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军安秀英落入匪窝 借土匪内讧逃出深山

　　划开伤口取子弹两年饥荒没死人

　　女红军安秀英讲述传奇般经历，她曾是赫赫有名妇女独立团的一员，她曾被抓进土匪窝做了五年丫鬟，她九旬高龄仍照顾六旬瘫痪儿

　　【25】

　　他们在长征大历史的集体记忆中可能无法被提及，但他们出生入死的个体经历应该永远被铭记。

　　8月9日，从小金县城驱车十几分钟来到美兴镇石灰窑村，走过500多米长的山路，在一个种有大片玉米的院子里，记者找到了女红军安秀英的二儿子家。

　　“老人到我妹妹家去了”，杜宇仁说。十几分钟后，在大女儿杜宇香的陪同下，一个约1.50米高、气色红润的老太太来到记者面前。小金县民政局副局长汪洪翠向老人介绍完记者的来意后，老人朝记者慈祥地笑了，连声说“好、好、好”。

　　“老人的普通话讲得还可以啊”，记者不禁脱口夸了老人一句。“那是”，汪洪翠接过话说，“上个月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采访了老人近半小时，我一直在场，老人基本能听清问题，很少用人‘翻译’，而且老人的精神状态好得很”。

　　巧当红军

　　不当童养媳没有地方去

　　安秀英出生在四川省阆中县一个贫农家庭，上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她两岁时父亲去世，12岁时因家中特别贫困，母亲帮人打短工实在养不活她，只好忍痛把她送给一富户人家做童养媳。那家人经常打骂安秀英，她就偷偷跑回家，可两个哥哥已经成家，常住哥哥家也不是办法。反正那个富人家她死活也不肯回去了，但她又不知该到哪里落脚。

　　说来也巧。1933年的一天，走投无路的安秀英在阆中县红庙场的一条路边哭，一支红军部队正好路过，一名战士见她哭得伤心，就上来问“小姑娘，你住哪里？到哪里去啊？”安秀英如实回答“没地方去”。当时红军正好招兵，那名战士就问安秀英愿不愿意当红军。“我反正也没地方去，就说‘愿意’”，老人说，“我说‘我得问一下我母亲’，母亲同意后，我就跟着红军走了，3年后，我们离开阆中，越走越远。”

　　老人当时哪里知道，她参加的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直属于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妇女独立团。“团长姓吴，具体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说到这里，老人微微皱了皱眉头。

　　从成为战士的那天起，安秀英就穿上了灰色军服，头戴八角军帽，扎腰带，缠绑腿，赤脚穿草鞋，背上了小马枪；早起出操，跳高、跳远、单杠、爬杆样样都练。女战士的军事训练同样严格，从作战部队抽来教员授课，学习瞄准、刺杀、投弹，和男同志没什么区别。

　　当时川陕革命根据地还流传着一首歌：“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就是形容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的。妇女独立团成立后，要求所有的女红军，无论年纪大小，头发长短，一律剃成光头。她们开始都不愿剃，理发员背来了工具，仍迟迟不动。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头部负伤时，头发进入伤口不易愈合，避免因缺水不能常洗头而生虱子。当时团长带头剪发，大家才忍痛剪发。

　　安秀英至今还记得，打仗时，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打扫战场，押送俘虏，搜索残敌，收缴武器，“什么工作都干，抬担架、修筑工事、坚守阵地、运输粮食弹药、转运伤员，凡是勤务、防卫都落不下女战士。”晚上，她们也站岗放哨。

　　长征经历

　　过草地毛主席为我们鼓劲

　　刚开始，安秀英搞后勤，还举例说“纺毛线的线是细的，作绑腿的线是粗线”。记者问她“参加过战斗没有？”，老人回答说：“第一次见连长开枪，很害怕，就跟着乱放枪。”

　　“后来就不怕了”，老人边说边慈祥地搂着跑过来的三四岁大的重孙子，“你不打他(敌人)他打你”。安秀英介绍，之后的战斗她消灭了多个敌人。

　　1935年，安秀英随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参加长征，此后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参加过多次激烈的战斗。记者问“是哪一年？”，“那时候白天睡觉，晚上行军，走过的很多地方记不起来，一些时间记不清楚了”，老人摇了摇头。

　　老人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当时妇女独立团过草地时，周恩来安排她们走在前面，途中很多姐妹走不动了，这时毛主席摇晃着捡到的一只死羊皮为他们鼓劲，大声对她们喊，“红军妹妹，赶快过草地，过了草地就可以打牙祭了”，后来她还看到藏民将毛背心送给毛主席御寒。

　　“你记得毛主席长得啥样子”，记者随口问了一句。“啥样子？咋的说呢“，老人还有些忸怩……老人还记得，几百人的红军妇女独立团过草地之后只剩下30多人了。“过河时，我们没桥，女同志和男的一样，再冷的水也要跳水趟过去，水都到这里了”，老人边说边把手放在下巴上比划着。

