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五姐弟的后地震生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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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27日09:58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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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南香红 永恒的阴影
山。文化路。文化楼。 39幢一模一样的四层楼房，一列一列麻将牌一样排列——地震后唐山最常见的楼房和最常见的居住格局。 16号楼2单元8室，饭香夹着电话、游戏机、电视的吵嚷声。 “来吃吧，来吃吧，冬瓜肉馅的。”二姐张凤霞一会就打出了十几个电话。 一顿水煎包招来了张家五姐弟。 这样的情景每周甚至每天都有，他们从城市的各个地方聚在一起，为了一顿肉饼、饺子或者更小的由头。 他们都长大了，都有了自己的孩子。白发和皱纹也悄无声息地长了出来。 他们五个分成了两拨儿，大姐和小妹双眼皮大眼睛白白净净；另几个黑、瘦，头发卷曲；他们说大眼睛双眼皮的像了母亲，黑、瘦的大概像父亲。 他们不知道父母的遗体落在了哪里，没有从废墟里挖出一张父母的照片，也没有找到一件遗物。时间渐远，父母的样子甚至都模糊变成了一个个不能连续的片断，但血脉的延续是那样地明显，卷曲的头发从后代那里东一个西一个地冒出来。 用了30年的时间，这个残破的家庭又生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废墟上新长出来的唐山街巷里散落着姐弟五个的小家庭。他们中有的房子很大，装饰得时尚，有的简陋而促狭。但是所有家庭的日子都过得平常而温暖。 “地震的时候”。 张家五姐弟一开口，总是用这句话开头儿。 他们清理记忆，计算时间，回想自己的生活，甚至计算自己的年龄都是以“地震的时候”为零点和标尺。 张家五姐弟的生活开始于地震的时候，前面的日子都被地震震碎了。地震作为一个永恒的记忆嵌入他们的生命里。 三姐张凤丽刚一从废墟里挖出来就跑着玩去了，“玩了一趟回来，人家说爸爸妈妈死了，就这样还是不知道哭呢。”张凤丽说。 直到人家要把父母拉走埋掉了，她才明白过来，扑在妈妈身上不让人动，她大哭着说妈妈只是睡着了，睡一会就会醒来。这就是她对地震现场的记忆。 痛，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袭来，好像随着身体的长大痛也会生长似的。张凤丽13岁的年纪就失眠了，身边没有了妈妈温暖的身体。 大姐张凤敏和二姐张凤霞在废墟里还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等扒出来一看，自己的家没有了。这是他们刚搬来的新居，父亲非常爱这所房子。从此，大姐二姐的梦总是和房子有关：又要搬家了，一所大房子，父亲忙啊忙，她们高兴啊，但是房子总也住不上。 弟弟被扒出来的时候，“脸青得像个茄子，我就想着找点水给他洗干净，邻居大人们喊，这会儿了上哪儿整水洗脸，爹妈都没了！