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爱闷锅

　　全民爱闷锅

　　性功能障碍专家叹息：“香港人压力太大了。”台湾200万人每天辗转失眠，大陆3成的购房者成了房奴，韩国媒体号召民众不要像中国人那样热爱加班。疲惫的中国人，都需要一个塑料的出气娃娃。

　　文/黄俊杰 图/新周刊图片库

　　有人认为“过劳死”不是舶来品，是传统使然。学者渡边明次坚持梁山伯因“过劳死”而告别了这个缺少蝴蝶的世界。东方的传统思维有“闷葫芦”的DNA：例如某个经典电影情节里，老大沉默地抽烟，拿烟头烫手下的掌心，又让他握紧烟头，最后告诉他：“记住，将你的心事就这样握在自己的心里。”

　　房子、工作、人际、婚姻、面子、家庭……这几个名词带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时刻给予一个中国人压力，但含蓄的中国人，宣泄的方式永远都不够奔放：香港人成了“逛街王”，93%的人即使没有购物目标也会逛街；台湾人和大陆人很多都是“光电族”，上网、看电视打发了整个夜晚的无聊时光。——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时间去马德里Lubia村砸汽车泄愤，没有钱去法国做用依云矿泉水来洗澡的SPA，他们减压的方式追求方便实用：为

　　香港歌手容祖儿在压力很大时，会对着马桶大喊：“我好累、好困，又病了，什么时候才能好，可不可以给我几天假期”，然后就把它们冲到大海，再不行就敲马桶盖。乐队大懒堂唱《无根草》，说年轻人都“躲藏在井里自己骗自己”；《春天花花同学会》则抚慰心灵，告诉草根们要像麦兜一样随遇而安。——在经济转型期间改变的香港，城市的重新定位、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问题等，让狮子山下见证过繁荣的人们，正切身感受“香港地”对未来的焦虑。

　　曾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市井们不会有太多政治、文化的焦虑，他们的所有压力都来自经济影响下的现实生活。而同样经历着来自经济发展的压力和焦虑，在蓝绿阵营斗争的小岛台湾，政客空洞的口号让人感到更加疲惫。所以，和香港不同，他们需要繁华的西门町，需要不同类型的综艺节目，需要“解闷救台湾”的节目《全民大闷锅》，在玩乐中放松，在对政客的角色扮演中寻求一种心理的平衡，在无厘头的大笑中消解那爬上眉头的不安。

　　专访《全民大闷锅》制作人王伟忠

　　王伟忠 台湾王牌电视制作人，1977 年入行，经历了台湾电视从无线到有线整个发展过程。代表作有《连环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来了》、《全民乱讲》、《全民大闷锅》。

　　《新周刊》:你说过，《全民大闷锅》是一个台湾的塑料出气娃娃。要将一个节目变成台湾人调节心理压力的方式，怎样达到这个目的？

　　王伟忠:台湾它标榜的是所谓的言论自由，有两个很大的面向，一个是政治层面，一个是媒体层面。这样会出现一个状况，名人在这种社会里出现很多，名人的很多事情也会被社会所注意到。名人容易变成偶像也容易变成一种消费，各种行为被大家用放大镜来看。台湾媒体的密布是举世难见的，名人可能利用媒体，也可能由媒体把他夸大，造成了很多现象，很多笑话。对老百姓来讲，如果你不了解的话，这可能是一种干扰，影响到他们的情绪。所以要有一种东西来作一个制衡。

　　《大闷锅》就是拿名人来开玩笑、来消费。我们对经常出现在新闻的名人进行模仿，观众可从中得到一些平衡。任何的权威，其实都要被制衡。我们的方式是用喜剧的方式，这是一种比较健康的方式——这是我们最早的构想。这种方式在全世界叫Mimik：由模仿名人的举止，让老百姓得到另外一方面的制衡，不是他讲的就是神话，不是他讲的就是对的，不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就会影响到很多事情。

