多年以后，这个年轻人找他求诊，讲述自己压在心中多年的痛苦，“他经常在夜间做噩梦，有时会出现恐惧感，心跳加快、口干、手心出汗”。

　　一位老人也来求诊了。“地震发生后，他被砸在了废墟中，压在水泥板下。”4个多小时后，天大亮时，他被从废墟中救出，但造成了长期的面部神经麻痹、口眼歪斜、进食困难。地震造成了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两个孙儿遇难，老人被救出后即转送到外地治疗，直到当年8月返回唐山。“他长期心情紧张，反复在大脑中浮现地震时的悲惨场面。每日唉声叹气、哭泣，躯体状况越来越差，夜夜不能正常入睡”。这是一个张本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的病例。

　　失眠、抑郁、经常深陷痛苦，对前途渺茫、绝望，30年来是游荡在唐山街头的一个个幽灵。

　　孤儿胡荫的梦

　　胡荫，是唐山市4204名地震孤儿中的一个。对改变她一生命运的那个13岁的夜晚的某些细节，胡荫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那天夜里天气很热，她跟着家人在大门口乘凉，后来趴到妈妈腿上睡着了，惊醒的时候她已经在炕上，就感到妈妈死命在拽她起来，爸爸的身子已经在窗外了，伸手来扯她，她想动却怎么都动不了，因为周围的一切都在崩裂、摇晃，她喊了一声爸爸救我，就失去了知觉。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醒过来，发现自己在土里面埋着，外面雷雨交加，雨水通过废墟渗进来，凉凉的，湿湿的。她大声喊着：“妈妈，爸爸救我。”可是没人回答她。后来她被几名解放军扒出来，妈妈被扒出来的时候还有气息，过了不久就停止了呼吸，爸爸早已没了呼吸，他的身子依然跪在炕上，手依然朝她躺着的位置伸出，他的脊柱上压着一块预制板。也因为父亲的身体挡住了这块板，胡荫才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解放军把她父母的尸体带走了，胡荫在地震后失去了她所有亲人，除了叔叔一家。叔叔在震后忙着去扒废墟下自己的家人，而没有顾上去扒同样埋在废墟里的哥哥嫂嫂。他当时所无法预料的是，在震后几个小时里，他的本能的这个举动，却引起幸存的、仅有13岁的小侄女的终生怨恨。

　　一年后的一天中午，当时的胡荫已经和其他数百名孤儿一样，习惯了在数百里之外的省城石家庄育红学校这个特殊大家庭中生活。班主任匆匆跑过来对胡荫说，有个中年男人说是胡荫的亲叔叔，拿了好多东西来看她。胡荫愣住了，转过脸对老师说：“我是孤儿，我没有叔叔。我不去。”

　　胡荫没有跟叔叔见面，叔叔只能回唐山去了，让老师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一大袋当时很稀罕的水果转交给她。水果被同学们吃掉了，新衣服胡荫最终没舍得扔，但是一直到衣服已经小得穿不下，她一次都没有穿过。

　　回到唐山的20多年，胡荫工作，结婚，生子，在这个不大的城市里，她曾经和叔叔擦肩而过。叔叔已经认不出来他的侄女长大后的模样，可是胡荫认得，因为他和死去的爸爸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只不过父亲永远停留在了40岁，而叔叔却能够日益老去。她噙着眼泪让他走远，都没有上前打过招呼。

　　“我原谅不了他。我知道我自己不对，可是我做不到。我总认为也许他过来帮忙，起码妈妈会有希望，最起码，我不会像现在一样，不知道父母的尸体埋在了哪里。”胡荫说。

　　胡荫现在有幸福的家庭、安稳的工作，同事眼中的她，开朗活泼，甚至有几分大大咧咧，只有她的丈夫及几位和她命运相同的育新学校的同学，知道她的内心时常陷入难以自控的痛苦和焦虑。

　　她夜里会频繁做梦，梦到父母，梦到地震之夜，最后哭醒过来，一连几天都心情抑郁；她怕下雨和雷声，下雨会让她想起那个暴雨之夜；这几乎是她和同学的一个通病，她还记得刚到石家庄育红学校的时候，一天外面忽然电闪雷鸣，班上的孩子都尖叫着“地震了，地震了”，从课堂里惊惶地跑出去。