我一下站在那儿，爹妈死了？！心里迷糊的不知道哭。”大姐说。 家，崩解了。手里抱着的弟弟要靠她们养大，她们的角色将是姐姐、父亲、母亲。 大姐张凤敏准备了老鼠药，准备撒在锅里姐弟五个吃了一起去死：“爹妈都没了，活着那么难，死了算了。”死的念头不止一次地出现。但是，看着小弟又实在不忍心。 对于弟弟张学军来说，他不知道姐姐们付出的努力： 生不着炉子。生了炉子又不会做饭。学会了擀面条，不会切，用手扯。有土豆不知怎么吃，学会了炒土豆丝就顿顿吃，直吃到见到土豆就犯迷糊。缝被子，别断了四根大针手指流血，只好放声大哭。病了，发烧，不知道是怎么了，尽守着水缸喝凉水。 张学军不理解自己的生活怎么一夜之间就变了样，他想回到那样的生活中去，得不到的时候，他采取的方法就是“耍疯”。 “一喝片汤我就犯迷糊，我不要吃。” “我要吃妈妈烙的那种又黄又脆的饼。” “我放学的路上心里想的是蒜苔炒肉，你们咋就不知道！” 要知道，这个张家惟一的“男根儿”，是和父亲一样享受男人的待遇，可以“上桌”吃饭，还可以尝点酒的，而和他双胞胎生的姐姐凤琪只能围着桌子绕边儿，父亲高兴了才会叫：“老闺女，过来！”抓一把花生米塞在小手里。 姐弟五个睡一个炕，小弟偏要在中间划出两条线，谁也不准过线，弄得四个姐姐没地方睡觉。“我打了他一巴掌，他大哭着要妈妈，我们五个就抱在一起哭。”大姐说。 哭着哭着弟弟突然说：“姐，我再不耍疯了，就是天天喝片汤，也不分开，咱们使劲地活！” 使劲地活着 《猫和老鼠》跳跃诙谐的音乐。 杰瑞收到了一份礼物，打开一看是一只小老鼠——一个孤儿——来参加杰瑞的感恩节大餐的。 “知道什么叫孤儿？”张凤霞在旁边逗正在看电视的她的5岁半的侄儿——弟弟张学军的儿子。 “知道！”胖胖的大脑袋晃了一下，“就是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呗！” 张凤霞停了一下，又问： “孤儿会怎么样？” “没有爸爸妈妈就不快乐。”这回大脑袋动也没动一下，电视上猫正在抓那只“孤儿小老鼠”。 张凤霞僵坐着不动了。 眼前这个侄儿全身胖鼓鼓的，一看就是营养过剩。出生之前，张凤霞就和弟媳约好，生女一分不给，生男给2000元奖励。张凤霞完全继承了父亲对男孩的喜爱。当年父亲在凤琪出生的时候一听说是女孩，掉头就走，刚出门又被人喊住：慢点，还有一个，是男孩！父亲哈哈大笑，把三女儿凤丽扛在肩上，满村子跑，请所有的人来喝喜酒。 当年百般承爱的是张学军，现在万般承爱的是张学军的儿子。 张凤霞想不通，这个泡在爱里的孩子，怎么知道什么叫“孤儿”。 直到解放军离开唐山，姐弟五个才真正体味出什么叫做孤儿。 当他们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在四处漏雨的防震棚里瑟瑟发抖的时候，解放军出现了，他们的防震棚立即不漏了。 几天之后他们有了全唐山最好的简易房——人字坡顶，结实的木梁，火炕，花砖的院墙，坐落在半山坡上，不会漏雨，不会被水淹，不会挨冻。唐山的简易房都是平顶“半截砖头压油毡”式的。 吃解放军的饭，穿解放军的衣，盖解放军的被，有很多的人来看她们，他们的事被登在报纸上。 但是有一天解放军要走了。“我们的心一下子就空了。”大姐张凤敏说。那一天夜里，她和大妹凤霞用白棉线钩针为解放军钩领衬(衬在领子上的，当时非常时兴)，钩了一只又一只，她们的愿望是给每个解放军战士都送一只。两个小脑袋凑在油灯下整整熬了一夜，两张小脸被煤油薰得乌黑。 “哭啊，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比父母死的那会哭得还厉害。” 她们把弟弟的名字改成张学军，给妹妹改成张爱军(张爱军没叫下来)。 姐姐凤敏当兵走了，凤霞成为家里最大的。地震前上初一的她将自己的年龄改大到可以进工厂上班，这样才进了开滦煤矿。 艰辛从上班的路程开始。每天天不亮出门，背着饭盒走50分钟的路才能到煤矿。晚上披着星星再走50分钟回来。“那时候自行车金贵呐，咱哪有？” 一开始煤矿照顾孤儿，成立“小孩组”，由老师傅看着。半年后张凤霞被分到油漆组。这时候就要系保险带，爬高高的井架子。再后来张凤霞又被分配到汽车修理队，学习修汽车。 “一个月开18块钱，弟妹们矿上给孤儿生活费，每月每人15块，每个季度，矿上还给点补助，还有姐姐部队上每月有8块钱津贴，省下来的会寄回点儿。”张凤敏在30年后仍然能细细算出当年这个家的收入。 但在当时，她常常犯迷糊。一犯迷糊钱就花不到月底。最让她着慌的是米缸空了而她存钱的小罐也空了。她对钱是很小心的，但她还是管不好它们。 她把钱放在小罐里藏在炕洞里，怕其他的妹妹拿去乱花。藏钱的地方只有弟弟一个人知道，只有他有拿钱花的特权。 弟弟会写信向大姐凤敏告状：“二姐不给我买肉炒蒜苔吃”；“没油吃了，干炒的鸡蛋有鸡毛味”。 在老四凤琪的眼里，二姐终于变成了一个特别会算计的人。二姐的算计就是克扣自己满足大家。“现在我们一起吃冰棍，二姐总是看着，她说她不想吃，其实她不是不想吃，是舍不得吃。” 老二上班，中午的饭就落在老三张凤丽身上。当年总腻在妈妈身上的“药罐子”凤丽，不知何时长成了四姐妹中最高最粗壮的，只是她沉默寡言，凡事自己在心里琢磨。每天上午只上两节课，这个女孩背上书包就回家，问她才说是给弟妹做饭去。老师以为她逃学，有一次偷偷跟着回家，看见这样的情景：火生不着，满屋子都是烟，凤丽的小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眼泪汪汪的，老师赶紧伸一把手，帮着把饭做好。 “老师挺舍不得我的，那会儿我学习好，可也没办法。”凤丽初中毕业，也把年龄改大了一岁上班了。 20多年来，凤丽干过近十个工种，好的时候当过电话接线员、看电站，差的时候选料、制保温砖、打扫卫生刷厕所，在她看来也算是“上上下下，起起浮浮，人情冷暖”。每遇不公平的时候，就自己悄悄琢磨几日，然后就默不作声地干活。 在地震简易房里，张家姐妹齐心协力打理着她们的生活。礼拜天，几个姐妹会洗一大溜的衣服被褥，劈一个星期用的劈柴，拓出一大堆的煤球，收拾屋子打扫院子，然后结伴去工厂洗澡，星期一都穿得干干净净地出门。 “姐四个都好强，最怕别人说没妈的孩子脏、没教养。”二姐凤霞说。 使劲地活着不光是活下去，还要活得好。 大姐休假，发动弟妹去废墟上捡碎砖头，把简易房的地都用砖头铺上图案；拆了土炕把炕变成了床；再用砖头砌出花池子，种上丁香、干枝梅，一大片灰暗低矮的简易房里，张家姐妹的院子，满是春意，满是花香。 凤，把自己嫁出去 长发飘飘，穿着入时，开着白色的宝马车，当着全职太太。姐妹中老四凤琪是最漂亮最骄傲的那一只“凤”。 张凤琪的漂亮在开滦矿是出了名的。当年她在矿上的食堂卖饭，她的窗口前排着一大溜小伙子，塞进窗口的不光是饭票，还有一封一封的情书。头儿见局面不好控制，就不敢让她在窗口了，到后面择菜去吧。 人们看到她住着170平方米的豪宅，开着车四处旅游、购物、照美女照，K歌，呼朋唤友地到处吃饭，家里的所有东西吃的用的穿的都是专程到北京买来的，包括装修房子用的每一块磁砖都是从北京进的顶级品牌。 