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60年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其举世无双的英雄壮举彪炳青史。这里所记述的川滇黔边区游击战争，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为配合主力红军战略转移而采取的一项战略决策，是红军长征史诗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转战川南，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会议后，率领红军主力向川南进发，拟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师，蒋介石调集数十万武装堵在川滇黔边区，又令刘湘集中川军跟踪追击，阻止红军渡江。故中央改变计划，转向云南扎西。在扎西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以实现战略转移摆脱敌军“围剿”。根据扎西会议精神，中央军委选拔数名师级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并调保卫局第五连和一些干部及伤病员共200余人，与地方游击队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委派徐策(原红六师政委)、余泽鸿(原上干队政委)、代元怀(原民运部长)等同志组成中共川南特委，他们的任务一是在敌后牵制敌军配合红军战略转移；二是在川滇黔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三是安置伤病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1935年2月12日与中央红军分手，在叙永县树坪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接着，纵队便以各种番号在川南开展军事行动，并在叙永县木厂梁子阻击川军首战告捷后，继续向南六县进发，打开了一些重镇，使泸州的川军惶惑不安，误认为红军主力仍要寻机北渡长江。因此刘湘令郭勋祺率三个旅和保安团固守川南要隘，急令进至黔边温水的潘佐旅“星夜兼程回守川滇黔边的门户———叙永城”，又令第一路指挥范子英“兼程回古宋县金鹅池向叙永重镇两河口截击”。又电令独立第一旅第二旅移驻叙永，急令第二路达凤岗旅从黔北赤水“兼程赴叙永扼守”。滇军获悉红军已到叙永黄坭咀、两河口镇等地，“深恐乘隙窜滇”，急令到达叙永县分水岭之龚顺璧旅回守滇境。这样纵队就牵制了一部分围追截击中央红军的川滇黔敌军主力，配合红军顺利回师黔北，取得了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胜利。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牵制敌军的方案，首先在川南地区实行，引敌进攻游击纵队。特别是有计划地逐步摧毁敌人基层政权，打开川南重要城镇，这使蒋介石误认为红军主力在川南，电令刘湘加紧“围剿”。敌集结十多万兵力“围剿”游击纵队，从而牵制了川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击。红军主力巧渡金沙江挥师北上之后，蒋介石忙调尾追中央红军的兵力，布置在川滇黔三省“围剿”游击纵队。当时敌军组织了川滇黔三省“会剿”，其布局为：

　　四川方面除地方武装外，急调二十一军第五师陈万仞部驻防川南，委任他为“南路剿匪军第二路指挥”。整个川南各县布满了重兵，并采取“跟踪和扭打主义”，妄图消灭纵队。

　　云南方面，除委任镇雄独立营营长陇承尧为民团指挥，驻守镇雄、威信要隘，充当“会剿”的急先锋外，滇军第二旅旅长安恩浦(驻昭通)还先后派第二团进驻彝良，彭勤营驻防威信，万保邦团进到川滇边区，还有镇、彝二三县保安队与民团数千，参加“会剿”。

　　贵州方面，蒋介石亲自召见莫雄，令他将江西省吉安专员公署原班人马搬到毕节，成立“贵州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负责剿办贵州红军游击队”。蒋介石还从湖南调六十三师陈光中到贵州，归莫雄指挥。以后仍恐其兵力不足，令五十四师郝梦麟部、四十七师裴昌会部、二十三师李云杰部进驻黔西北，收集地方民团，配合川滇军队相机出动，“围剿”游击队。

　　就在纵队面临着三省敌军“会剿”的时刻，1935年5月中旬，红军黔北游击队前来合队，这对壮大纵队力量，粉碎三省会剿是十分重要的。会师后，川南特委当即召开特委会议，会议决定：中共川南特委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改称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作为红军后卫部队，继续转战川滇黔边区，将川南、滇东北、黔西北二十多个县逐步开辟成红军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会议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所有干部战士，要坚定信念，团结一致，在任何艰险中敢于挺身而出，争取革命胜利。

　　(二)总结教训，扩大队伍，粉碎三省“会剿”

　　1935年2月，红军游击纵队深入川南以来，转战川滇黔边区二十多个县，打乱了敌军部署，使敌军更加惊恐，于是更加紧川滇黔三省“会剿”。长官司、红山口是川滇边的防共要塞，我部路经红山口时，遭敌埋伏，伤亡100多人，其中干部数十人，主要领导徐策、张凤光牺牲，参谋长负伤被俘。针对这种情况，同年6月中旬特委在威信县簸箕坝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下一步粉碎敌军“围剿”的行动方略。(1)利用山区险要，转战川黔边区；(2)利用地形和群众条件，在游击中消灭敌军；(3)加强敌情调查，寻找敌军无备，突然袭击，促敌被动挨打，或是采取夜战闪击敌军，甩掉追击；(4)利用敌军漏洞弱点，突破敌军“围剿”；(5)随时在战斗间隙中，利用山区隐蔽休整，努力保持旺盛的精力，以适应连续作战。

