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自始至终参加和组织指挥了红军长征，又在长征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遵义会议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胜利的壮丽史诗中，永远流传和吟唱着周恩来的伟大业绩。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丰碑上，永远镌刻着周恩来的卓著功勋。
他为长征做了大量细致具体的准备工作，长征初期为红军突破敌人封锁线作出了重大
历史贡献。
“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①在“三人团”内部，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这是一个大行动，其组织实施是极其细致具体的工作。周恩来一方面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在自己职权所及范围内尽量地为革命负责，对错误路线及其决定进行一定的抵制和纠正。如在干部走与留问题上，周恩来坚持毛泽东等同志随中央红军长征，并坚决反对将年高体弱伤病的领导同志分散到野战部队去，为党保存了一批重要领导干部，应该说这也为我党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结束“左”倾领导，形成第一代领导集体，独立自主，实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埋下了伏笔，奠定了组织领导基础。
长征前夕，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机敏，指导了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秘密谈判，在围堵的“铁桶”上打开一个缺口，使红军长征初期能够较顺利地突破前三道封锁线。蒋介石一贯在对付红军作战中削弱地方与非嫡系势力。陈济棠是广东地方实力派，他明白蒋介石要利用他消灭红军，同时削弱他。“为了保存实力，陈济棠在我党共同抗日主张的号召下，派人找到我们红军的一位高级将领在广州的亲属，要他向周恩来传话。”②周恩来和朱德对此非常重视，决定利用谈判与陈达成友好协议，以利用蒋陈矛盾，创造对红军有利的形势。1934年9、10月间，在周恩来的主持指导下，我方谈判代表何长工和潘汉年与陈方代表进行了秘密谈判，最后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协议。这样，在红军战略转移时陈济棠以不侵占广东地盘为限，按约后撤20公里，使红军未经较大战斗通过了封锁线。“事实证明，我们能够如此顺利、迅速地通过陈管区，是我们与陈济棠的统战工作分不开，所达成的五项协议起了作用的，使蒋介石的一、二、三道封锁线落了空。”③长征开始后，周恩来经常深入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特别是湘江战役后险象环生的形势下，周恩来毅然挑起了重担，承担了实际的领导和指挥责任。
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遵义会议是长征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一般认为，王稼祥、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毛泽东在七大选举时就此专门讲了话，肯定了他们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错误，转而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对开好遵义会议的作用。而长征的主持筹划工作是由“三人团”负责的，它的成员对长征红军行动拥有决定权。周恩来就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和红军中地位重要又特殊。周恩来以其实际参与领导红军长征和直接指挥作战的核心领导人的特殊身分和地位，对遵义会议的召开更是作出了自己特殊重要的贡献。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④可见，周恩来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转折的关键领导人。
在通道和黎平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转兵意见，对红军摆脱敌人围追堵截，得到开会的基本条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遵义会议是在被斯诺称为“举国大迁移”的战略转移行动中召开的，开会的最基本条件就是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突围转移时，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方向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动40万兵力，几十架飞机，实行围追堵截，决心彻底消灭中央红军。而红军战略转移初期呈现出甬道式“大搬家”形式，部队不能灵活机动取得战斗的主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特别是湘江一战后，部队损失惨重，且疲惫不堪。李德仍“坚持按原计划行动，把已经遭到惨重损失的三万多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中送”。⑤“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⑥“三人团”中只有周恩来冷静地、以负责任的态度思考红军的行动方向。在被李德称为“飞行会议”的通道会议上，周恩来以其在中央的特殊地位和会议主持人的身分坚定地、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转兵西向的主张，使这一正确主张不仅被中央领导人多数接受，而且成为红军行动的实际指导方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愤愤地说：“这次他(指毛泽东)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⑦足见周恩来意见的作用。会后，周恩来具体部署和指挥了转兵贵州夺取黎平的战斗行动，使红军转兵迅速成为现实。由于通道会议并未形成正式决定，而且博古、李德仍执意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关于战略方针的争论仍在继续，这就是周恩来说的“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于是占领黎平后，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作为当时党和红军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周恩来“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⑧周恩来的这一决定非常关键，因而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⑨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方针，确定了新的行动方针。这一方针非常重要。“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⑩正因为有这两次会议的正确决定，红军才开始摆脱围追堵截，获得了长征以来最长的休整时间，得到了开会的基本条件，即相对稳定的环境和宝贵的时间。若没有周恩来在这两次会议上作出果断决定，是不可能有条件召开遵义会议的。
在排除李德的错误指挥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遵义会议是一次检讨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的会议，没有会前对“左”的军事路线错误的认识，是开不好遵义会议的。不排除错误的军事领导也是难以开好的，于是排除李德的错误指挥成为遵义会议的又一重要条件。周恩来在这一斗争中同样起了关键的作用。周恩来曾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排除李德的指挥权是从湘江战役后就开始的，伍修权说：“当时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李德本人面对艰难险恶的军情“惊慌失措，一筹莫展”。12而周恩来主持的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则通过党的决议的形式否决了李德的错误方针，完全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李德的指挥权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但李德仍顽固坚持其错误主张，于是中央不得不于1935年1月1日召开猴场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的正确决定，其中明确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13开始纠正“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态，恢复军委的集体领导，并要求军委向政治局负责任，这就基本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从此毛泽东的思想在军事指挥中起作用了，而落实体现和“具体指挥的则是周恩来同志”。此外，周恩来还为遵义会议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他精心组织和部署了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和组织工作。进占遵义后，更是精心安排会议议程，拟定并通知参加会议人员，组织红军各军团进行战略展开，以确保会议安全。可以说周恩来是遵义会议的组织者，称职的“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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