但是停下宝马车，进了家门张凤琪就换了另一个样子：手持抹布，趴在地上把家里的地板擦得一尘不染。在她豪华装饰的卫生间里放着一个盆子，里面整齐地摆放着拧成一团一团的抹布，个个都是饱经风霜的样子，看得出来它们都是被过度使用过的。 姐姐们说又不是没钱请保姆，别自己干了，张凤琪也试过，但她看不上别人干的活。 一个开宝马的她，一个拿抹布的她，张凤琪有两张面孔，前者是表象，后者才是真正的她。 1986年张家的第四只“凤”也要出嫁了。 当大姐的最终做了妥协，接受了她的男朋友。但是大姐还是将张凤琪的户口迁到了她住的楼房里，她要让妹妹从楼房嫁出去，而不是从地震简易房里。楼房车可以开进来，简易房满是泥泞；楼房有面子，简易房太寒碜。 她和妹妹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想尽办法要拆散她和男朋友，甚至不惜动用部队上的首长给妹妹介绍首长子弟。她反对的原因很简单：这么俊的妹子怎么可以找一个摆摊卖服装的个体户？ 斗争失败，做姐姐的惟一能坚持的是让妹妹风风光光地走，于是男方买的洗衣机等“大件”都事先运来，嫁的时候充当娘家的陪嫁。 凤琪长得漂亮，有不少追慕者，但后来做了丈夫的马立山每天都骑着自行车等在煤矿门口。“有人接送着上班就不用住倒班室了”。倒班室不是宿舍，一张床谁需要谁睡。晚上12点上班，一个姑娘家不敢走夜路，必须下午6点来厂里，在倒班室里睡几小时，有人叫醒上班；夜里4点下班，也不敢回家，睡到天亮再走。 凤琪找到了安全感。马立山也是一个没妈的孩子，两个人互相同情起来，情感就深了。 1979年三姐上班之后，凤琪就接下了全部的家务。11岁的她还挑不起两只水桶，只能提水。小细胳膊将水桶甩到右边，左脚向前挪一步，再将水桶再甩到左边，右脚向前挪。一步一挪，从水泵到家，有一段很远的距离。 蒸馒头，包包子，水煎包。她什么都会做。这个和弟弟一胞所生的女孩，从来没有发生过和弟弟“争平等”、“争待遇”的事，弟弟吃好喝好不干活在她看来是天生的，她从小就想的是怎么帮助姐姐，生病了就缩在炕角一声不响，怕给姐姐添乱。 有一次早上睡过了点，走路上学要迟到，坐公共车身上又没钱。怀着侥幸和忐忑上了公交车，结果给乘务员抓了个准。凤琪拼命挣脱了就跑，乘务员一把扯下她围在脖子上的三角围巾。那是一条粉红色的围巾，是她全身上下最好的东西，也是她最心爱之物。 “伤心啊，那是别人捐赠给我们的，我们姐几个轮着戴，全唐山也就那么一条。” 眼泪一滴滴地落下来，落在卷着衣角的手背上。 “不苦，不苦。”凤琪瞬间转而为笑。“我小时候长得漂亮，走到那儿都有人稀罕我，从来不缺爱。”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笑里含泪。 当年马立山送给凤琪一辆自行车定下了他们的感情，谁也没有想到若干年后他能给凤琪送“宝马”。 姐妹当中凤琪算是有了“婚礼”，嫁得也“风光”。二姐凤霞、三姐凤丽都是简简单单地自个把自个嫁了。二姐嫁的时候，大姐还在部队上，她只能自己准备嫁妆，买被面、扯布，找班上的大姐大婶们帮着做被子、嫁衣，在简易房里隔出一间，搭个床，将女婿招了进来，与妹妹弟弟同住。“他是个复员军人，别人介绍的，我喜欢解放军，地震那会没有他们哪有我们？复员军人也行啊。”凤霞就这样一句话交待了自己的爱情。 老三凤丽更简单。二姐不知该怎么办，问老人，说是要“全和人”做一套被褥，就找同事的妈妈帮忙，把妹妹嫁了出去。二姐凤霞送给妹妹的贺礼是50元。 