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历不明的运城乙脑疫情

　　8月15日下午16点，山西省运城市卫生局公布，运城市9县区从7月13日发生首例蚊虫叮咬引发流行性乙型脑炎疫情以来，截至当天感染人数已经增加到65人，其中死亡19人。发病主体为60～80岁的老人而非传统的易感人群儿童，成为此次运城乙脑流行的一个新的特点。作为卫生部专家组成员的李兴旺虽然从临床医学角度对此做出了分析，但他也承认，“如果要清楚地找出为什么，需要流行病学专家进行长期监测和分析”。

　　记者◎李翊

　　儿童至上原则下的乡村现实

　　8月18日晚19点，山西运城市传染病医院肝三科，68岁的杨学须躺在病床上，呼吸急促，无知无觉。床头柜上的监测仪器里，显示心率的曲线平缓而艰难地跳动，病危通知单上记载着:发热4天，意识障碍6天，乙型脑炎。在这家医院里，和他一样病情危重的病人还有7例。

　　杨学须来自运城市万荣县东丁村，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平时跟儿子一家生活。现在在医院照料他的是儿媳妇杨淮英，在杨淮英记忆中，公公“平时身体很好，天天在家干农活，没得过什么病”。

　　8月6日，在县城汽车站帮施工队看仓库的杨学须感觉不舒服，头疼发烧，便到私人诊所看病。医生说是“感冒了”，给杨学须输了两瓶液。回到施工队，杨学须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在大女儿要求下，他住到薛朝村女儿家，并在村里的保健站按“感冒”治疗了一天，仍然没有退烧。

　　第二天早上，杨学须的女儿给杨淮英打电话，两人把老人送到县医院。“当时病人手脚发颤，高烧，一输液就退烧，一停温度又上来了。我们就怀疑，是不是感染了乙型脑炎。”县医院的接诊医生说,“8号做了腰穿，拍了胸片，脊髓液化验出是‘乙脑’，就按乙脑病例收治，同时做了网络直报。”

　　8日晚上，杨学须出现“抽风”、“昏迷”症状。11日下午18点30分转到运城市传染病医院。

　　9日，万荣县南薛朝村，在果园里忙碌了一上午的冯继兴“不舒服”，去村保健站打针，5天过后，“烧退不下来，吃饭的时候端碗的手直抖，晚上开始说胡话”。第二天，儿子带着1000元送父亲到运城看病，同样被确诊为乙脑。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与万荣相邻的永济县开张乡的叶文新出现了相同的症状。叶文新的妻子师珍说:“7日晚上，他浇地回来，说不想吃饭，有点发烧。去村里保健站看，说是热感冒。治了一天不见好，就到了县医院。第二天化验单出来，说是‘乙脑’，马上送到了运城。”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数字，“从7月13日接到首例乙脑疫情报告以来，到8月15日，感染人数已经增加到65人，其中死亡19人”。运城市疾控中心主任周仁义说，这些病例发病时间集中在7月底到8月初，非常分散地集中在乡村，全省13个县10个县都有疫情。即使是病例相对较多的临猗县，病人也是分散在12个乡镇，没有一个村出现两例病人。

　　发病年龄总体偏大，据专家介绍，按传统说，人对乙脑病毒普遍易感，尤其是儿童、老人和从非疫区新进入疫区的人群。人群感染大多为隐性感染，病人本身不发病，但能获得较持久的免疫力，所以，对10岁以上青少年和成年人来说，即便遭受带病毒的蚊子叮咬，绝大部分人由于受到免疫力保护，只有千分之一的人会发病。因此，乙脑患病对象多为2～10岁的儿童。但是此次运城乙脑病例统计资料显示，30岁以上病人大概占总体病人的86%，而这其中60到80岁的人占的比例最大。

　　来自专业人士的解释是，对易感人群，最有效的主动预防措施是给适龄儿童进行乙脑疫苗接种注射。作为一类疫苗的乙脑疫苗虽然纳入国家计划免疫管理范围之内，对成年人采取的是自愿原则，不提倡也不反对。在运城，成年人接种一针加强精纯疫苗是28元，对以种植业为主的晋南农民来说，这不是个大数目，但也不是个小数字。

