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孤儿四成早恋近四分之一早婚(图)

   ■核心提示

　　在所有人群中，这场地震对孤儿的影响最大，虽然没有受到身体的伤害，但他们的内心被永远地改变了。

　　唐山地震，242419人丧生（包括天津等受灾区），留下了4204个孤儿。这是一个孤儿找”家”的故事，也是一群孤儿的故事———这场地震如何改变了他们的内心，而他们又是如何重建内心，以摆脱地震所带来的永久孤独。

　　□本报记者 吴珊 唐山报道

　唐山南湖公园东南的白桦林，人们用红丝带纪念亲人。本报记者 郭铁流 摄

　　现在，李宝霞已经很少在梦里梦见父母了。“还是在孤儿院的时候，常梦见。醒来，就会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那段时候，李宝霞脑海里总会看见母亲那张脸，蜡黄的。然后是父亲的鼻子和嘴，上面都是血。还是小姑娘的宝霞离他们很近，能看到他们没有呼吸。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李宝霞成为孤儿，被送往邢台育红院。

　　那年她11岁，照片上的她在孤儿院里做操，伸着手，努力做出一个标准的姿势。拍摄者是唐山市展览馆的摄影师常青。他一直在用镜头追踪这些孤儿的成长历程。

　　“孤儿是一个永恒的身份。”和孤儿接触了6年的常青发现，他们孤独、任性、要强，有时甚至表现出极端的粗暴和自闭，这都是和心中对“家”的永久缺失有关。

　　在人生的每一阶段，李宝霞尝试着一切努力，希望建立起记忆中的那个“家”。但对她来说，曾经的那个“家”始终是个影子，它变得愈来愈淡。最后只留下，缺失后的怅然。

　　何处是家

　　“那是因为她身后没有家的支撑。”常青很能理解李宝霞的孤独感。“那就是前后左右空无一片的感觉。”

　　1976年9月6日，地震过去40天，李宝霞终于哭了。那是在她和弟弟登上开往邢台列车的那一刹那。

　　之前这个11岁的小姑娘一直没哭。即使当初她被埋在废墟里也是一声不响的。直到有人喊她名字，她才呼救。

　　“可能到了要走的时候，才感觉到没有家了吧。”和李宝霞同车的共有247个孤儿，他们都是去往邢台育红院。车厢里，哭声一片。

　　在育红院里，哭的念头很快就没了。那里从四季的衣服、卫生纸、毛巾，到学习用的铅笔、橡皮、小刀等都统一配发。白天有老师上课，晚上有阿姨讲故事，生活比当时多数的孩子还要好。

　　“但奇怪的是，对邢台并没有留恋。”1981年，初中毕业的李宝霞将被送回唐山，虽然她舍不得老师，但想到回去还是感到高兴。“唐山毕竟是我的家。”

　　回家的兴奋平静之后，李宝霞才发现，自己已经很难找到家了。她在唐山有个哥哥，已经31岁了，震前就已结婚。

　　李宝霞和她哥哥的感情比较淡远。但回来后，她只得挤在了哥哥的家。

　　在哥哥的提醒下，李宝霞去了街道，讨回属于自己的震后复建房。那套空荡荡的一居室，就在哥哥家的楼下。李宝霞没有搬进去，直到第二年，弟弟从邢台回到了唐山，姐弟俩才住进了那间冰冷的屋子。

　　三人都在冶金矿山机械厂的一个车间上班。那时李宝霞还不会骑自行车，哥哥和弟弟每天一起骑车上下班，她则要自己转三趟公交车去，有时还要上三班倒，总不能跟兄弟俩一起吃饭，“所以也没感觉我们仨那样生活像个家”。

　　一开始工作，李宝霞发现曾经所依赖的集体生活没有了。她是车间里最小的工人，1个月18元，什么都要自己面对。多大？李宝霞开始觉得累。

　　“那是因为她身后没有家的支撑。”常青很能理解李宝霞的孤独感。他是个抗战时期的孤儿，“那就是前后左右空无一片的感觉。”

　　孤儿的早婚

　　常青说，很多孤儿结婚得早，离婚得也早。结婚是出于对情感的需要；离婚则是对自身情感的过分任性。

　　常青在和孤儿的接触过程中，发现孤儿中有早婚的现象。他们一般在20岁就结婚。

　　“那些孩子特别怕孤独。总希望早点有份爱、有个家。”