凤丽找的是开滦矿的井下矿工，长得又瘦又小，也是个地震孤儿。 最先是大姐发现妹妹穿着一件男式的棉袄回来了，觉得不对，追问之下妹妹果然是恋爱了。 一件带着男人体温的棉袄，可能比什么都能打动凤丽的心。 凤丽本来是家里最娇的。这个“小药罐子”本来一直睡在妈妈的被窝里，地震的那天夜里她还粘在妈妈的身上。地震之后她一直不敢自己睡觉，一下雨打雷她的心就颤抖，必须要关掉所有的电器，关闭所有的门窗，她必须有人陪伴才能入睡，这是地震落下的后遗症。 这桩婚事也遭到大姐的反对，自己当孤儿不知道苦啊，为什么还要找孤儿？大姐回家探亲，男方就来求亲，但带来的东西被大姐一股脑全扔到了院子外面。 凤丽觉得有这个瘦小的矿工，她就再也不怕黑夜了。这种时候，谁还能阻止他们结婚呢？ 苦孩子最需要关心，最需要依靠，一点点的爱就让她们动心；苦孩子和苦孩子还最容易惺惺相惜。 凤丽记得当时一张床卖50元钱，她和她男友李全民一月的工资各30元，两人凑一个月的工资先买一张床，下个月再买个洗脸架，一点一点地攒着家当。 不光是她们，当时整个唐山都很困难。在凤丽男友李全民的矿上，工友们组织了一个借贷会，每人自愿将每个月的工资拿出十元二十元，汇在一起，谁筹办结婚谁借去使。 想早点上班，早点挣钱，早点成家，这是张家女孩内心的愿望，她们对爱情没有奢望，甚至没有什么幻想。凤霞、凤丽、凤琪都是谈第一个对象就成了婚姻。 大姐反对妹妹们嫁孤儿，想让妹妹们嫁得好一点，通过婚姻能改变点什么，她自己却因为对方是“高干子弟”而爱情受挫。他们在部队恋爱，一往情深的小伙子不顾父母的反对随转业的大姐来到唐山，但小伙子的父亲写信给大姐，以断绝父子关系相威胁，小伙的母亲以病危相骗，最后棒打鸳鸯散，大姐从此心灰意冷抱定主意终身不嫁。 直到33岁，现在的丈夫洪刚出现，每天不离不弃地等在大姐上班医院的门口，大姐的心才动了。洪刚是唐山电厂的工人，离异有一个儿子。 “我是老大，姐妹们谁也帮不了我，要是有父母从旁边点拨一下，当初自己也不至于那么苦。” 弟弟结婚前夜，张家五姐弟约好了给父母去烧纸。 这已经成为习惯：每遇大事都化纸祭奠告慰父母。因为父母没有坟，所以他们按老人的讲究找个十字路口。但这一次和以往都不同：张家的男孩结婚了。 二姐跪在地上，对着天空高声地说：爸爸妈妈，我们都长大成人了！ 弟弟张学军结婚后就有了一个想法：买一个大大的房子，姐弟五个都住在一起，他天天都能看见姐姐们快快乐乐地过晚年。现在他正在为实现他的理想努力地挣着钱。 有几次姐弟五个差点被分开。 最先，部队看着姐弟五个太困难，打算把大姐凤敏带去当兵，下面的四个面临着是否被分散到育红院的选择，但张家五姐弟不愿意被分开。 凤敏不让弟妹们去车站送行。可是，当她跨进候车室前回头一瞥时，发现弟妹们全躲在不远的一个商店的棚子里，一双双泪汪汪的眼睛从门帘缝里偷偷望她。 大姐凤敏在部队上的时候，部队领导给了姐弟很多关心。每到春节，怕他们难过，都接到部队过年；寒暑假，小弟小妹都在部队上过；首长出差到北京，想着给姐弟一人买一双袜子，走进商场发现都是凭票供应的。商场的售货员知道后，纷纷捐票，姐弟四个一人有了一双当时非常稀罕的尼龙袜子。 部队领导在换，但关心姐弟生活的传统却一直保持下来。 部队首长看到他们苦于生计，很担心小弟小妹的教育。有一天首长和大姐商量：北京有一对高干夫妇多年没有孩子，非常喜欢小妹，能否将小妹过继给他们。 部队特意给了大姐路费，带着双胞胎小妹小弟去北京试试。小妹当时12岁，一听去北京，高兴坏了。她记得她对那个要她的“叔叔”说：我什么车都坐过了，吉普、大轿子车，就是没有坐过小卧车。