　　灾难型精神病

　　张本和他同事的研究将在近期结出果实，所有数据录入即将完成，具有非常高的科学价值。他的研究名称为“紧急性灾难型精神创伤疾病(英文缩写为PTSD)”，“症状分为三部分，重复出现创伤性体验，回避性症状，警觉性增高”。他自接触了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精神创伤病人后，有意留心了这些病人，并从1998年春天开始，与湖南一所大学合作，开展了对震后孤儿心理远期心身健康专门的研究。

　　那位重返唐山的年轻人的痛苦生活，还有孤儿胡荫数十年的梦魇，都是PTSD的典型症状。

　　他们的故事触动了张本和他的同事，他们决定走进这些孤儿的内心世界。“仅在开滦煤矿，大地震留下的孤儿就有四五百个，我们调查研究了200多人。”他们的调查得到了开滦煤矿组织部门的配合，在唐山矿做了基础研究。孤儿们被集合后还不知道将有什么事发生。

　　“如果轻易向他们提起大地震，一般不会得到配合的，况且，我们也不忍心触摸他们的伤口。”开滦矿团委召集了矿上的已经长大、参加工作的孤儿们，他们的年龄在地震时均为14岁以下。

　　医护人员开始了与孤儿们的交谈，逐步深入他们的内心。开始，他们都不愿意说唐山大地震的事情，或者说不记得了，回避曾让对话很难进行下去。

　　第一次的调查是一组57个孤儿，其中有19人曾经被废墟掩埋，9人受伤。受过培训的精神科医生先给孤儿们上了一次心理卫生课，每人发了一份心身健康调查答卷，7份自评和测评表。

　　有的孤儿痛哭流涕起来，起初是一两个，然后是几个，越来越多的人哭了。多年后，张本回忆：“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场面。”

　　与此同时，另一组研究也在进行着，他们选取了同样经历了大地震但父母无伤亡、当年年龄在14岁以下的孩子做了调查，得出的数据作为孤儿组的对照。

　　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13人符合迟缓性应激障碍性诊断标准，而非孤儿组仅有1例。“孤儿不禁体验了大地震瞬间恐怖情景，同时又体验了失去双亲的巨大心理悲痛，使他们应付应激和适应地震后恶劣环境的能力降低。”在张本等人后来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儿童期遭受严重心理创伤会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大地震改变了孤儿原来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伴随着感觉、思维、情感和意志等各种心理活动的发展，创伤性记忆容易被某些因素影响而唤醒。”

　　那位年轻人的故地重游，弥散在空气中30年的恐惧，让他的痛苦延续至今。

　　早在1995年1月，开滦精神卫生中心就开展了类似的调查和研究。他们曾经对地震时年满18周岁、本人及上溯三代无精神病史、身经地震且家庭有震亡者的人作为一个研究组。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接受调查的人数为1695。调查结果证实了大地震这样的灾难对人身心健康的远期影响是存在的，导致这一人群患慢性躯体疾病、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的比例明显高于平常人。

　　接下来，更多的研究在唐山受过创伤的人群中进行了。愈来愈多的数据显示，那次地震，造成了唐山无法统计的病人和隐形病人存在。

　　不敢住楼房

　　张庆洲曾经讲过几个故事片断，事发震后那几年。

　　唐山人过的震后第一个除夕夜是在乙炔灯的光亮中度过的，大部分简易房没有通上电。“我住的铁路楼那一带黢黑一片，感觉特别沉闷。”18岁的张庆洲听到了一间屋子里传出了哭声，接着是两家，三家……他在那晚的日记中写道：“哭声像海潮一样响遍了整个住宅区。”

　　过完春节，唐山开始了举世无双的坟墓大迁移。许多震亡的人当时未妥善处理，很多是掩埋在下水道、街边的，为了家园重建，这些尸骨要挖出来迁到郊外。这是一次对唐山精神上的重创。亲人的尸骨被挖了出来，经简单装殓，集体处理。张庆洲为他的姐姐打了一口薄薄的棺材，可至今却无处觅得姐姐尸骨。

　　张庆洲的一个邻居，地震时刚新婚不久。“两口子没穿衣服跑出来的，丈夫一看妻子没穿衣服，忙跑回屋里取衣服”，余震发生了，丈夫未能活着出来，“女人自此疯了”。逢人便念叨：“我咋不知道还有余震呢？”几年后，人们在陡河水库发现了女人的尸体。