　　杨淮英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前年婆婆煤气中毒去世后，她家一共5口人。大女儿20岁，现在浙江打工，二女儿今年16岁初中刚毕业，老三是个儿子，14岁，念初二，“成绩很好，上了乡初中的‘清华班’，将来要供他上高中念大学”。家里种了两亩苹果树，两亩梨树，6亩大葱，剩的几分地种了西红柿。年头好的时候，“年收入能有1万元”。刨去每年花在农用物资上的2000多块和日常生活开销，有限收入全花在了孩子和丈夫身上。杨淮英的丈夫有糖尿病，需要不定期服药，三个孩子要读书，“大女儿上学时候一年也就1000元，到了二女儿和儿子读书时，一年学杂费要3000元。前年二女儿得了骨瘴，带到临晋市专科医院看病就花了2000元”。好在公公杨学须身体好，除了下地干活，还去帮人看仓库，一月能挣600元。

　　在杨淮英印象中，大人，包括老人从来都没打过乙脑疫苗。“没听说过有这病，也没听说要打这疫苗。有点头疼脑热是常事，农村人都不上医院，一进医院就要花钱，在家挺一挺就过去了。”但她清晰地记得，儿子上小学时学校组织打过乙脑疫苗，曾经找她要过28块钱。她当时的想法是:“没钱也要给娃打！”由于不记得二女儿打过的疫苗里是否有乙脑疫苗，公公发病后，杨淮英又花28元为女儿应急接种了乙脑疫苗。

　　杨学须昏迷至今，家里人已经3次向医院提出要求出院，均被院方以“再观察观察”为由拒绝。杨淮英说:“我们也知道医院是好心，可是在这多呆一天，就要多出1000多块，开销太大，几年都挣不回来啊。娃上学还要用钱呢。”更多的病人家属则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单后，带着病人回家。他们的说法是，“一把年纪了，好就好了，死了就死了”。

　　在死亡的19人中，80%是60～80岁的老人。“这和老人抵抗力差有关，也和人们的习俗观念有关。”周仁义说，“儿童有一例死亡，是死在医院里，而大人一般都死在家里。下病危通知单时候，医生会告诉家属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医治无效死亡，另一种是救治成功，但会留有痴呆、癫痫、精神失常等后遗症。如果病人是儿童，家属会坚持救治，而如果是老人，家属往往就选择放弃了。”

　　运城的蚊子地理

　　8月的山西运城，因乙脑流行被人们关注。而运城乡村的蚊子则成为病毒学、流行病学专家关注的焦点。

　　根据已有的乙脑流行病学资料，流行性乙型脑炎，国际上亦称为“日本脑炎”。主要流行于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一些国家，是夏秋季节常见病之一。乙脑在我国的流行表现有严格的季节性，绝大多数病例集中在7、8、9月份，华中地区流行高峰在7～8月份，华南提早一个月，华北推迟一个月。

　　然而，这次运城的乙脑流行在很多方面似乎超出了流行病学专家已有的知识范畴。

　　临猗县疾控中心主任孙川毕业于西安医科大学，他说，运城历史上就是乙脑的疫源地。临猗县疾控中心原来叫防疫站，自1952年建站至今，几乎年年都有乙脑病例出现。据防疫站的老人说，上世纪70年代曾出现过一次较大的乙脑流行，仅临猗县就出现近200例病人。原因在于当时黄河发大水，大灾后由于防疫不当出现乙脑流行。从1995年到2004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以10万为单位的发病率最低的年份在1999年，为0.73，最高年份在1998年，达到了5.56。但是，这次运城的乙脑流行比较特殊，“发病时间集中在7月底8月初，以大年龄组人为主，病例集中在农村”。

　　在解释这次乙型脑炎流行的原因时，卫生部的专家组做出了初步分析，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副所长梁国栋说：“今年这么高的发病率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可能是今年雨水比较多，雨水多了蚊子就会多，这样带的病毒也会多，人被叮咬的机会多，所以发病率高。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最近几年发病率低了，实际上蚊虫带毒率少了，人的免疫屏障少了。再说得通俗一点，人们被叮咬的机会少了，今年蚊子突然多了，被叮咬的机会多了，得病的人也就多一些。”

　　与此相对应的背景资料是，今年6、7月份，运城持续出现了37℃～40℃以上的高温天气，其间又连续出现了几场罕见的大暴雨，致使临猗、永济、芮城等县沿黄河一带村庄陷入湿热状态。

