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爱闷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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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7日18:41 新周刊 | |||||||||
全民爱闷锅 性功能障碍专家叹息:“香港人压力太大了。”台湾200万人每天辗转失眠,大陆3成的购房者成了房奴,韩国媒体号召民众不要像中国人那样热爱加班。疲惫的中国人,都需要一个塑料的出气娃娃。
文/黄俊杰 图/新周刊图片库 有人认为“过劳死”不是舶来品,是传统使然。学者渡边明次坚持梁山伯因“过劳死”而告别了这个缺少蝴蝶的世界。东方的传统思维有“闷葫芦”的DNA:例如某个经典电影情节里,老大沉默地抽烟,拿烟头烫手下的掌心,又让他握紧烟头,最后告诉他:“记住,将你的心事就这样握在自己的心里。” 房子、工作、人际、婚姻、面子、家庭……这几个名词带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时刻给予一个中国人压力,但含蓄的中国人,宣泄的方式永远都不够奔放:香港人成了“逛街王”,93%的人即使没有购物目标也会逛街;台湾人和大陆人很多都是“光电族”,上网、看电视打发了整个夜晚的无聊时光。——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时间去马德里Lubia村砸汽车泄愤,没有钱去法国做用依云矿泉水来洗澡的SPA,他们减压的方式追求方便实用:为世界杯狂嚎、写博客、看恐怖片、听“自然音乐”、看吴宗宪的综艺节目、去拳击酒吧(看别人打)、和猫玩耍、去隔壁街没朋友知道的地方发呆、祷告、买一个健康枕头。 香港歌手容祖儿在压力很大时,会对着马桶大喊:“我好累、好困,又病了,什么时候才能好,可不可以给我几天假期”,然后就把它们冲到大海,再不行就敲马桶盖。乐队大懒堂唱《无根草》,说年轻人都“躲藏在井里自己骗自己”;《春天花花同学会》则抚慰心灵,告诉草根们要像麦兜一样随遇而安。——在经济转型期间改变的香港,城市的重新定位、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问题等,让狮子山下见证过繁荣的人们,正切身感受“香港地”对未来的焦虑。 曾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市井们不会有太多政治、文化的焦虑,他们的所有压力都来自经济影响下的现实生活。而同样经历着来自经济发展的压力和焦虑,在蓝绿阵营斗争的小岛台湾,政客空洞的口号让人感到更加疲惫。所以,和香港不同,他们需要繁华的西门町,需要不同类型的综艺节目,需要“解闷救台湾”的节目《全民大闷锅》,在玩乐中放松,在对政客的角色扮演中寻求一种心理的平衡,在无厘头的大笑中消解那爬上眉头的不安。 专访《全民大闷锅》制作人王伟忠 王伟忠 台湾王牌电视制作人,1977 年入行,经历了台湾电视从无线到有线整个发展过程。代表作有《连环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来了》、《全民乱讲》、《全民大闷锅》。 《新周刊》:你说过,《全民大闷锅》是一个台湾的塑料出气娃娃。要将一个节目变成台湾人调节心理压力的方式,怎样达到这个目的? 王伟忠:台湾它标榜的是所谓的言论自由,有两个很大的面向,一个是政治层面,一个是媒体层面。这样会出现一个状况,名人在这种社会里出现很多,名人的很多事情也会被社会所注意到。名人容易变成偶像也容易变成一种消费,各种行为被大家用放大镜来看。台湾媒体的密布是举世难见的,名人可能利用媒体,也可能由媒体把他夸大,造成了很多现象,很多笑话。对老百姓来讲,如果你不了解的话,这可能是一种干扰,影响到他们的情绪。所以要有一种东西来作一个制衡。 《大闷锅》就是拿名人来开玩笑、来消费。我们对经常出现在新闻的名人进行模仿,观众可从中得到一些平衡。任何的权威,其实都要被制衡。