　　黑水受伤

　　两颗子弹钻进右大腿

　　据老人回忆，1935年，在配合主力攻打剑门关的战斗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在两三天内击垮了敌人几千人的进攻。后来在汉藏杂居的杂谷垴地区，该团又奉命全歼了据守喇嘛寺的土匪，缴获粮食、布匹、盐等无数。

　　1935年4月，红军独立团在江油与

　　“我随部队在过黑水时受了伤，现在这里还经常疼”，老人指了指右大腿说，“两颗子弹从这里钻了过去，没伤到骨头，扎进肉中，划出8厘米长的伤口。因当时红军医疗条件有限，卫生员划开安秀英的伤口，将子弹取出后进行了简单的包扎。

　　这次战斗老人清晰地记得发生在1935年7月，土匪躲在山上的树林里，等红军走进就放冷枪，还抢走了红军的枪支马匹，好在没有伤害红军伤员”。安秀英就是那时受的伤，后来被放到藏民家中养伤。一段时间后，她和其余几名流落的战友一起前往四川丹巴县联系组织，但未能如愿。

　　落入匪窝

　　土匪内讧逃出深山老林

　　联系组织无望，她和几名战友南行途中被一群土匪堵截，土匪抢走了她们的枪、粮。还一边在后面打枪，一边让她们在前面跑，安秀英和几名女战士幸运地跑出去了，还有几个女战士被当场打死。安秀英后来又躲到了山上的庙里，一天晚上她不幸遇到了来庙里歇息的土匪。安秀英还没来得及抵抗，就被十几名土匪抓住了。土匪就撒谎说带她回家，天真的她就跟着土匪走了。

　　安秀英没想到此后5年落到了土匪窝中。这伙土匪的头目叫“周连长”，周连长有五个姨太太，其中太太住在距小金县城200公里远的深山老林里，五姨太和周连长住在丹巴县城。周连长想让安秀英去小金伺候太太，安秀英在经过丹巴县城时，周连长的五姨太却要把她留下当丫鬟。

　　“五姨太比太太漂亮，心肠也很好，她对我讲‘你不要跟他们过去，去了他们会整死你’”，老人回忆说。但是，安秀英还得去服侍土匪头子的太太，主要做端茶倒水、服侍起居等事情。

　　周连长太太并没有打骂安秀英，用安秀英的话来说“还过得去”。但安秀英还想去丹巴县城寻找周连长的五姨太。从周连长太太住的地方到丹巴县城要翻越七座大山、五道山沟，老人逃跑过几次，都被土匪抓了回来。

　　幸运的是周太太并没有惩罚安秀英，只是劝她“好好地干”。土匪为什么没有打骂她？老人猜测，也许是因为土匪知道她是“霉老二”(当时小金境内国军对红军的称呼)，也许周太太想为干了很多坏事的丈夫积点德。几次逃跑没有成功后，老人断了逃跑的念头。直到1940年，周连长的部下内讧，周连长被打死，安秀英趁乱逃出来了。

　　落户小金

　　解放之后当选女村长

　　安秀英就来到了小金县城。在这里，安秀英无亲无故，只能靠为富人打短工维持生计。一个独居的老婆婆看她可怜，便收留了她。在这个老婆婆的牵线下，安秀英认识了贫农杜汝德，两人感情逐渐加深。1940年，两人结为夫妻。1941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不幸的是，这个孩子天生残疾，生活无法自理，老人一直照顾他至今。之后，夫妇两人一直在小金县汗牛区为地主做帮工。

　　1951年，小金县解放了。安秀英被选为汗牛区潘安乡潘安村村长，杜汝德也被选为村贫农协会主席。解放初期，村长的主要工作是

　　1958年，天灾再加上人祸，全国很多地区闹饥荒，潘安村也没有幸免。“很多人吃野菜”，一旁的杜宇仁说，当时他已经十几岁了，对当时的情景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每人定量供粮，每顿饭2两粮食，我们是每月18斤粮食，母亲是每月26斤，我们根本不够吃的，就吃母亲的。”说完这句话，杜宇仁还冲母亲笑了笑。

　　饥荒延续到1959年，那一年杜汝德患病，因饥饿病情加重，已经病入膏肓，后来安秀英从山上捡回了一块动物骨头，做成骨头汤让杜汝德喝下去，病情有了好转，休养几天，竟奇迹般地渐渐康复了。

　　安秀英不仅救活了丈夫的命，也救活了全村人的命。“村里没饿死一个人，我让村民把粮食都匀一匀，保证每个人都有吃的”，安秀英对当时的情景记得很清楚，“后来村民都说我‘干得好’”。

　　因为这件事办得漂亮，安秀英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从1951年到1978年，安秀英一直被村民推选为村长。1960年，小金县、阿坝州的领导要安秀英到县上、州里去作报告，“州长对我说‘你宣传一下经验’”。

