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和效益，如何平衡？

　　公平和效益，如何平衡？

　　《小康》：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依据。有人说是市场化过分看重效率，使平等受损，导致收入差距拉大。而此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被认为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表现，意味着政府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公平上，在更加注重公平的同时，那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

要不要“效率优先”？

　　吴敬琏：收入差距拉大，学界有讨论，但未引起有关领导重视。对于拉大的原因，最近两年出现一个解释是：因为太过重视效率的缘故，所以造成了平等受损。

　　我对这个解释很怀疑。根据这个解释，开出的处方是限制高收入，这个收入不是非法收入，是合法收入。比如说就提出了国企领导人的收入不能超过本单位平均工资的5倍。

　　如果确实是因为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因为过分重视效率，所以能力高的人收入已经很多，而引起了社会的冲突，那这个处方可以。

　　如果不是这样呢？所谓效率与公平是可以互相取代的，这个本身是有问题的。

　　考虑到不平等对效率的影响，必须对另外一个问题做出估量，即现在的不平等有多少是因为机会不平等，有多少是在机会平等情况下造成的不平等？

　　易纲：“孔孟之道”、老庄的“道家思想”，这是我们中国文化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国的核心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次农民起义，都提出均贫富的思想。再加上我们的孔孟之道、老庄哲学，从历史上看中国完全是能够处理好这些事。在西方出现过非常多的慈善家，无一例外都是大企业个人财富的归属，应该说是全给社会了，福特、洛克菲勒、卡奈基梅隆，这些企业家都发表过对待财产、税收、个人家庭财富积累、遗产的看法，在西方有非常多的文献和著名的宣言、故事、传记，这使得发达国家能比较好地处理好这件事，没有产生仇富，所有富人的轨迹都差不多。

　　在中国，富人最终也是要回报社会的，这里有税收的问题等等，要过这一关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是从我们的哲学上、文化根基上是能够做好这件事的。

　　破解之道：从全民低保开始

　　《小康》：5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问题。您也提到收入差距拉大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那今天我们该做哪些努力，来避免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

　　易纲：应当是少说、多做。美国的经济学家很奇怪说，中国经济学家大炒基尼系数，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唤起民众对贫富不平等的抱怨，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问问美国人，美国基尼系数是多少，相信美国的很多经济学家也不知道美国的基尼系数是0.45还是0.42。

　　我们应该多做，比如城市化的进程、农民工在城里的平等待遇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捐赠税收可以免税的问题、慈善事业问题，所有这些收入分配的税收问题都可以做，要非常扎实地做这些事，而不是空谈贫富差距如何大这些问题。

　　樊纲：也许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相对时间要短一点，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都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要有一种长期的准备。中国也许刚刚进入收入分配扩大比较明显的阶段，也许在今后几十年，这个问题会伴随着我们。

　　吴敬琏：同意樊纲讲的。在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初步建起来的条件下，不平等问题应认真对待，当务之急是把社会保障系统尽快建立起来，起码第一支柱是全民低保，这应该成为五年规划中的一个约束性的指标。全民低保，这是国家财力完全能做得到的。另一个是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补偿问题，国家财力也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我还是呼吁尽快能够把这个事情办成。

　　(鸣谢：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秘书处)

　　新华网友谈

　　网友1：不患寡而患不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却不能带动更多的人，这样的收入分配体制不改是不行的，这是关系到国家稳定团结的大事。除了税收调节，政府更应当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对某些行业存在的“灰色收入”、“垄断收入”要一查到底，对于地区间的分配不均也应当进行调节。

　　网友2：行业、地区间差距还是其次，目前在国企不透明的分配制度，管理人员、人事部门利用职权谋私利而造成的收入差距是主要问题。

　　网友3：中央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大家绝对拥护。问题是能否通过调控建立收入的“纺锤型”结构。收入是具有刚性的，增加容易减少难。况且国家财政的增收部分也不可能全拿来发工资，实际购买力也不会有太大变化。所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关键是要解决相对公平问题，例如党政机关与事业单位、财政拨款单位与不拨款单位、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企业中白领与蓝领的收入差距等问题，不管怎样分类，其核心都是要缩小收入差距。

　　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文件草稿的基本思路主要包括八个方面：

　　建立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收入分配秩序；

　　实施反垄断的分配调控政策；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加强对劳动者报酬的宏观管理；

　　加大对城乡贫困人群的救助力度；

　　加快完善

　　加大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