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牟定狂犬病与打狗风波调查

　　牟定不大，南北向的南大街和东西向的中原路交叉着构建起县城的基本形状，西通楚雄东接元谋，北边通往姚安。半小时足够绕城走一圈。在老县城中心的十字街，往西走数十米就是稻田。28辆夏利出租车，是城里最好的交通工具，起步价3元。还有更便宜的马车，通往各个村镇，四五里的路程，只要5角。

　　在地图上描画，楚雄州位于云南的中间位置，牟定县则位于楚雄的中心，这个有“左

脚舞故乡”之称的县城，是地理上的“滇中腹地”。从经济上来勾勒，楚雄州所辖十个县里，牟定排行第七，“山区农业县”是最清晰的定位。和云南绝大多数地方一样，烤烟是县财政的支柱，只是每年不到4000万元的财政收入，和超过1亿元的财政支出之间的赤字，依旧印证着牟定贫困县的现实。

　　从7月25日开始，这个“滇中腹地”的贫困县，因一场由狂犬病疫情而来的集体应对——7月25日至30日全面扑杀全县54429只狗，第一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记者◎王鸿谅

　　“狼来了”的压力

　　牟定县的狂犬病疫情，随着一系列数字变更逐渐清晰。此前，不论是SARS还是

　　这压力起初并不明晰。在农村，人被狗咬伤的事时常发生，“农村养狗就是看家护院，攻击人也是正常的”，牟定县畜牧局局长唐启云回忆，真正开始感到异常是“6月23日，接到共和镇兽医站的报告之后”。报告内容是余丁村委会余丁坝村“有狗咬伤了家畜，被狗咬伤的家畜变得连主人都不认，还会攻击人”，“这就很奇怪了，从没听说过”。6月24日，畜牧局派人去调查，情况跟报告描述的一致，一条不能确定主人的狗咬伤了10只狗、两头牛、两只猪，其中被咬伤的牛甚至连主人都攻击。事后，“肇事狗”已经被村民打死，通过这些“被咬伤动物的发病史和症状分析”，畜牧局的技术人员做出了“疑似狂犬病”的临床诊断，但不能确诊，确诊必须要取发病病例组织在实验室分析检测才能完成。6月25日，畜牧局的应对措施是将所有被狗咬伤的动物扑杀，这工作也并不太好做，因为对于务农为主的村民而言，耕牛几乎算得上家中最值钱的财产。

　　在畜牧系统工作了18年的唐启云，此前从没有跟狂犬病打过交道。对这种“熟悉又陌生”的传染病，他和他的同事们还得找来书本资料“仔细补课”。各种关于狂犬病的复印资料，厚厚一叠，现在依旧堆放在唐启云的办公桌旁。8月11日，记者到访时候，为了保证叙述的准确性，他还会不时将资料翻出来，对应着念出某些段落。

　　就在畜牧局人员狂犬病知识不断增加的时候，因为“疯狗咬伤人”问题，惊恐的情绪开始在乡镇之间蔓延——7月1日，畜牧局接到了来自凤屯镇的第一份关于“疯狗咬伤人”的报告，报告上说有一只狗先后咬伤了10个人。唐启云派人到事发地田丰、龙丰两个村调查，确认的结果是咬伤人的狗共有两只，其中一只是五六斤的小狗，“明显疯了，连续攻击了同一个人4次”。被攻击的村民当时正在田里干活，这条来历不明的狗突然就冲过来咬他，躲避了几次后，村民将狗掐昏，丢在一旁继续干活，没想到狗醒来后，依旧冲着他咬了过去。畜牧局的诊断也是“疑似狂犬病”，唐启云说，当时他们就赶紧通知两个村的村民将自己的狗拴养，并调集狂犬病疫苗对两个村的狗进行集中注射。

　　显然，村落之间的天然交通状况，以及村民们传统的养狗习惯，都使得动物的流动性并不是那么容易控制。“从7月10日到18日，狂犬病疫情开始全面扩散。”唐启云自己真正感受到压力，是从7月10日开始，通过各村镇兽医站调查得来的数据，狗咬伤人的情况不断增加，范围也扩大到了牟定下属的7个乡镇中的4个:共和、凤屯、戍街和江坡。畜牧局从省上调集了6000份狂犬病疫苗，召集各乡镇兽医站站长，对几个主要村镇的狗进行强制注射。7月17日，楚雄州派畜牧专家下来，同样做出了“疑似狂犬病”的临床诊断结论。第二天，县政府下发通知，划定那4个乡镇为疫区，要求全县的狗100%拴养。但狂犬病疫情继续蔓延，唐启云说，7月23日，“县城城区也出现了狗咬伤人的情况”。