第二天，崭新的小卧车停在门口接她去天安门玩；她还记得不几天老师就到了家里，给她补因为地震耽误的课；她还记得一条特别特别漂亮的“布拉吉”，每个人都说她穿着漂亮。 北京什么都好，都是好意和爱心，美意难却，但是20岁的大姐睡不着觉。每天晚上她都在心里问爸爸妈妈：这么做对吗？来的时候牵着 妹的小手，回去的时候手里空着？ 一个星期之后，大姐的眼圈黑了。 “睡不着吧。”一天，和大姐同睡一屋的女主人——“阿姨”——温和地说话了。“我知道你舍不得，别折磨自己了，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20多年后的今天，凤敏凤琪姐俩回忆当年，设想着如果妹妹留在北京：“我肯定能上大学，没准还能出国呢，我现在最遗憾的是连高中都没上！”妹妹有点后悔的样子。 “肯定不会嫁马立山了，可能会嫁个更好的人家。”大姐肯定地说，“但你会忘了我们。” “不会的吧，我会来找你们。” “就是来了，还会是像现在这样亲吗？”姐妹俩相视一笑。 一起经历了苦难，相伴着艰难地长大，那是姐弟五个最看重的。 小妹凤琪结婚后，丈夫马立山改开饭馆，每天张家的姐妹下了班都会赶过来帮着刷碗招呼客人；老三凤丽有段时间腿关节长了骨刺，二姐就出现在凤丽的工作岗位上，吊着保险擦高高的玻璃，打扫厕所。 凤霞、凤丽、凤琪相继生儿育女，她们没有父母可以在这样的大事上帮一把，就那么无师自通地做了母亲。凤霞生的是个女儿，凤丽、凤琪是儿子，三个孩子一年一个，相差3岁，姐妹把孩子都放在老二家，一起养育。大姐那会还没结婚，每天下班，就来二妹家上班。白菜豆腐一炖一大锅，尿布一洗一大堆，三个孩子的澡一起洗饭一起喂，活儿姐妹一起干。 除了自己的丈夫孩子，姐妹们最大的中心就是弟弟。她们将父母对“老儿子”的爱一分不差地承接下来，爱弟弟，是她们的使命。 大姐从部队回来，给妹妹们立下一条：每人每月存25元工资给弟弟结婚用。到弟弟结婚的时候她拿出自己“当闺女”时的存折，上面是3.7万元，她要求老二、老三各出5000元，因为她们的日子过得紧，妹妹凤琪将丈夫的车借给弟弟“拉脚挣钱”，当时他们的生意刚起步，公司就这一辆车，她宁愿和丈夫一起“打的”。凤琪怕弟弟挣了钱乱花，就替他攒起来，结婚的时候，悄悄给他凑足了1万。 张学军有四个女人围着爱，二姐凤霞说，只要我弟弟要天上的星星，我就得想法给他摘下来；凤琪的丈夫吃醋了，逼问：丈夫和弟弟更爱哪一个？凤琪瞪大眼睛说，当然是弟弟了！丈夫离了婚就什么都不是了，弟弟到死也是弟弟，而且是惟一的弟弟！ 吃什么，喝什么，冷不冷，热不热，一到家姐姐们七手八脚就把张学军安排得舒舒服服，他的媳妇只需要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还有他的儿子张润泽，所受之宠绝对在他父亲之上。 姐姐们有时候也会在背后悄悄议论：“知道不？弟弟在家买菜做饭，什么都干呢！可知道心疼媳妇啦。” 味道感觉有点酸。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对弟弟的爱。 地震这样的大灾难都没有把张家五姐弟分开，现在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他们分开了。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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