　　那是一段黑色的日子，唐山人在震后数载无法从痛苦中得到康复。“自杀的消息经常有。”沈振明后来在唐山第五医院上班，接触的大多数病人是大地震造成的，“听老医生讲了不少病人的故事。一些病人失去了亲人，无人看护，有的就自杀了，还有的失去行为控制力，伤及他人”。

　　唐山精神病医院在1984年更名为唐山第五医院，从名字中抹去了“精神病”几个字，以免对病人及家属添新伤。一些病人失去了孩子，成天痛不欲生，无法摆脱痛苦，情绪慢慢暴躁，很多人不久便死去了。

　　用沈振明的话讲，当年自杀死去的病人都以为是“活不下去了”，没人往精神疾病、心理的问题上想。

　　唐山截瘫疗养院医生张希成记得，在他刚到疗养院工作时，有一个病人自杀了，吃的是安眠药。“那时，人们以为他是病痛而绝望。”自到若干年后，一位前来做研究的德国

　　1981年，张希成在河北省张家口读大学。“有一点风吹草动我都害怕。”他是大地震的经历者，凡事谨小慎微，“有一次消防车拉警报，许多学生从楼上吓得往下跳，有一个摔成了骨折”。张希成的爱人也是唐山人，直到今天，听到大的声响，就要从屋子里往外跑。

　　经历过大地震的唐山人，或多或少留下了那一天的烙印，那个时代的阴影。在震后多年内，承载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震后10多年过去后，张贻谋夫妇还不敢住楼房，他们的一双儿女在地震中死去，二人震后被送到外地治疗大半年才康复。“我在震后1年多没有上班，不敢横过马路，不敢出门”，张的老伴王广金的一个同事犯有同样的毛病，“他最怕出差，因为出差要住楼房，他只敢住简易的房子”。

　　1984年，当张贻谋夫妇分到一处楼房后，心理斗争了很久，才决定抛弃简易房。

　　伤口难以愈合

　　胡荫知道，自己之所以始终难以摆脱这噩梦一般的灾难之夜的记忆的纠缠，也许是因为她潜意识里始终认为，爸爸当时已经摆脱了危险，而为了救她，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一点，她始终难以释怀。父亲在她年复一年的强化记忆中日趋完美，父亲最后一个跪着朝她伸出双手的姿势，成为她脑海里一道永远剔除不掉的刺青。

　　“有一些人比较麻木，其实，大多数的人是这样的。”唐山第五医院副院长沈振明把大多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人列为PTSD或轻或重的患者，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表现得像胡荫那样，“他们看上去对什么事情都很淡漠，即使面对痛苦，面对灾难，不会哭不会喊，痛苦的感觉对他们来说很轻微”。沈振明将之描述为“情感休克期”。“这是对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前来医院门诊的病人在向张本讲述病史时总极力回避大地震，不愿意谈及与大地震相关的任何事情。“但是，他们几乎有着相同的病情，经常失眠，20年来是这样，30年来也是这样。大地震就像一个开放的伤口，谁都知道可能是它造成的伤害，但却回避。”

　　大部分的病人没有住院治疗，但却是真正的精神创伤病人，张本说，没有哪个部门或者个人统计过有多少。沈振明那里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大家都在尽力回避，而回避就是一种病征。”

　　张本多年的研究发现，PTSD病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康复，但这是阶段性的，最终形成慢性的、间歇性发作的病征。“忘不掉痛苦是自然的，失眠是正常的表现。”

　　“唐山人的消费观念和其他地方的人不一样，你可以看到，唐山是一个名车荟萃的城市。”沈认为，这是和矿工的消费观念差不多的，“他们总认为深处危险，要把好吃的都吃掉，能花的钱都花掉。”即便是“情感休克期”，可是，对现实的惧怕，却是那样深刻。

　　“他们把痛苦埋藏得很深，他们想顽强地生存。”张本这样评价他的同乡和病人，“但是，记忆还是经常在潜意识中被唤醒”。

　　“我们对1807例PTSD病人做了研究，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脆弱，会引发其他的身心疾病，易患

　　□本报记者 喻尘

　　本报首席记者姜英爽

　　紧急性灾难型精神创伤疾病，英文名为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是指突发性、威胁性或灾难性生活事件导致个体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其临床表现有：反复闯入性地痛苦地回忆起这些事件，包括印象、思想、或知觉；反复而痛苦地梦及此事件；努力避免有关此创伤的思想、感受、或谈话；有脱离他人或觉得他人很陌生的感受；情感范围有所限制(例如，不能表示爱恋)；难以入睡，或睡得不深、易发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