　　李宝霞谈恋爱是在19岁。经厂里的人介绍，她认识了比她大3岁的田福利。他是粮食局车队的司机。

　　对男人，李宝霞，没有过多的要求，“只要人好，能对我家人好。我就会嫁给他。”田福利是个老实人。他对李宝霞姐弟也很好。

　　“弟弟想要一个收音机。老田就花了150元给他买了一个。”那是1984年，100多元是个大数目，每月工资都只有几十元。所以第二年，老田向李宝霞提订婚的事的时候，她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那年李宝霞才20岁。“我们的同学中，大多都是21岁左右结婚的，现在有的已经当姥姥了。”李宝霞说，“我们的想法都是，提前有个家，也好有点依靠。”

　　与之相伴的一个现象是，唐山孤儿中早恋的也很多。学者王子平等人所做的一项研究中，1000多名孤儿中，早恋孤儿占42.1%，而早婚者占已婚孤儿中的24.4%.结婚之后李宝霞和丈夫一起住在他父母家。当孩子田甜出生后，李宝霞就从公婆家搬出来住进了老田在粮食局分的房子，一个3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正式开始了一家三口的生活。

　　常青说，很多孤儿结婚得早，离婚得也早。结婚是出于对情感的需要；离婚则是对自身情感的过分任性。

　　李宝霞周围也有些孤儿结婚没多长时间就离婚了。她们对她说，其实自由的生活也挺好。李宝霞想想也对。田福利要求她，每天出行都要事先打声招呼。李宝霞暗暗觉得有些烦。

　　田福利的脾气有时不好。

　　有时为了些小事，他会朝她吼。时间长了，李宝霞一点点明白，夫妻间的感情永远无法替代曾经的那个家的“爱”。

　　烂在床下的橘子

　　“妈妈总跟我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妈妈没有父母，你只能靠自己。”

　　李宝霞原本以为，成家后，有了爱，又多了长辈的关心，会使得心中那个关于家的记忆会更清晰些。但婚后的生活并不像她想的一样。

　　怀孕时，李宝霞行动不便，还要去托儿所接公婆家的孩子，或者要辅导他们功课；饿了，没人帮她做碗饭吃。她很自然地想到，“或许是因为我没有父母，无依无靠的关系吧。”

　　有一次，李宝霞在公公婆婆的床底下发现一箱已经烂掉的橘子，她难过了很久。

　　她知道他们把单位发的橘子藏在床底下，为的是不给她看到。李宝霞就想起自己的父母，如果他们还在世，自己不会背负这么多的委屈。

　　李宝霞生的是个女儿，她觉得，公公婆婆重男轻女。田甜6周岁时，李宝霞想让她早点读小学。但她中午无法照顾孩子吃饭，下午又不能及时来接田甜，便又向已经退休的公公婆婆提出了照管的请求。公公婆婆没答应。

　　李宝霞从此之后对公婆再也不称爸妈了。她决定自己来解决。每天6：30，李宝霞起床，做好中午饭，放在暖气上。中午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她用半小时花费在从单位到家的路上。回到家后，用10分钟和女儿吃完饭，然后再睡一刻钟，并提醒田甜到时叫醒她。下午5：30下班之后，6：00到家做饭，吃完饭差不多都8：00了，李宝霞就上床睡觉了。

　　“妈妈总跟我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妈妈没有父母，你只能靠自己。”田甜说。

　　李宝霞说，孤儿都是这样的，有了困难也从来不向同学、老师求助，自己很好强，不愿意求人。“我们的同学中80%的人都是这样。”

　　下岗之后

　　“我们都是没有任何救济，也没有父母可以依靠的人，怎么能说让下岗就下岗。”

　　1999年，李宝霞在一次下楼时意外摔断了尾椎骨，很长时间只能卧病在床。

　　2001年，还在家休养的李宝霞突然接到单位打来的电话，说单位改制中要精简人员。李宝霞知道自己下岗了，同一车间的另一个石家庄育红学校回来的同事也下岗了。

　　“一开始知道这个消息，确实有些接受不了。”李宝霞心里有点不平衡，“我们都是没有任何救济，也没有父母可以依靠的人，怎么能说让下岗就下岗。”

　　李宝霞刚从育红院回到唐山的时候，厂里很照顾她，想进哪个车间就进哪个车间。

　　但是，新领导对孤儿没有那种感情，李宝霞在和领导沟通的时候，他们答复她说，你们和其他人已经没有区别了，因为你们已经满18岁了，是成年人了，不再是孤儿了。

　　那半年多，她心情都很不好，不敢见人，别人问起“怎么没去上班呀”，也不想提“下岗”两个字。她更不想跟同学倾诉这些事，觉得很没面子，就整天一个人在家看电视、织毛活。

　　那时田甜正上初中，正需要用钱。李宝霞没有跟她说下岗的事，只说是单位放假。那段时间她的脾气变得很坏，老是大发脾气，或者就是默不作声，整个人显得很抑郁。田甜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刺激到了妈妈，只知道她开始经常生病，生病的时候她就给妈妈做饭做菜照顾她，因为也没什么人来看她。

