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的《红星》报

　　《红星》报是第二闪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的机关报。创刊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一九三二年一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在红军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遵义会议以前，由邓小平同志负责编辑，遵义会议以后，由陆定一同志负责编辑。《红星》报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五年八月，共出版长征专号二十八期，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军长征的战略部署与战斗指令，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传播了红军与各地人民群众进行

革命斗争的胜利消息，是我们研究红军长征的重要史料。

　　一、《红星》报关于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报道

　　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这次战略转移的落脚点选择在哪里，即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是关系长征的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一些党论著中没有明确地论述，或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关注，因而给人们一种印象，仿佛长征一开始就是为了转移到陕北，或者遵义会议后就确定要到陕北。其实，所造成的这种印象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在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党和红军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不断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作出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红军长征最后到达陕北，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而是在长征的实践中经过逐步摸索、认识，逐步放弃原有打算，最后一步一步确立的。对此，《红星》报有着较为完整的报道。

　　(一)到湘西会台红二、六军团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被迫突围转移，开始长征。十月二十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一期在，《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的社论中，传达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从南线突破粤军封锁线，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指出：红军一年多的反五次“围剿”战斗，虽然取得了屡次的部分胜利，但这些胜利还未能阻止敌人向着基本苏区进攻。为此，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这就是说，红军突围的“枪炮和刺刀的瞄准点首先是向着南部的敌人，首先是消灭南面敌人的乌龟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争取反 攻敌人的初步胜利”。十一月二十五日，《红星》报在《以坚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的社论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英勇红军实行反攻，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创造新苏区”。同时“推动了赣西湘南千里地区中广大群众的斗争，调动与打击了蒋介石及湘粤桂之敌，保卫了中央苏区，配合了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反攻中的伟大胜利”。

　　(二)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苏区

　　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奋战，红军于十二月一日渡过湘江。至此，部队人员已折损过半，这时，敌人已经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并在红军前进的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严重关头，毛泽东同志力主放弃原定的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主张得到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多数领导人的赞成，十二月十八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中央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一月十五日，《红星》报在《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的社论中，传播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苏区的决定。社论指出：“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行军，经过英勇顽强的战斗，我们不仅胜利的突破了敌人四道主要封锁线和黔军的四道防线，沿途攻占了不少的县城，影响了湘粤桂黔几省广大地区的工农劳苦群众，而且在一九三五年的开始，又克服一敌人的天险，渡过了乌江河，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了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广大地区。”“开始了最后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的新阶段”因此，“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新苏区根据地”是“最近政治工作的中心”。

　　(三)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

　　红军占领遵义不久，蒋介石纠集川、滇、湘、桂、黔各路军阀，连同蒋系的“中央军”一百五 十多个团，几十万重兵合围红军。面对敌情的急剧变化，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不得不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决计乘敌人合围以前，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渡过长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并与红二、六军团造成三路红军的协同作战，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一月二十九日，红军一渡赤水河后，遭到四川军阀刘湘沿长江的全力阻挡，使红军无法按原定计划渡长江。若强光洁度 不成，势必造成大军云集江边腹北受敌的危险。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为在川、滇、黔边地区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摆脱敌人，调动敌人，待机破敌，二月十日，《红星》报发表了《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社论首先阐述了红军战略方针的改变是为了“使自己处处站在主动的地位，寻求广大的机动去消灭敌人，达到我们创造新苏区的目的”接着又阐述了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的方针，指出：”在我们未到达遵义以前，我们提出了创造川黔边新苏区的任务。在这一任务下，依据当时的情况，具体确定我们发展的方向道德是向着川南，但是四川敌人却又动员了较大的兵力来对付我们，使得我们暂时不能顺利的向川南前进。为了不致受川敌的牵制而限制了自己的机动，我们转到了云南边，最后才确定了我们赤化的目标是在云贵川边首先是在云贵边来创造我们新的苏区根据地。”为此，“必须了解我们脱离川南敌人，首先是消灭云南军阀来建立新的根据地，我们离开川南并不是离弃赤化川黔边的方针，而是扩大我们的赤化地区为云贵川三省边，取得更广大的机动地区大量的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新苏区的目的。”社论同时指出：“我们将不仅能赤化云贵边的广大地区，而且能依靠这一新的根据地胜利的前进，将引导我们配合红四方面军与 二、六军团赤化整个的西南数省”二月十九日，《红星》报第十期又发表了二月十六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是在云贵川三省的广大地区中，我们就要在这里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遒义为中心的川默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的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最后号召全体红色指战员“为消灭万恶的敌人，创造新的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

　　(四)创造黔北新苏区，赤化贵州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川黔滇边实行机功作战的决定，红军主力调头东进，二渡赤水河，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桐梓、遵义地区进攻，并于二月下旬在遵义战役中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三千余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三月四日，《红星》报在《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中，不仅向全军并战员传达了建立黔北新苏区的决定，而且论述了桐梓、遵义胜利对于建立默北新苏区的意义。社沦指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的的大胜利，也是反对五次‘围剿’以来一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这个胜利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追剿，初步的奠定了我们创造黔北新苏区的基础。”并号召全体红军继续打胜仗，以“巩固遵义桐榨完全奠定黔北新苏区的基础”，为“赤化贵州而战”。

