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改造棚户区欲变脸重生

　　《瞭望东方周刊》实习生 周 吉吉、记者孙轶玮/上海报道

　　即使有了三号、十八号这样的时尚之地，外滩的参与程度还是有待提高的

　　在某个深邃的夜色里，如果车行沿延安路高架西向东横穿上海腹地，尽头处便是一个让你吃惊的漂亮圆弧---方向盘一转，彩灯映照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霎时铺展在眼前，比照片上气势更恢弘、色彩更亮丽。这些老建筑站立在中山东一路的西侧，彩灯照不到的墙面，是庄严肃穆的灰色，以及沧海桑田的粗粝。从路的东侧看过来，它们散发着童话般的浪漫气息，防汛墙边摩肩接踵的游人纷纷将其作为背景，留下“到此一游”的纪念。

　　在大多数来到外滩的人们眼里，外滩的功能似乎也仅止于此。很少有人真正走近它、体验它、触摸它、感受它---而这，却正是外滩的规划者们迫切想要改变的一点。不知不觉，一个更开放、更广阔、更现代、更能诉说上海城市文化的新外滩，正在逐步成型。

　　理由

　　晚上九点左右，外滩15号的一家内衣店结束了营业，店员“哗”的一声拉上卷帘门，也把店堂里那些“大清仓”、“一次处理”的红色大字关在了夜色里。

　　“堂堂的外滩竟然在卖廉价的内衣裤”，这曾是令美籍华人律师、今日沪申画廊的缔造者李景汉惊讶不已的场景。不过，一个月后这一切就将成为历史。

　　参与外滩改造计划审定工作的同济大学城市与规划学院教授王伟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该地块将于9月底完成拆迁，并于年底开工建设“上海公共信息服务中心”，届时，一个类似于国外大城市“information center”的服务机构将全新亮相，为游客和市民提供有关旅游、文化及其他各方面的信息。

　　“按照传统的讲法，外滩的实际区域是指今方浜路到苏州河边的黄浦江岸。人们说上海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而外滩是近代上海的雏形。长久以来，外滩都是上海的核心区域。”上海历史文化专家、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薛理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它是租界最早的发源地，以后长期以来也是租界最核心的地方。”

　　“1849年后，法国殖民者也抢占外滩建立了法租界。自此至20世纪40年代初，外滩一直被英租界和法租界占据。早期的外滩是一个对外贸易的中心，洋行林立，贸易繁荣，19世纪后期开始，许多外资和华资银行在外滩建立，这里成了上海的金融街，又有‘东方华尔街’之称。”薛理勇说。

　　这条“东方华尔街”，是当时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象征。王伟强说，在日本看东京、横滨、大阪那些同一时代的建筑，同样是西化运动、西方投资的产物，但比起外滩，在建筑的体量上要小得多了。

　　“那时就会理解为什么说上海是30年代亚洲最好的城市。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城市、金融中心，这是名不虚传的。”薛理勇说。

　　另一方面，外滩的建筑风格也是独树一帜。海关大楼、和平饭店南楼北楼、友邦保险大楼等52幢哥特式、罗马式、古典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中西合璧式等风格迥异的大厦，在黄浦江西岸勾勒出一道优美的天际线。

　　隐衷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虽然“东方华尔街”已成为过去，但外滩仍旧是海派文化的代表、“大上海”的象征。40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记得上海出产的老式黑色人造革旅行袋上，印着白色的外滩风景，以及花体字的“上海”。外滩，是当时许多人对于上海最深刻的第一印象。

　　说起1981年第一次游览外滩的情景，王伟强却用了这样的形容词：“很壮观，但是很封闭。”

　　薛理勇则一语道破：“外滩就是一个孤零零的建筑风景。”确实，在外滩雄伟、雅致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一些难以言说的苦衷。

　　“解放后，国外的银行基本都迁走了。到1956年以后，外滩只存在两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上海分部，以及中国银行的总部。在这样的情况下，外滩当然不能再称作是金融区了。以前的商行都改作办公用楼，作为公司机关所在地，比如外滩三号---也就是原来的四号，是民用设计院所在地，五到八号是航运机关所在地，十五号是中国航空公司所在地，其他都是政府下属的机构，比如建设单位、企业管理单位等。那个时候，外滩的建筑功能和以前完全不同。除了房子保留了下来，其他功能都不一样了。甚至有一部分还作为民居，被居民所占用，像当时的七到九号就是这样。总之，那时的外滩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 薛理勇说。

　　沪上作家陈丹燕曾经这样描写当时作了民居的外滩：“带着些巴洛克式华丽的窗子，现在挂满了晾干的衣物，旁边吊着一小包包裹，也许是浙江人家的风干咸肉，或者是宁波人家的咸鱼，窗台上搭出一些竹竿和衣架，原来那里是洋行的办公楼，不合适做住宅，没有上海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阳台，于是，这个窗子就成了阳台，好似一个人切除了胆囊后，胆管就慢慢代谢成为另一个胆囊。”

　　“我们现在正在改造的外滩15号，里面甚至还有棚户区，住着几十户人家，用的是公用马桶---你能相信现在的外滩还有棚户区吗？”王伟强笑道。

　　199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推出《外滩房地产置换办法》，动员中外金融机构通过房地产置换办法进驻外滩，恢复外滩金融街的特色。“但这些楼仍然属于部门企业所有，是半开放的。”王伟强说。

