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多少心理医生

　　我们需要多少心理医生

　　2600万中国人在自艾自怜的抑郁中不能自拔，这其中的60%厌烦了继续焦虑，随时准备着解决自己，还有60万人在天天向上，但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结束在办公室内。信奉六六大顺的中国人面对三个六，突然感觉诸事不顺。

　　文/胡尧熙 图—阿灿/新周刊

　　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抑郁？或许你可以举出种种原因，从核战争的阴云到夫妻争吵。但假如我们根本就无法产生悲痛和愤怒的情绪，抑郁又从何而来。

　　抑郁 每个人都有机会中招

　　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曼将抑郁症称为精神病学中的“感冒”。大约有12%的人在他们的一生中的某个时期都曾经历过相当严重需要治疗的抑郁症，尽管他们的大部分抑郁症发作不经治疗也能在3～6个月期间结束。所以，担心什么，抑郁的又不是你一个。

　　每个人都有抑郁的理由，但讲出来又都不是理由，归根到底都是说得不能再滥的情感障碍、事业危机、家庭矛盾，中国人天天都在经历，但还是有2600万人因此抑郁。社会压力被反复提及，打压能量似乎无以复加。

　　“这可能是个误区，并不是所有的抑郁症都是因为社会压力或是负性的生活事件引起的。”四川华西心理卫生中心的教授孙学礼对此不认同,“工作压力可以让人情绪低落，但只是一个短暂的正常现象，称不上抑郁症。但一个生活完满的人却可能莫名其妙地就患病了，找不到明确和合力的外部诱因。也会有一些人，经历了一些打击，焦虑状态持续得太久，超过了一般人对这些事件的情绪反应，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患上了抑郁症。社会压力不是决定性因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才是问题。”

　　自我施压从来都是东方传统中的奋发方式，简单粗暴屡试不爽，但化压力为动力的动作并非可以轻易完成，人生目标太过远大，心理承受能力太过脆弱，能够行动自如的人屈指可数。崔永元的国嘴抖出“得抑郁症的都是天才”，麻痹了太多你我他的神经，搞到非天才们都像那只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一样，以为可以对抑郁症免疫。但快乐的流浪汉总是罕见的，抑郁的人都有抑郁的道理，有时候仅仅是因为一个被遗忘了的早安。

　　老外习惯于向心理医生说：“我今天情绪不好”，丘吉尔干脆直接向民众坦言自己“心中的忧郁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但含蓄内敛到家的中国人更乐于在深夜拨打电台的情感热线，聆听几句励志真言，而不是找一个心理医生直接PK。孙学礼认为这种现象还将持续：“抑郁症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结果是大家越来越怕。过去我们是不知道自己会有情绪病，到后来，又不知道情绪病是可以医治的，现在，我们会承认自己有压力，但又不承认自己有病，这是一个社会过程。”

　　自杀 不仅仅因为压力

　　来自安徽的农村妇女黄玉芬，在干完农活后回家，走到院子里拿起一瓶农药，很坦然地喝了下去，4分钟后死亡。她只是中国每年接近30万自杀人口中的一个，但却代表了其中的绝大多数——84%的自杀者来自农村。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中，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人数超过男性的国家，每年有200万人企图自杀，其中150万是妇女，这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女性将比男性少4000万。在农村地区，妇女自杀问题更加严重，农村妇女自杀的比率是城市妇女的3倍。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执行主任费立鹏分析原因时认为：“毒药太容易被拿到”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些人喝了之后立刻就感到后悔，但已经救不活了。中国女性的普遍状态都是负面的生活体验太多，再就是遇到了矛盾，没有发泄的渠道。有很多自杀行为都不是策划的，只是一时冲动。但事实上，没有人对自杀有免疫力，在中国，每两分钟就有1人自杀死亡，有8人自杀未遂。”

　　“自杀与其他疾病不同，大多数自杀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年富力强。估计中国每年15-34岁的自杀人群在11万左右，他们本来应该是社会的主流人群。中国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字来说明自杀所造成的直接经济、社会和心理损失，但自杀已经在各类疾病中上升到第4位。最严重的是，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误以为自杀者大多都患有精神疾病，但最后发现有将近一半的死亡者和自杀未遂者是精神健全的，人际矛盾反而是导致自杀的一个主要诱因，但它却是最难控制的。医疗支持的作用对他们不大，真正需要的是社会支持服务。” 费立鹏说。

　　这部分“精神健全”自杀人群往往面临现实的困扰，他们可能是高考失败的年轻人、失业的工人、离异的夫妻、与外界隔离的孤老、经济负担沉重的债务人。个体的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导致了所需的社会支持种类也各不相同。费立鹏的计划中，他们需要专业人员提供一对一的支持，但中国目前的社会工作者数量和专业技能还远远不能达到要求。

　　中国的自杀人数已经排在世界第一，而数量庞大的抑郁症患者又都是潜在的自杀人群，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统计中，60%的抑郁症患者有可能选择自杀。“其实大部分自杀者都曾有过明显的直接或间接的求助信息。他们在决定自杀前会因为痛苦和犹豫而发出一些信号。但可能都被人忽略了。所以说，预防自杀并不仅仅是专家的事，也不能把问题都归结于社会压力，因为它一直都存在。”

　　过劳死 被累倒的和压垮的

　　如果陈逸飞不死，那么过劳死就是抬不上桌面的小众话题，即使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国人的节假日全世界最少。如果胡新宇不死，华为肯定不会严禁擅自加班，即便之前人人都在搏命。在《中国青年报》的调查问卷上，82%的人自愿选择了“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条件是“奖金如果足够高”。孙学礼把这个结果称为“集体自杀”，中国人恐惧过劳死，但更热爱加班。

　　最先过劳死的是二战后的日本人，孙学礼认为目前中国的许多社会现象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有相似的地方：“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无非就是向城市化和工业化过渡的时间段。这个期间的主旋律是竞争压力，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所谓的社会主流人群。无性婚姻、憔悴青年、过劳死等问题都出现在他们身上。但其中也有不同，陈逸飞那样的中年知识分子是被累倒的，他们连续经历了中国的几个变革期，又始终在第一线，肯定会被耗干。现在的年轻精英们是被压垮的，就算他们想给自己减压，目前这个环境也没有创造条件。关于过劳死的立法一直没有消息就是例子。”在中国整体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孙学礼感觉过劳死的现象并不容易消除，“医疗结构是很难对过劳死进行预防的，只能起到宣传和警戒的作用，真正应该发挥作用的是工会。但目前，大部分工会对这些事情都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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