　　而此时，田福利的所在单位粮食局也解散。他也下岗了。他在外和人跑运输时，又出了车祸。住院动手术又是一笔3万元的开销。李宝霞一时借不到钱，只好把房子卖了，卖了9万块。

　　当时夫妻俩想的是过几年再把房子买回来，结果后来房价涨得很厉害，“现在要把这个房子买回来已经要18万了，翻了一番，我们已经没这个经济能力了”。现在，李宝霞一家三口为这个原先属于自己的房子，每月还要花上600元的租金。

　　另一种希望

　　“不是因为她可以靠男朋友或丈夫，也不是因为她可以靠父母，是因为她可以自立，她能够养活自己”。

　　对女儿田甜，李宝霞寄托了另一种希望。她爱她，想给她更多的母爱，以补偿自己所缺失的母爱。另一方面，她有极强烈的要求，希望女儿能独立，成才。独立是李宝霞的生存环境所授予她的。

　　田甜在一年级时就挨了母亲的打。那次上半学期的期终考试，田甜一门98，一门94，考了全班倒数第8.“我希望她像我一样，能自己要强一点，别让别人看不起。”

　　李宝霞揍了孩子之后，自己也哭。她一般都打屁股、手心这些看不到的地方，但是打得狠，田甜每次挨完打都要带个小垫子到学校去铺在座位上，同学看到就笑话她。

　　在田甜眼里，妈妈是那样的特别，“打的时候真打，爱的时候真爱，不像别的家长要么就是打，要么就是溺爱。妈妈是个性情中人，总是用别的事来感动你，而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田甜从小就像妈妈一样自立。中考选学校，是她自己；决定考高中还是职高，是她自己；选什么学校，也是她自己。“我是有意识地培养她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自己选择自己要走的路。”李宝霞说。田甜后来选择了读职高，没有考大学，她不想给家里带来太大经济负担。

　　初中的暑假，田甜就开始出去打零工了。“都是自己把工作找好了才告诉我们，卖食品啊女孩子用的发卡啊什么的，我都很支持她。”李宝霞觉得女儿的性格很像她，她相信女儿未来会过得不错，“不是因为她可以靠男朋友或丈夫，也不是因为她可以靠父母，是因为她可以自立，她能够养活自己”。

　　李宝霞曾经跟女儿说过等她老了把她送到养老院去，和她那些同学在一起，她不想成为女儿的累赘。田甜说她决不会让妈妈离开她的。“妈妈害怕孤单。”

　　田甜曾很自豪地对她妈妈说，她上班以后，就会成为妈妈的希望。李宝霞心中虽然高兴，但她说，“孩子不是孤儿，是无法体会我们的内心的。她是不会知道我们内心的真正需求。”田甜只能成为她母亲的另一种希望。

　　从孤儿院到养老院

　　李宝霞的同学中有个护士，说等老了后她要开养老院，到时那些同学还住在一起，和小时候一样。

　　“过去我们都是自己过，现在我们也可以自己过。”

　　每次和丈夫碰到些口角的时候，李宝霞就会这样想，在几个同学的定期聚会上，她发现这些好姐妹也都是这样想的。他们似乎都想回到20多年前那自由的集体生活中去。“不过我肯定会带着我的女儿，她对我很重要。”

　　对于养老，她是不担心的，因为冶金矿山机械厂有她的养老金，李宝霞现在每个月在机械厂只能开100多块钱，在外面打零工可以赚六七百，加起来也就是七八百块钱。这对她来说也足够了。

　　李宝霞的同学中有个护士，说等老了后她要开养老院，到时那些同学还住在一起，和小时候一样。在所有的生活遭遇中，李宝霞发现自己想寻求的那种家庭的记忆是遥不可及的了。所以，想到同学的建议，她有些心动。

　　30年来，每年的春节、清明节、阳历七月二十八日和阴历十月一日（送寒衣日），李宝霞都会给父母、大姐烧纸，从不间断。“每年的这四个日子，也就是我最想念父母的日子。”尽管地震之后没有留下一张父母的照片，但是李宝霞一直清晰地记得他们的样子。

　　每次烧纸，田甜都会陪妈妈一起去。妈妈反复对她说，姥姥从小就是个性格很烈的人，而姥爷则老实本分。

　　她们一般是晚上10点到楼下的路口去烧纸。李宝霞只哭过一次，田甜说妈妈哭的时候是默默流泪，叮嘱姥姥、姥爷在那边要过得好一点。烧完纸，李宝霞默默地领着孩子，又回到了现实的生活中。

