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
交警罚款有指标，反扒民警抓小偷也有指标，这在全国警方是一个普遍现象。这样的历史现在正走向终结。北京警方
近日宣布，废弃沿用多年的“指标制”，取而代之的是数据常量体系(《新京报》7月31日报道)。
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警方，这番改革可视为其适应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需要，主动改良过去那种僵化的、有悖于社
会治安规律的管理模式，而采取一种动态的、针对性强的治安模式，应有示范意义。
一些地方的公共管理部门，办公处往往贴着“求真务实创新”之类的标语，而在实际工作中，却以不变应万变，用老
方法、老思路来套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公安机关采用多年的“指标制”，就是这种刻舟求剑式的管理办法。其负面作用已被
广大民众乃至公安民警自身广泛认知。治安管理决不同于企业生产，可以通过单纯的比产量、产值和能耗，来区分优劣。社会
毕竟是动态的，地区不同，时间不同，其发案率也就不同，以静态的指标去管理，如民警破案多少、处理违法事件多少，像完
成企业生产任务那样来衡量其业绩，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不合理的“指标制”，至今仍被许多地方当作治安管理的一个“法宝”，反映出一些地方的治安管理思路，未免
有固步自封的色彩。下“指标”固然直观简便，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警积极工作，增强责任心，带来的后果却可能会事与愿
违，并没有起到促进治安的作用。试想想，一个辖区治安很好，一年到头没有发生什么案件，可这些地方的警察年底一考核，
根据规定的指标，他们的业绩甚至远不如时常发生大案要案、民众缺乏安全感却破案较多的地区的同行，这合理吗？
交警要突击完成工作指标，就会集中时间、处心积虑去罚款，谁碰上谁倒霉；治安警搞战役式的集中打击，费时费力
，民警劳动强度增加而治安状况未必能有根本好转，且很可能导致违法行政，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指标”层层分解，到了一
些基层民警的头上，既有可能成为民警寝食不安、必须想方设法完成的“大山”；也可能成为搭车寻租、谋取个人和小团体私
利的工具，使反腐形势更趋严峻，影响政府形象。
“指标制”不合理，明白其缘由不难，废除它也不难，但要找到一种高效、科学的管理模式来替代它，却并不容易。
这也是“指标制”在许多地方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北京警方采用了“数据常量体系”，设置发案合理值，包括110
刑事和治安警情、严重刑事犯罪、多发性财产犯罪等14项数据，在此基础上设计合理的工作绩效评价数据，再参考地区经济
发展和人口结构等信息，来评价当地公安部门和基层民警的业绩。其成效如何，固然有待观察，但这种尊重社会实际、尊重客
观规律的工作思路值得肯定。
“数据常量体系”是北京警方探索的管理办法，其他地区警方未必可以直接移植。北京警方此举最大的启迪意义，我
以为在于：只要公安机关主动摈除工作中的惰性，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完全可以找到有效的办法。同
时我以为，北京警方废弃“指标制”，不仅对其他地区的同行有示范意义，对其他执法部门，应当也有相当的借鉴作用。一些
地方的个别执法部门，工作不可谓不卖力，但效果并不好，公众反响欠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管理模式简单粗暴、只图省事
，他们的决定往往是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不顾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削足适履，自然要事倍功半，卖力不讨好。
社会管理是一门日日变、日日新的科学，固步自封的管理模式，必然产生种种弊端。《吕氏春秋》的作者评价“刻舟
求剑”的故事说：“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因此他主张“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中
国社会正在转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主导走向社会主导，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变化多端，社会发
展的客观规律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过去时代的管理手段已经落后于实际情况，必须与时俱进，及时调
整，使之更符合客观规律，更灵活更具人性化，才能有效提升执法水平。这方面，北京警方废弃沿用多年的“指标制”，无疑
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责任编辑 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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