我们的方式是用喜剧的方式,这是一种比较健康的方式——这是我们最早的构想。这种方式在全世界叫Mimik:由模仿名人的举止,让老百姓得到另外一方面的制衡,不是他讲的就是神话,不是他讲的就是对的,不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就会影响到很多事情。 《新周刊》:什么样的观众对这种方式最受用? 王伟忠:《大闷锅》在台湾蛮受大学生跟中产阶级、有小资情绪的人的喜欢。因为有一些制衡的力量,所以一些政治人物很爱看,大老板也很爱看。 《新周刊》:我们注意到,像大学生、中产、政治人物、大老板这些人,一般来说都是承受着大部分社会压力的人。在台湾,你认为他们压力的来源是什么? 王伟忠:台湾地方很小,2300万人口。加上它身处在东南亚的地方上,近有强邻。台湾身处在这个地位上,在经济文化各方面,来自国际的压力也好,内部的压力也好,台湾经历过非常多,它还算一一克服。在政治上最近讲的“驸马爷”事件也好,在经济上碰到来自韩国、日本的经济压力和文化冲击也好,它还是一路突破难关往前走。台湾应该是一个经常会出现压力,又可以面对压力、承受压力的地方。所以,它也是一个特别需要解闷的地方。 台湾很多东西很快就会流行起来,吃喝玩乐的东西,像葡式蛋挞,像当年的路易十六。台湾是很容易显现一些东西,又很容易消失一些东西的地方。 《新周刊》:同样是电视行业,我们发现在香港就没有以政治作为解闷的节目? 王伟忠:香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东西,他们长期以来是殖民地,在1997后才回到中国。他们对政治并不是那么了解,你看香港的戏剧,很多东西,它比较不读历史,不读文化,它的电视剧都是一些企业里的斗争,玩古代的东西都是无厘头的戏剧。它那边是小报文化,《一周刊》、《苹果日报》,对艺人会比较下刀,他们做这一行的人,对政治没有配合,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东西的制衡,或者说讽刺,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新周刊》:电视可能有一个职能,会帮社会作一个宣泄,调整社会的心态。香港跟台湾这方面就不同了。这会不会跟台湾在政治上的斗争特别激烈,每个人都感受到这种压力有关? 王伟忠:这个观察很对。台湾标榜的是民主社会,所以它也必须标榜言论自由。从国民党时代开始,我们就做政治讽刺,我自己做政治讽刺二十几年了。我们的节目被禁过,但我们也是筚路蓝缕一路走过来了,争取到现在这个地步。 这个节目长久以来在台湾做,一个最好的现象是,我们不会把政治人物,或者权威人物当作偶像,因为权力会使人腐化。至少让中国人长久以来封建的东西少一点,每个人都可以被开玩笑,而不是以前皇帝动都不能动,抬头都不能看他。不管大陆或台湾,都标榜人民为主,一方面是民主社会,一方面讲的是人民解放路线,还是人民最大。这种节目让人知道,老百姓真的可以开权威者的玩笑。就像爸爸权威感那么重,但小孩子在家给爸爸开玩笑,也是一种沟通。 《新周刊》:这是你说的平衡吗,在话语权强大的人和相对弱势的人之间作一个平衡? 王伟忠:我们想训练大家有点幽默感,而不是谩骂。不像台湾很多政治节目,指鼻子骂人,我们是用隐喻的、好玩的。我们做节目的目的当然是讽刺社会的一些怪现象,但我们基本的Base,基本的底,用比较快乐幽默的方式去看社会百态,希望很多权威的东西不要变成暴力。 《新周刊》:最后一个问题,你自己心中对“闷锅”的一个定义是? 王伟忠: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表达,你不是遥不可及的政治人物,你没有办法跟他当面去吵,很多社会现象你没有办法去解决。你只能在家里默默承受这样的一个东西,你会感觉到社会上一种闷闷的情绪。但透过一个节目,有人用表演或者幽默的方式为你解闷,可能是一种快乐吧。 压力是人人渴望已久的疾病 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病人。改变观念比流行的解压方式更有效。 文/何树青 图—阿灿/新周刊 《活着》。