　　1977年，常青来到邢台育红院，给唐山地震孤儿留影，站在最前面的女孩子是李宝霞。常青摄

　　2002年，常青再次找到李宝霞，给她一家三口合影。前一年，她下岗了。常青摄

　　2006年 李宝霞目前在一家私营工厂干活。本报记者 郭铁流 摄

　　■自述

　　30年后，他们改口管我叫“妈”

　　那一天，孩子们进大门的时候食堂的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孩子们没一个吃的，哭着叫着要回家找妈妈，那看着叫一个心酸。

　　孩子们有的头砸伤了，有的胃膜砸伤了，还有出疹子发高烧的，还有急性肝炎的，状况都很不好。那时我心疼这些孩子，大白班结束了也不回家，晚上陪他们说话。有时一星期都难得回家一次。我的孩子有意见了，小儿子带着妹妹来找我了，说我怎么不管他们了。我对儿子说，你在家照顾妹妹照顾一个，妈妈在学校要照顾这么多人。孩子后来就没再来找过我。

　　1981年孩子们要回唐山的时候，班上的张淑娟不愿意回去，非说要给我做闺女。后来被我劝了回去。他们走后我就把1978年我们班的集体照放大了，弄个镜框挂在家里的墙上，想他们了就看一眼。

　　我今年66岁了，腿脚有点不方便了。今年想这些孩子也想得特别厉害。我就叫老二跟他们联系联系，想叫孩子领着我去唐山看看他们。老二跟张淑娟联系上了，张淑娟说要找时间来看我，我说你上班忙，别请假，我找时间来看看你们。

　　因为陈秀敏离张淑娟家很近，陈也知道了我的电话。她一打电话过来就叫我“妈”。她说“妈，我特别想您，去邢台找过您三回了都没见到您，……”然后就哭得说不下去了。

　　他们来的前一天晚上我一宿没睡着，一到早上，就让我儿子开着车带着相机去邢台宾馆了。他们中好多我都不认识了，但是我们班那几个都认得我，一下子都冲上来把我抱住了，大家哭成一片。这些孩子在学校的时候都叫我“阿姨”，现在全改口叫“妈”了，女孩子叫“妈”，男孩子叫“老妈”。儿子带去了一卷胶卷，不够拍，后来拍了两卷半。

　　自述人：邢台育红院保育员 于先梅 整理：本报记者吴珊

　　■调查

　　孤儿焦虑感远高于其他人群

　　1994年，开滦精神卫生中心神经症病区主任于振剑，在临床工作中不时发现一些因唐山地震而遗留的心理疾病患者，于是，1995-1996年，他和十几个伙伴开始了“唐山地震对人类身心健康远期影响”

　　为主题的系列研究。此前，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是空白。

　　抽样调查涉及近2000人，包括了唐山大地震后丧偶再婚重组家庭的成员、地震后留下的孤儿，以及一些普通人群。调查中发现，这些人群在心理创伤后的应激障碍、一些神经症或者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

　　“20年以后，有的仍然存在这种恐惧、担心，也有出现神经衰弱的症状或者神经症的症状。”于振剑说。

　　针对地震孤儿群体的心理状况，研究者还请来了57例唐山矿的地震孤儿，请他们填写调查问卷。于振剑回忆，回顾性研究让有些调查对象当场情绪失控，泪流满面。

　　研究人员艰难地劝慰之后，他们才答完了问卷。经过对焦虑、强迫、恐惧、抑郁、敌对、躯体症等90项症状自评量表的统计，发现这一群体的焦虑、抑郁指数高于正常人群，和亲人伤害率正相关，和社会支持程度负相关。

　　其中，女性的心理状况不如男性。这些负面的情绪反应包括，情绪稳定性差，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大创伤后的紧张、恐惧，对灾难情景的回避和控制不住的闯入式回忆，悲伤、忧愁等。“此外，失去父母后的自卑、封闭自我、缺乏社交，也降低了他们的社会自信心。”

　　于振剑接诊过一些地震孤儿咨询者。“因为成长环境的不同，他们在恋爱和婚姻中有自卑情绪，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胆小怕事，女性则显得很柔弱。”

　　于振剑接诊过的一个地震孤儿，是个女性，喜欢上了一个大她20多岁的已婚男士，后来产生了强烈的焦虑情绪。“她的恋父情结很严重，和同龄人相比心理发育有些滞后。”针对这些心理特征，于振剑对她进行行为角色的调整，让她在心理上变成真正的成年人。

　　本报记者 吴珊

　　相关专题：唐山大地震3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