　　《新周刊》:什么样的观众对这种方式最受用？

　　王伟忠:《大闷锅》在台湾蛮受大学生跟中产阶级、有小资情绪的人的喜欢。因为有一些制衡的力量，所以一些政治人物很爱看，大老板也很爱看。

　　《新周刊》:我们注意到，像大学生、中产、政治人物、大老板这些人，一般来说都是承受着大部分社会压力的人。在台湾，你认为他们压力的来源是什么？

　　王伟忠:台湾地方很小，2300万人口。加上它身处在东南亚的地方上，近有强邻。台湾身处在这个地位上，在经济文化各方面，来自国际的压力也好，内部的压力也好，台湾经历过非常多，它还算一一克服。在政治上最近讲的“驸马爷”事件也好，在经济上碰到来自韩国、日本的经济压力和文化冲击也好，它还是一路突破难关往前走。台湾应该是一个经常会出现压力，又可以面对压力、承受压力的地方。所以，它也是一个特别需要解闷的地方。

　　台湾很多东西很快就会流行起来，吃喝玩乐的东西，像葡式蛋挞，像当年的路易十六。台湾是很容易显现一些东西，又很容易消失一些东西的地方。

　　《新周刊》:同样是电视行业，我们发现在香港就没有以政治作为解闷的节目？

　　王伟忠:香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东西，他们长期以来是殖民地，在1997后才回到中国。他们对政治并不是那么了解，你看香港的戏剧，很多东西，它比较不读历史，不读文化，它的电视剧都是一些企业里的斗争，玩古代的东西都是无厘头的戏剧。它那边是小报文化，《一周刊》、《苹果日报》，对艺人会比较下刀，他们做这一行的人，对政治没有配合，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东西的制衡，或者说讽刺，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新周刊》:电视可能有一个职能，会帮社会作一个宣泄，调整社会的心态。香港跟台湾这方面就不同了。这会不会跟台湾在政治上的斗争特别激烈，每个人都感受到这种压力有关？

　　王伟忠:这个观察很对。台湾标榜的是民主社会，所以它也必须标榜言论自由。从国民党时代开始，我们就做政治讽刺，我自己做政治讽刺二十几年了。我们的节目被禁过，但我们也是筚路蓝缕一路走过来了，争取到现在这个地步。

　　这个节目长久以来在台湾做，一个最好的现象是，我们不会把政治人物，或者权威人物当作偶像，因为权力会使人腐化。至少让中国人长久以来封建的东西少一点，每个人都可以被开玩笑，而不是以前皇帝动都不能动，抬头都不能看他。不管大陆或台湾，都标榜人民为主，一方面是民主社会，一方面讲的是人民解放路线，还是人民最大。这种节目让人知道，老百姓真的可以开权威者的玩笑。就像爸爸权威感那么重，但小孩子在家给爸爸开玩笑，也是一种沟通。

　　《新周刊》:这是你说的平衡吗，在话语权强大的人和相对弱势的人之间作一个平衡？

　　王伟忠:我们想训练大家有点幽默感，而不是谩骂。不像台湾很多政治节目，指鼻子骂人，我们是用隐喻的、好玩的。我们做节目的目的当然是讽刺社会的一些怪现象，但我们基本的Base，基本的底，用比较快乐幽默的方式去看社会百态，希望很多权威的东西不要变成暴力。

　　《新周刊》:最后一个问题，你自己心中对“闷锅”的一个定义是？

　　王伟忠: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表达，你不是遥不可及的政治人物，你没有办法跟他当面去吵，很多社会现象你没有办法去解决。你只能在家里默默承受这样的一个东西，你会感觉到社会上一种闷闷的情绪。但透过一个节目，有人用表演或者幽默的方式为你解闷，可能是一种快乐吧。