今天的职业经理人、白领、蓝领和学生们,如果再看这部张艺谋在1993年拍出的电影,会自觉幸福——压力再大,也惨不过福贵。 但还是压力大:有人猝死,有人自杀,有人失眠,有人失调,有人夜夜加班,有人没空做爱,有人疯狂骚扰闺蜜,工作生活两不分,博客上一片呻吟发泄之声,商场里挤满了报复性消费者。太多人在说:最想做的事是狠狠地睡上一觉,睡到自然醒。压力是人人渴望已久的疾病,你给他,他呻吟;你不给他,他空虚。 结局不外如此:要么把压力压在身下,自己依然充满活力活蹦乱跳;要么被压力压倒在地,心力交瘁,作息无常,成为Loser(失败者)。 压力都写在盒饭里 谁没吃过盒饭、没叫过外卖?!盒饭是节省时间的产物。快餐业有多发达,能旁证一个社会的工作压力有多大。中国快餐业占到了餐饮业45%以上的份额,营业额还在以20%的年递增率增长。离美国快餐业占到了餐饮业60%的份额近了,意味着中国人离美国式的压力也近了——美国富人的压力居世界之冠(美国运通/RoperASW全球富裕人士意见调查)。日本富人的压力仅次于美国,但他们的做爱次数之少居世界之冠(Durex全球性生活调查)。 与其说麦当劳是垃圾食品,不如说追求速度是垃圾观念。它使压力凭空加码,人和事早熟而脆弱,速衰速朽。一分钟治疗近视、三分钟人流、七天美白、十四天减肥、两个疗程丰胸。一年成名,两年出书,三年暴富。第一年成为行业第三名,第二年成为行业第二名,第三年与同行并列第一。第一年开一百家分店,十年之内开一万家分店。第一个五年成为区域中心,第二个五年成为一线城市,第三个五年成为国际都会。 于是,中国人压力越来越大,中国的快餐业越来越发达。 工作第一,生活第二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大家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左右了。上司不给你压力,你琢磨是否因为自己没有核心竞争力;老公不给你压力,你琢磨他是不是三心二意;物价不给你压力,你会主动找房市股市赌气;所有人都不给你压力,你担心世界正离你而去。 太多人不习惯享受生活,不习惯发呆、无所事事、做些自己爱好却不赚钱的事。一次一次你熬到体力、智力和情感的极限,“不淋漓尽致不痛快”,在逼近Deadline的过程中抓狂不已,压力终于熬过去了,正常的生活倒像偷欢。 年轻时以命换钱,年老时以钱换命。职场压力令英才早逝,学业和就业压力令15—25岁的人思觉失调。别信“有压力才有动力”的话,压力令理想变形(就像所有的歌手到最后都要忙着签名售碟、上电视做弱智游戏、解释绯闻,忘了自己进娱乐圈本来只是想唱歌的),令生活成为工作的附属品(同事远多于朋友)、令生趣寡然(把职业以外的爱好全丢光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是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是病人。 王石被多少人羡慕! 王石和潘石屹被很多老板羡慕,一个做房地产的同时能玩滑翔和登山,一个做房地产的同时能拍电影和写书。但真叫老板们也学王石做甩手掌柜(其实是只管大的决策),他们做不到,宁愿陷身于日复一日的琐事和发展压力中不能自拔。旅行、运动、聊八卦、疯狂购物,这些盛行的解压方式治标不治本,很Fashion的旅行、很VIP的运动、很明星的八卦、很名牌的购物像一针针麻醉剂,压力堆在那里成行成市,并不见减。 改变自己的观念比流行的解压方式更有效。不做人上人了,所以也不用吃苦中苦了;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了,所以上司也不会压太多担子了;不住高档社区了,所以也不用成为房奴了;不挑肥拣瘦了,所以也不用单身了……但这样说等于白说,无异于劝人把钱从荷包里掏出来扔在街上,把奥迪送人换骑自行车。最终,叫累的人还是把压力牢牢抱住不放手,只要不出意外,他们就管这叫自我实现。 许多人喜欢以泰戈尔的一句诗自喻: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运气好可能是天使,运气不好可能只是,鸟人。 相关专题: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