　　(五)从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到创造川西北新苏区

　　遵义战役后，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打乱敌人部署，中央红军又向西三渡赤水河。敌人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纷纷向川南调动。红军于是又山东四渡赤水河，接着，向南急进。渡过乌江，逼进贵阳。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也在四川的嘉陵江战役中不断取胜。这些都为红在云贵川边创造新苏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四月十日，《红星》报在《一切为着创造新苏区》的社论中，提出红军在这一时期的任务就是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社论指出：“目前我们有着顺利的客观条件来创造云贵川新苏区。”要求全体红军指战员“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和军委的正确领导之下”，“把光明灿烂的新苏区在云贵川地区创造起来”

　　就在《红星》报提出建立云贵川边新苏区的同时，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放弃北渡长江(或金沙江)，向北发展，转入川西北的战略意图。四渡赤水河之后，中央红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进军云南，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这就为红军继续北进奠定了基础。五月二十二日，《红星》报发表《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社论，及时传播了党中央关于抢渡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战略决策。社论指出：“我野战军自胜利的渡过金沙江之后，已经取阳了继续北进，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已经打下了赤化川西北，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基础。放在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为迅速渡过大渡河，实现这一基本战略方针而斗争！”社论同时指出：“我们渡过大渡河，便到达了川西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取得了更接近的配合的作战，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以及地方居民的条件上，都使我们更有利的去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缩短我们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为有后方的广大的运动战的时间，更有力的开展苏维埃革命的新局面。所以我们渡过大渡河，有着与渡金沙江时同样的重要意义。”

　　同年六月十二日，中央红灾渡过大渡河后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边会合。六月十五日《红星》报在《伟大的会合》社论中指出：“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与作战其目的就是要争取与四方面军的会合，使两大主力能在统一的指挥之下集中力量，赤化全四川为赤化全中国的大事业奠定巩固的基础。会合的成功使我们获得完成这一巨大任务的先决条件。我们所已得的胜利是伟大的，但我们面前有着更大的新的任务，这个任务——赤化全四川的任务。只有胜利的战斗才能把他完成。继续的打胜仗，打更大的胜仗，这是我们的口号！”

　　(六)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合后， 总兵力达十多万人。这时，南面的“追剿军”薛岳兵团已被中央红军拖得精疲力竭，滞留于雅安地区；北面敌军胡宗南部，沿涪江北岸开向川西北，但尚未到达指定地点——松潘地区；东面的四川军阀部队，刚核红四方面军重创，其内部矛盾重重，观望不前。因此，红军在战略上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正是北上东进的有利时机。六月二十六日，党中央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作出了两个方面军主力共同北上甘肃南部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七月十日，《红星》报在《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社论中，及时地向全军指战员传播了这—决定，指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不仅在数量上大大的增强了工农红军的力量，而且使我们所进行的国内战争在质量上也起了新的变化”，“要求我们以新的战略方针来代替老的战略方针”。社论说：“野战军过去一时期的战略方针是以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求得到达一定的地区创造川西北苏区，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以后的战略方针是为的求得与中央野战军的会合。今天形势不同了，我们已经取得了两大主力会合的伟大胜利，我们已经造成了打大胜仗创造广大的新苏区的有利条件，大大的缩短了我们野战军从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转变为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间，我们当前的任务就不是为着到达一定的地区而进行长途的行军了，我们现在是下定决心，用进攻的战斗争取与敌人决战的胜利，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社论并论述了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三点有利条件：一是“创造川陕甘新苏区是我们目前的基本的战略方针，这并不是推翻我们赤化川西北的方针，而是扩大我们的地区与加紧我们的任务，同时必须了解川西北的松理樊咸一带，是人口稀少、粮食缺乏的地区，地形上也不适宜进行广大的运动战且易为敌人封锁。正因为这一地区的落后，不为敌人所重视，所以有利于两大主力约会合，有利于我们进行短期的林息与整理。可以作为我们暂时依托的后方，可以把这一带开展成为广大的游击区域并发展成为新苏区，但主力红军不能久留在这些地区，久留会失掉我们的前途。因此，不能将川西北地区作为我们的基点，不能作为我们永久的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而要依托着这一地区继续前进，在川陕甘的范围内向着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后民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前进，来实现我们赤比川陕甘的伟大任务！”二是“川陕甘地区是很广大的。人口众多，经济上虽不及长江下游，但足够解决我们红军的需要，同时这一地区离开反革命的中心较远，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而且内部的矛盾亦极复杂，特别是川陕甘都是现存革命斗争最紧张的地区，在陕甘有着群众的暴动与游击战争的开展，有着回民暴动，有着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的活动。在四川有着通南巴的与川西北的广大的苏区和游击区，有着红一 、四方面军的活动，有着川南游击战争的开展，这些都使我们具有很顺利的条件去创造中国革命领导的中心——川陕甘广大地区的巩固的苏区根据地。”三是“在川陕甘创造巩固的苏区根据地不仅有着充分的与胜利的条件，而且这一地区存在着千百万的少数民族，我们可以经过共产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反帝反国民党的土地革命与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最亲密的联系起来，将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提到中国革命后备军的阶段，更有力的保证中国革命的发展。同时这一地区与苏联和外蒙人民共和国接近，我们可以抓住有力的阵地担负起实行武装保护苏联的任务。估计到整个苏维埃运动的前途，估计到无产阶级对于少数民族的领导的意义，估计到我们国际的光荣任务，党中央关于在川陕甘成立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无疑的是我们目前唯一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尽管红军继确立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后，又最后确定向东发展，建立陕甘根据地，取得了一个十分良好的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和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对此，《红星》报出于停刊没再作报道。但该报的上述社论已表明红军把长征的落脚点最后放在陕北，是在长征的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和摸索才确立的，这是历史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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