　　压力是人人渴望已久的疾病

　　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病人。改变观念比流行的解压方式更有效。

　　文/何树青 图—阿灿/新周刊

　　《活着》。今天的职业经理人、白领、蓝领和学生们，如果再看这部张艺谋在1993年拍出的电影，会自觉幸福——压力再大，也惨不过福贵。

　　但还是压力大：有人猝死，有人自杀，有人失眠，有人失调，有人夜夜加班，有人没空做爱，有人疯狂骚扰闺蜜，工作生活两不分，博客上一片呻吟发泄之声，商场里挤满了报复性消费者。太多人在说：最想做的事是狠狠地睡上一觉，睡到自然醒。压力是人人渴望已久的疾病，你给他，他呻吟；你不给他，他空虚。

　　结局不外如此：要么把压力压在身下，自己依然充满活力活蹦乱跳；要么被压力压倒在地，心力交瘁，作息无常，成为Loser(失败者)。

　　压力都写在盒饭里

　　谁没吃过盒饭、没叫过外卖？！盒饭是节省时间的产物。快餐业有多发达，能旁证一个社会的工作压力有多大。中国快餐业占到了餐饮业45%以上的份额，营业额还在以20%的年递增率增长。离美国快餐业占到了餐饮业60%的份额近了，意味着中国人离美国式的压力也近了——美国富人的压力居世界之冠(美国运通/RoperASW全球富裕人士意见调查)。日本富人的压力仅次于美国，但他们的做爱次数之少居世界之冠(Durex全球性生活调查)。

　　与其说麦当劳是垃圾食品，不如说追求速度是垃圾观念。它使压力凭空加码，人和事早熟而脆弱，速衰速朽。一分钟治疗近视、三分钟人流、七天

　　于是，中国人压力越来越大，中国的快餐业越来越发达。

　　工作第一，生活第二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大家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左右了。上司不给你压力，你琢磨是否因为自己没有核心竞争力；老公不给你压力，你琢磨他是不是三心二意；物价不给你压力，你会主动找房市股市赌气；所有人都不给你压力，你担心世界正离你而去。

　　太多人不习惯享受生活，不习惯发呆、无所事事、做些自己爱好却不赚钱的事。一次一次你熬到体力、智力和情感的极限，“不淋漓尽致不痛快”，在逼近Deadline的过程中抓狂不已，压力终于熬过去了，正常的生活倒像偷欢。

　　年轻时以命换钱，年老时以钱换命。职场压力令英才早逝，学业和就业压力令15—25岁的人思觉失调。别信“有压力才有动力”的话，压力令理想变形(就像所有的歌手到最后都要忙着签名售碟、上电视做弱智游戏、解释绯闻，忘了自己进娱乐圈本来只是想唱歌的)，令生活成为工作的附属品(同事远多于朋友)、令生趣寡然(把职业以外的爱好全丢光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是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是病人。

　　王石被多少人羡慕！

　　王石和潘石屹被很多老板羡慕，一个做房地产的同时能玩滑翔和登山，一个做房地产的同时能拍电影和写书。但真叫老板们也学王石做甩手掌柜(其实是只管大的决策)，他们做不到，宁愿陷身于日复一日的琐事和发展压力中不能自拔。旅行、运动、聊八卦、疯狂购物，这些盛行的解压方式治标不治本，很Fashion的旅行、很VIP的运动、很明星的八卦、很名牌的购物像一针针麻醉剂，压力堆在那里成行成市，并不见减。

　　改变自己的观念比流行的解压方式更有效。不做人上人了，所以也不用吃苦中苦了；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了，所以上司也不会压太多担子了；不住高档社区了，所以也不用成为房奴了；不挑肥拣瘦了，所以也不用单身了……但这样说等于白说，无异于劝人把钱从荷包里掏出来扔在街上，把奥迪送人换骑自行车。最终，叫累的人还是把压力牢牢抱住不放手，只要不出意外，他们就管这叫自我实现。

　　许多人喜欢以泰戈尔的一句诗自喻：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运气好可能是天使，运气不好可能只是，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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