　　簸箕坝特委扩大会议后，纵队经过暂时休整，从云南滇东北取道镇雄，进占赫章城，又转入川南门户筠连境内，突袭卞乐瓦，轻取巡密司，打开敌人认为固若金汤的筠连城，相继巧占叙蓬溪镇，闪击兰田坝，威胁泸州，迂回占据大洲驿，佯攻纳溪城，转向南六县进军，袭击长宁附安场、江安红桥镇、珙县洛亥，再转赤水县一碗水场及黔西九仓坝等地，击败敌军追击……这些军事行动，拖着敌军团团转，到处扑空。地方军阀们说：坚决除后患，老家才能保。这些事实表明，我们实现了牵制敌军的任务。

　　1935年春至1935年冬末，游击纵队在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也付出了重大牺牲，纵队由1000多人的武装减少成200多人了。为了改变危险的处境，1935年11月末，在长宁梅洞场贾家湾召开特委会议，大家认为，保存实力，战胜敌军“围剿”，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提出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会后分成两队：一队由刘干成、余泽鸿、刘复初等同志负责；二队由龙厚生、黄富山、曾广胜等同志负责。分队行动后，二队行军到炭厂暴露目标，被敌击散。长宁县敌军疯狂围攻一队，余泽鸿同志不幸牺牲，我们组织深夜突围，天明到了踏水桥山上隐蔽，次日下午又被敌围追，天黑时才将敌甩掉。

　　次日部队到连天山时，只剩下17人。第三天发现敌军蜂拥而至，上山“围剿”红军。因此特委提出：

　　①利用连天山森林隐蔽，每天更换方向和地址，绝对保密不暴露目标，严防敌人攻击，争取时间休整。同时我们设法买粮和穿的用的，领导干部带头帮厨、放哨……同志们对此深为感动，上下团结更加亲密。

　　②提高战友们的思想认识，指明保卫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是关系中国革命存亡问题，我们作为红军后卫部队，为了争取红军胜利北上抗日，哪怕游击纵队覆没了，也是有价值的。当前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有坚强的特委领导，又有边区广大群众热情支持，同时经过近一年的战争锻炼，我们已有一些斗争经验，只要坚持下去，敌军冬季作战不利，也会撤去。而我军收容打散人员和继续扩大红军，就能迅速发展。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敌军“围剿”找不到目标，撤兵回城。我们下山时，通讯员徐茂良带了30多人武装前来归队，以后沿途又发动工农参军和收容归队的同志，很快发展到400多人，编成两个大队，恢复了纵队建制，仍在红军老游击区活动。

　　(三)继续牵制敌军，配合红二方面军长征

　　1936年1月纵队突破敌军“围剿”后，得知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停止内战，深受广大群众拥护。同时得知红二方面军1936年3月来到贵州，希望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留在敌后，继续牵制敌军，配合红二方面军长征。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认为这对增强红军北上抗日救国力量，促进全国人民掀起抗日高潮，将起重大作用，纵队必须首先牵制川军，因此在兴文县落柏林、炭厂等地战斗，使川南敌军不敢全力向贵州围追红二方面军。1936年6月纵队来到贵州毕节地区，阮俊臣同志带来黔西北游击队200多人合队。之后纵队又击败黔军柳际民旅和滇军补充团的进攻，声势浩大，反动当局极为恐慌，各县纷纷飞电告急，要求急速增援，“围剿”红军。1936年秋召开特委会议，民主选我任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兼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在特委领导下，纵队在川南大庙伏击珙县县长刘治国亲率“清剿”的县警备大队、卫队、区民团及四川省第六保安团第十中队400多人。经过激战，打得敌人丢枪溃逃，共缴枪械90余支、子弹千余发，敌军死伤数十人，俘敌县警备队长等百余人。10月下旬，在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下，由刘少成带领川军教导师驻珙县地洞场的四团一营敌一个连士兵，武装起义前来当红军，壮大了纵队的声势。斗争形势开始好转。

　　面对纵队不断扩大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川滇黔敌军加紧第二次三省“围剿”。川南以教导师、第五师、穆肃忠、周化成等部队为主，并调川南地方武装协助围剿；黔西北以陈光中师、杨森师、柳际民旅为主，并调集地方武装协助；滇东北以安恩浦旅、陇承尧独立营、地方保安队、团防负责“围剿”，而且还不断增派敌军加入“围剿”。由于长期与敌军激战，敌多我少，缺乏后援和补充，1937年1月在敌军重兵“围剿”中，纵队被打散了，有部分同志参加到川南、贵州、云南游击支队，继续坚持对敌斗争，直到迎接西南的解放。

　　(四)结束语

　　纵队的武装斗争，在多于我数十倍的顽敌“会剿”中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敌人在全局战略失败的辉煌战果而结束。特委领导纵队的英勇斗争，配合和支持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战略转移，为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纵队斗争失败，是长征付出的有意义的代价和牺牲。同时红军游击纵队用自己的革命斗争实践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播撒了革命火种。尤其是特委组建的川南、云南、贵州三个游击支队，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坚持敌后武装斗争，长达12年之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6年，张爱萍同志为纵队斗争史题词：“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 (刘复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