　　不过，对于外滩的功能定位，有一点是王伟强和薛理勇共同提及的，那就是今日的外滩其实已不再具备成为“东方华尔街”的硬件条件。

　　“政府可能希望外滩能够成为和浦东陆家嘴呼应的一个CBD城市形态，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在发展的条件上有很大差异。外滩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感和人文气息，富于怀旧的情怀。这些优势，应该通过别的方式体现出来。”王伟强说。

　　变脸

　　外滩的“变脸”，始于2004年。是年春，外滩三号全新亮相：一楼的Giorgio Armani旗舰店、二楼的“三”服装精选店、依云水疗、男人理容“三”专门店；四楼的Jean Georges法餐厅、五楼的黄浦会、六楼的陆唯轩(Laris)餐厅、七楼的新视角餐厅酒廊，以及作为外滩3号核心的沪申画廊，集合了时装、餐饮、休闲、艺术的顶尖元素，共同组成了城市时尚新地标；半年之后，外滩十八号开门迎客，Cartier、Boucheron、Younik、Gabbiani Glass等精品专卖店，Zegna企业总部，高档中餐馆“滩外楼”，以及中国首家由米其林三星级主厨开设的法餐厅Sens & Bund等，又为外滩注入了浓郁的贵族气质。

　　“本来外滩被设计成新的华尔街，结果却变成了第五大街。”王伟强笑着说。

　　“外滩是上海的心脏，来上海的人一定会来外滩。沪申是免费的，这几年来已经成为了外滩一个标志性的空间，也差不多成为了上海文化艺术的一个文化符号。不仅是中国人，很多外国人都知道现在外滩有这么个有意思的空间，可以从中了解到中国最好的当代艺术。” 沪申画廊总监翁菱队《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翁菱看来，外滩三号的出现可以说是引领了外滩的转型方向。“外滩作为上海的‘心脏’，其地位应当是举足轻重的，所以如何使外滩重新焕发光彩，可能一直是近年来政府在考虑的问题。把文化作为灵魂，外滩三号的成功让他们清晰了方向。所以，会有十八号，九号，以及北外滩马上要兴建的类似的一些建筑项目陆续出现。外滩将成为体现上海以文化和品味为核心的一个标志地。”

　　这样的观点也获得了薛理勇的赞许：“充分利用外滩的位置和功能，吸引世界及国内的高端产品，建立上海最时尚的地带。三号和十八号的开发对外滩有着借鉴作用。”

　　重生

　　不过，王伟强认为，外滩还将进一步提高参与性，渐渐发展成一个属于大众的地方，就像上海自己本身所试图转型的那样。随着“外滩”概念的拓宽，黄浦江岸边，一块广阔而现代化的土地将生动而鲜活地展现新上海的城市文化和气质：

　　杨浦大桥两侧的“东外滩”，曾拥有众多的中国工业文明之“最”---最早的机器造纸厂，最早的机器棉纺厂，最早的自来水厂，最早的外商纱厂，最早的煤气供热厂，最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最早的钢结构多层厂房，近代最高的钢框架结构厂房，近代最长的钢结构船坞式厂房，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远东最大的制皂厂，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等等。它们曾在上海这座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时过境迁，“东外滩”今已风光不再。为改变“东外滩”现状，同济大学常青研究室的概念设计提出了“东外滩”四条功能区及其景观带的空间布局和发展策略；

　　从虹口港到大连路一带的“北外滩”，作为上海航运业的发祥地，未来将着力发展航运服务业，围绕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全力建设“北外滩航运服务集聚区”，进一步培育、集聚和提升航运服务功能，与周边港群形成优势互补，共同构筑完善的现代航运服务业体系，打造新的“海上门户”。到2010年，一个航运要素高度集聚、功能不断完善、辐射范围更加广阔的航运服务集聚区将在北外滩崛起，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一个重要支点，并将与外滩、陆家嘴地区交相辉映，共同构筑上海中央商务区(CBD)核心区。

　　从新开河至南浦大桥一带的“南外滩”，未来也将建设成为集金融、贸易、办公、商业、滨水旅游、居住等为一体的繁华闹市地区。这一切，都昭示出在上海向“和谐城市、人文城市、生态城市和安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外滩仍将站在领航的位置上。

　　对于未来外滩的发展走向，王伟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城市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是不一样的。城市公共空间能够唤起市民的归属感，是市民心目中值得骄傲的地方。上海的黄浦江是母亲河，实际上也是城市最大的公共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走廊上，应该串联有一系列有张力的公共空间节点。”

　　“外滩是老的，但不是腐朽的。它很活跃，不断有新的元素进来。以前有人提议把外滩的建筑改造成外滩历史博物馆，可我觉得，要看外滩，没有必要去博物馆看那些死掉的历史，因为走出门去，鲜活的外滩就在脚下，我是很乐观的。”王伟强说。

　　如果此时再追溯起翁菱女士的比喻，外滩，这颗上海的心脏，它如今的重生和鲜活，也许更预示着上海这座城市即将到来的华丽转身。

　　更多详细内容，请查阅《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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