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书：文化是文化人的墓志铭

　　【作者】刘晨光

　　【提要】编者按：今天，当“经济人时代”取代“文化人时代”、而“文化人”又因各自取向不同而分化时，这本《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文化意识”本身来说，都为如今被高捧的80年代文化热树立了一块终结的墓碑。它提醒我们，当我们回眸80年代时，更需要透过“文化热”的表象，去理解其背后的潜流。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消散已近20年，由“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甘阳编选的《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一书才在内地出版。其实相隔也不过一代人的光阴，甘阳却以罕见的伤感笔调写道：“八十年代似乎已经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时代。”随着“经济人时代”的到来及其充分展开，当年意气昂扬的一代文化人多已步入中年，此时面对这本新出的旧书，岂不有人书俱老之感？即便是虎虎有生气的甘阳，在缅怀亡友王炜先生的同时，似乎也在哀悼一个“文化人时代”的一去不复返。在这个意义上，此书如同墓碑一般。

　　【小题】“反叛”与“彷徨”

　　当年“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持“西化派”立场。从此书上下两编的标题就可看出：“反叛”即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彷徨”则意味着叛离之后并无出路。所谓的“西化”并非指他们已经完全认同了西方的文化，而是指他们引进和介绍的多是现当代西方思想文化著作，希望使其进入中国的历史文化意识之中。他们的激进最主要地体现在变革传统文化的主张中，如甘阳在《说“传统”》中所论证的：传统只是在历史流变中不断生成的传统，最现代的也就是最传统的。因此，与其说他们追求的是“西化”，不如说是“现代化”——以“古今之争”取代“中西之争”，正是他们的文化努力方向。

　　因此，他们在引介现代文化上用力颇多，“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影响了广大文化爱好者。下编中介绍的韦伯、贝尔、舍斯托夫、本雅明、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海德格尔、福柯等大名，至今仍为人们耳熟能详，当年更是国人热烈追捧的文化偶像。毫无疑问，在学科荒芜、起步维艰的情况下，这些研究对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小题】“文化热”背后的潜流

　　“文化热”绝非从天而降、空穴来风。后来人往往把80年代想像为一个白衣飘飘的诗歌年代、一个纯真热情的文化盛期，与其说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不如说更多地出自具有强烈文人旨趣的浪漫幻化。文化大革命之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思想解放，为文化的复兴运动准备了心理和舆论条件；已经启动并取得初步成效的改革开放，则通过经济的进步振奋人们的信心。

　　当80年代“文化热”的具体历史条件成了明日黄花，它经过短暂的高潮就迅即沦入冷淡。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革，带来了全新的社会状况：时代把重心放在了经济上，物质把精神打入了冷宫，人们对于现实利益的渴望替代了对于思想文化的迷恋。这使文化人要么赶潮流跳进商海，要么躲入书斋成一统，在更为扎实却也更为冰冷的学术中寻求寄托。依然不甘寂寞的文化人发起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固然不乏对于人心不古的关切，但也彻底表露了他们对于“经济人时代”的不满，以及掩埋在愤懑之情下对于昔日话语权的留恋。不过，文化人还是逐渐接受和适应了现实，在学院中占取稳固的地位和资源，进一步证明了利益原则的胜利。

　　【小题】“文化冷却”与“政治成熟”

　　80年代的“文化热”已经死亡。80年代的“文化人”要么与历史同葬，要么与现实共生，但后者已经面目全非。也许80年代的一些文化人对于文化事业确实具有纯粹的热情，这一方面说明了他们的天真可爱，另一方面则提供了“文化热”冷却和“文化人”失败的因由。“文化意识”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存在，也并非像人们幻想得那么迷人。对于文化的浪漫化和艺术化，要么加速它的毁灭，要么走向对它的背叛。文化也只是文化，它担负不起救亡图存或者强国富民的重任。80年代“文化人”的墓碑上赫然写着“文化”两个大字：文化是文化人的墓志铭。在一个拥有长久文人传统的国度，以平和的心态对待文化，恰是使文化事业常葆青春的必要条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出版上显示了某种繁荣的迹象，但除去可能的泡沫成分，它只不过是对20多年来经济社会改革带来的新局面的思想意识反映。随着从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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