　　重返故乡

　　老母故去哥姐老泪纵横

　　“她就是没有文化，要不早就被提拔了”，杜宇香说，“因为这件事，后来妈妈就咬牙坚持让我们上学。”

　　当时的村干部的收入并不比村民高，安秀英家中也很贫困，而杜宇仁每学期的学费1.5元，这对于这个家来说并不是小数目。一天晚上，安秀英全家吃完饭，严肃地对杜宇仁和杜宇香说，“人家都在分工钱，我们分不到，你们要读书”。那时家庭贫困的学生可以先读书后交钱，安秀英就把钱一分一分地节省下来，用来还孩子们读书欠下的债。在安秀英的坚持下，她的3个儿子两个女儿都读完了小学。

　　“我们那时虽然小，但也知道妈妈不容易，妈妈是老红军，我们读不好书丢妈妈的人，也对不起妈妈。”

　　1966年初，安秀英回了老家阆中一趟，家里就剩下50多岁的哥哥和姐姐了，几十年不见，哥哥和姐姐老泪纵横，安秀英却安慰他们道：“我跟着毛主席走了，现在回来看你了，你应该高兴才对。”之后到1971年，安秀英和哥哥姐姐还通过信，再往后就失去了联系。

　　文革磨难

　　怕妈受苦女儿嫁造反派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潘安村也出现了一些“造反派”。他们无人可揪，就瞄上了村长安秀英，硬说安秀英是“走资派”，不过慑于安秀英在村里的威望，没有给她戴上高帽子，也没有对她动粗，但要她到批斗台上交待“问题”。

　　“我不害怕”，安秀英挺了挺腰板说，“我既没贪污也没腐败，我相信政府会查清楚的，我对他们(造反派)说‘你们说我贪污，可以调查嘛’”。“我们都害怕‘造反派’会打我妈妈”，杜宇香说，“当时有一个造反派头头多此威胁说‘你要是不嫁给我，我就找人把你妈关起来打’”。为了保护母亲不受伤害，杜宇香不情愿地嫁给了那个造反派头头，凑合着过到现在。

　　“为了妈妈，我跟着他(丈夫)住在了山头上，他家那个穷啊……”，杜宇香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有些激动对着安秀英说，“我二哥和弟弟后来都有了正式工作，都比我过得好……”这时，安秀英和杜宇仁都低下头不说话……

　　由于大多数村民拥护安秀英，安秀英的“造反派”帽子很快摘了下来，安秀英继续担任村长。

　　1976年，文革结束后，安秀英的老伴杜汝德因病去世。

　　晚年心事

　　牵挂瘫痪儿将来无人管

　　1978年，安秀英当了潘安乡20多年的村长后，觉得年事已高，便提出不要担任村长职务，但她退了休，却闲不住。“我要带领后面的村长做好工作”，安秀英说，“他们不太懂，我只要有时间有工夫就要教他们。”“您都带领他们做什么工作？”记者问。“带领他们走好路”，老人

　　除了受过枪伤的右腿时常会作痛，右手有时会无力端起东西外，安秀英的身体基本健康。“她比我吃得还多”，杜宇仁对记者说。

　　“妈妈现在就是对残疾的大哥放心不下。”杜宇香说出了母亲的心事，“大哥生活无法自理，妈妈为他做饭，有时还要喂他，他大小便，妈妈也经常在一旁照顾”。当时敬一丹来采访老人时，老人正在为大儿子做面，她安顿好客人后，又把饭端到大儿子面前。

　　“我现在身体还好，还可以照顾他，我死后谁管他，他死后谁葬他？”她请记者帮忙呼吁，“还有，我现在没有自己的房子。”老人说，其他困难都可以克服，就是这两件事请政府帮忙。

　　本报特派四川记者王涛丰雷梁朗然

　　■主角：安秀英

　　安秀英，1915年出生在四川省阆中县二龙区凉水井的一个贫农家庭。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后成为赫赫有名的妇女独立团的一员。1935年7月，在黑水被土匪袭击受伤，养伤时被土匪掠去，被迫当了5年土匪太太的丫鬟。1951年至1978年在小金县盘安乡潘安村当了20多年的村官。1958年因潘安村没有一个村民饿死，她受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小金县的表彰。卸任村官职务后在家养老，现在四世同堂。

　　■长征往事

　　懋功会师

　　1935年6月上旬，中央红军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到达山脚下的达维镇。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先头部队在红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下，攻占懋功(今四川小金县)。6月14日，毛泽东、朱德到达了懋功地区，当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举行了胜利会师的庆祝大会。毛泽东、朱德同志到会讲了话。在庆祝大会上，各部队兴致勃勃地表演了许多精彩节目，尽情庆祝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时，都处于无根据地作依托的境地，所控制的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人烟稀少，高山穷谷，交通不便，给养困难，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中央决定，北上到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懋功会师后，中央红军改称第—方面军。

　　摘自中国红色之旅网站长征资料

　　图：

　　老红军安秀英四世同堂，图为她与孩子在一起。本报特派四川记者黄宇摄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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