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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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1日11:56 新华网 | |||||||||
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以胜利的重要会议载入史册,成为中共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开端,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的起点,中国革命也因此开始了新的转折。这次会议的胜利是党和红军领导人对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其中特别是周恩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特别肯定了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对红一师领导同志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又全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保证了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稳固。在遵义会议这样的形势下,“三人团”已名存实亡,而且“三人团”的领导方式在党内生活和实施领导上是极不正常的,不能继续保存。博古、李德拒不承认错误,已不适宜也不可能承担领导责任。对红军的军事路线持有正确观点,并已为大多数领导人所接受的毛泽东还在政治局常委之外,为了推行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及正确地指导红军作战,保证红军战争的胜利,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积极支持”。20周恩来的全力推举使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参与决策。会议还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常委分工时又“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1这样毛泽东以常委的身分进入了军事指挥,以后在行军途中又经调整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王稼祥为成员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是当时的最高统帅部。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进入这个统帅部就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奠定了基础。这是周恩来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中国革命的转折也由此开始。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未立即被大家完全接受,甚至一度产生过怀疑和不理解,也产生过抱怨。周恩来进行耐心地解释、说服工作,有时也批评错误意见,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也维护了毛泽东的威望和领导地位。集中反映在两件事上:一是打鼓新场一仗打与不打的问题,遵义会议后,军事指挥变为红军的作战行动要经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讨论,这样虽然可以发挥大家的才智,但也带来新问题,对许多具体问题争论不休,使指挥员难下决心,难以部署,对红军作战不利。1935年3月,就打鼓新场要不要打的问题开会讨论时,毛泽东经分析主张不打,但大多数人同意打,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毛泽东以大局为重,半夜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认真思考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后来敌情通报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使红军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和危险。二是遵义会议后四渡赤水时,红军队伍中和红军领导人中的思想波动。四渡赤水是在云贵川边界地区机动作战,与数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周旋,东西驰骋千里,南北往返数次,声东击西,调动敌人,妙趣横生,精彩纷呈,被誉为战争史上的奇观。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渡过金沙江,夺取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但由于数月连续行军作战,迂回穿插,部队很疲劳,加上行军多,打仗少,于是有人抱怨,有人不理解,最严重的是林彪怀疑甚至否定毛泽东的指挥。为了统一作战指导思想,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会理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赞扬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批评了林彪的错误思想,维护了毛泽东的地位和威望,也维护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和巩固,使由此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稳固坚强,因而带来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与毛泽东共同组织指挥了工农红军的长征 1.确定了红军的战略方针并贯彻执行,指挥红军取得了重大行动的胜利。 周恩来是确定红军北上战略方针的重要核心领导人。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但长征红军的出路问题仍尖锐地摆在新的领导人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红军要有明确的战略方针指引战略方向。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关于红军战略方针曾经有过几次变化,直到两河口会议上才确定了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是根据形势变化,以有利红军,有利创建新根据地而确定的,它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酝酿提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为统一战略思想,讨论和决定战略方针而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并详细解释了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会议经充分讨论,肯定并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战略方针。正是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红军继续北上。这与红军长征的战略总方针——“北上抗日”正相吻合。在北上过程中,根据新的形势,经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将战略方针做了具体调整,将战略方向放在西北,并最终经俄界会议和榜罗镇会议决定立足陕北。长征万里,无后方流动作战一年之久的红军终于找到了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同时完成了中国革命重心的北移,得到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因而得到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前进根据地。 周恩来与毛泽东共同指挥了红军的重大行动,取得了胜利。可以说遵义会议后,红军的重大行动都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共同指挥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中央三人指挥小组成立后,周恩来不仅是红军行动的决策者,而且是战役战斗的具体准备和组织实施者。当时担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回忆说:“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22当毛泽东的主张还不被大家理解和接受时,周恩来则出面进行协调,作说服工作。由于周恩来在红军干部中有很高威信和较大影响,他又谦虚、诚恳、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加上他天才的协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语言艺术,他的工作使红军行动的重大决策得以顺利实施。在周恩来与毛泽东共同指挥下,中央红军通过四渡赤水战役、大渡河战役而迅速北上,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以后继续北进,战胜了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实现了红军的战略方针。周恩来还坚强地战胜了疾病,以自己战胜疾病与自然的意志和精神,鼓舞、激励着红军战士,胜利完成了长征。 2.与张国焘分裂主义展开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抗日的需要,红国发展的需要,也是切实可行的。6月29日,周恩来根据这一战略方针代表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但张国焘会后却在暗中酝酿和推行他的南下主张,他还以“组织问题”为借口,向党中央伸手要官要权,并拖延执行北上方针和战役计划。周恩来从顾全大局,加强两军团结,实现北上方针出发,主动提出辞去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与张国焘。但张国焘仍借故拒绝执行《松潘战役计划》,致使红军失去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时机,不得不改变北上路线。1935年7月21日至22日,为增强党和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统一部队的组织与指挥,中共中央召开了芦花政治局会议,回顾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周恩来在发言中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同时也诚恳严肃地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了批评,督促张国焘在总结经验教训中认识中央的正确主张,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勉强率红四方面军北上。 当红一、四方面军进至毛儿盖时,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重申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致,所以要将问题尽量提高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针对张国焘的错误,周恩来强调,从今以后,全党全军要有一致的行动,坚决维护和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周恩来本人则模范地维护和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以后,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毛儿盖会议,但他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决定,按中央要求,率领右路军北上占领了包座,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为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当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战略方针而一意南下时,周恩来与之坚决斗争,他同毛泽东等人讨论后联名电告张国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端不利。”23由于周恩来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坚决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被中央委以指挥右路军的责任,又在俄界会议上被一致推举为负责军事领导的中央五人团成员之一。当张国焘公然分裂党和红军时,周恩来同中央领导人一起,采取果断的措施,及时的行动,脱离了危险。以后在周恩来及党中央领导人的多次挽救和积极争取下,张国焘终于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从而使两支主力红军保持了团结和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