　　但是，从全国范围看，雨水多，蚊子多的地区并不只有运城，虽然4月份以来广东、浙江也出现了乙脑病例，但数量很少，远不像山西在半个月内出现65例。因此，专家组的这个回答并不能完全解除人们的疑问。

　　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治中心主任、卫生部专家组成员李兴旺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乙脑流行具有周期性特点，从卫生部上周的疫情通报来看，今年乙脑进入了发病高峰期。同时，乙脑还有地域性特点，由于蚊子是中间传播媒介，因此，在中国像青海、西藏这些气温不高的地区没有乙脑。山西运城从地形上看属于盆地，又处在黄河沿岸，夏季温度高，雨水多，常年有乙脑发生。传播乙脑病毒的蚊子是三带喙库蚊，在中国、日本等东南亚国家比较常见，而在美国则没有乙脑。在儿童期接种疫苗是防治乙脑的最有效办法。他以北京为例，作为较早在新生儿童中接种乙脑疫苗的城市，北京近年来罕有乙脑病例出现。今年北京报了2例，均在地坛医院收治。一个是儿童，没有注射过疫苗。另一个是77岁的老年人。”

　　“现在针对乙脑的预防，提出切断传播途径——防蚊，灭蚊，我觉得这并非一个好办法。猪是乙脑的主要传染源，在运城，几乎每个村都有养猪的，人与猪比邻而居，卫生环境不好，蚊子很容易将猪身上的病毒通过叮咬人传到人身上。如果能将猪集中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圈养，同时像预防禽流感那样给猪打疫苗，效果或许更好。像日本，以前是乙脑的高发区，自从采取类似措施以来，全国每年只有几例乙脑病例。”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李兴旺从临床医学角度对运城出现如此多的大年龄组乙脑病例做了一个解释：“运城的儿童普遍接种了乙脑疫苗，不会发病。老年人相对于成年人免疫功能低，同时有一些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带病毒的蚊子同时叮咬成年人和老年人，老年人得病的几率更高。”

　　疾控中心病毒所的专家来到运城后花费精力最多的事情之一就是捉蚊子。“他们在有疫情的村，没疫情的村选了几个点，一到晚上就去捉蚊子，每个点至少要捉1000只蚊子，然后放在液氮中冻干，再带回实验室研究。”周仁义说。

　　相较于媒体和政府的关注，运城人并没有太把这次乙脑流行当回事。8月13日，为了防止疫情扩散，运城市政府对全市市民进行免费应急接种，市疾控中心出现了“顶着烈日排长队”的景象，用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话形容是“队伍都排到大街上，人声鼎沸”。“到了第二天，改为儿童免费，成人每人次28元，人就没那么多了。”

　　周仁义认为，根据流行病学原理，短时间内在小范围出现100人以上的病例，才能称为“疫情爆发”。运城的乙脑疫情并不像外界想象得那么严重。周仁义说:“‘非典’之后，传染病实行网络直报，在加强监测的同时也容易出现夸大。基层医疗机构检测手段有限，对传染病的判断都是通过临床诊断，依赖于经验，只要怀疑就往上报，往往出现误报、错报。乙脑的确诊需要抽取病人的脑脊液做实验室化验，这在县级医院是可以做的。但是运城因为水质的原因，得氟水病的人很多，一些50岁以上的老人腰椎因此变形，穿刺针打不进去。这样就只能采取另一个办法，采血样做血清学检测，由于分析程序多，县级医院做不了，必须送到市级疾控中心完成。在临猗县，除了已经死亡病例无法做检测，卫生厅专家采样后就排除了5例。”也正因此，很难判断谁是第一例病人。虽然统计资料上显示第一例乙脑病人来自稷城，但周仁义说，经过调查回访，第一例病人应为来自芮城的农民。

　　对于疫情发生后出现“全城应急接种乙脑疫苗”的状况，有专家指出，乙脑疫苗最佳接种时间在3～5月，不提倡在7～9月病情高发期应急接种，“从理论上讲，乙脑疫苗接种后要一个月才能产生效果，现在是8月下旬，这个时间上接种没有太大意义。而且，乙脑疫苗有一定的副作用，主要接种对象为15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给高龄人接种在国际上还没有先例。媒体的推波助澜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乙脑疫苗的生产商，他们成为这次事件中受益最大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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