　　在唐启云感受到来自动物方面压力的时候，牟定县疾控中心主任夏兆洪则更深刻感受到人的压力，疫情来了之后的“排山倒海”。7月22日，县疾控中心进入紧张状态，从年初开始累计被狗咬伤的人数统计，“到这一天已经达到352人”。同样是从楚雄州及省里下来的专家们，7月23日对牟定县的状况做出判断，确定为狂犬病疫情。夏兆洪回忆，由副主任李忠勇负责的流行病学调查小组，在7月23日下午就拿出了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这也是牟定县第一次对人感染狂犬病的病例得出确凿数据——2人死亡，2人病危，病危的病例在7月25和8月4日分别死亡。统计下来，此次牟定县狂犬病死亡人数为4人。4名死者都是共和镇的村民，而共和镇也是牟定县政府所在地，面积占全县的1/3，人口也最多。

　　7月25日，县政府启动《牟定县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和《牟定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对全县范围内的狗进行扑杀。县领导在县电视台发表讲话，县政府发出了1000多份通告，号召群众防治狂犬病。同时牟定县全面关闭了县乡犬类及其肉制品交易市场，禁止县内各餐馆销售狗肉。相关部门设立了堵卡点，禁止狗及其肉制品向县外流通，对查处的狗一律捕杀。县政府先后两次共安排了20万元的经费，用于狂犬病防治。对扑杀的狗，每条补偿群众5元钱。

　　狂犬病的乡村现实

　　在疾控中心主任夏兆洪看来，“给狂犬病下诊断”，是整个狂犬病防疫工作中最艰难的环节，因为“牟定现有的技术条件和手段都很有限”。即便是牟定县的整个卫生防疫系统，对这种病的知识都是零星的，“听说过，没见过，连老医生都不懂”，被疯狗咬伤后发病送到县医院救治的病人，甚至医生也不能对症状做出准确判断。5月7日和7月7日分别死亡的共和镇村民肖正有和李秀文，直到7月22日疾控中心开展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后，才能被确认为是因狂犬病死亡的2例病例。

　　共和镇余新村村民施家英是夏兆洪和李忠勇亲眼见到的第一个狂犬病病例。这也是夏兆洪第一次能将书本上的症状描述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第二例是梁翠英。对于这两个病例，夏兆洪和同事们能做的，都只是下出“疑似狂犬病”的临床诊断，确诊同样必须通过P3级别实验室的病毒培养和分析检测，牟定县根本没有这样的条件，必须送到省里和国家疾控中心去做。而且确诊相对病情发展来说，也是一个滞后过程。夏兆洪说，确诊的三种方式，比如“发病第一周内取唾液、鼻咽洗液、角膜印片、皮肤切片做检测”，以及“提取脑组织标本做病毒分离检测”，其实都是在病人死亡后才能完成的，至于“发病后第8天采血清样本做抗原抗体检测”，事实上狂犬病病发后，患者通常在6天内就已经死亡。后两例死亡病例的标本，夏兆洪说已经按要求采集送上去了，但是结果现在也没有出来，给他的答复是，因为用来做确诊检测的试剂很多年都没有生产过了，所以具备P3条件的上级实验室也无法给出确诊。

　　夏兆洪也感叹，在牟定县的疾病防控中，狂犬病之前根本不是重点，接种狂犬病疫苗并不是一种乡村常识。一方面被狗咬伤在村民看来并不算大事。另一方面是疫苗的价格，225元一人份分5针注射的疫苗，对于这里年均收入不过2000元的村民而言，很昂贵。不仅村民，县城中的公务员工资也不过每月1000元左右。因为狂犬病疫苗是二级疫苗，接种只能由县疾控中心来完成，所以夏兆洪提供的数据，是2004和2005每年的接种人数都只有380人左右，平均下来，每天也不过1个人的样子。至于今年的数据，在7月23日之前的统计，是350人，相较以前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因此，疾控中心并没有从疫苗接种这方面感觉到异常。疫苗接种的压力，始于7月23日，强制性的疫苗接种开始，参照乡村卫生站卫生院一级级核对到人之后，统计上来的被狗咬伤的数字是352人，省里迅速调拨了一批疫苗到牟定。

　　数字还在不断变化，夏兆洪说，“7月23日至8月3日被狗咬伤的人数就有77人”。这429人的接种必须在短短几天内全部完成，“没办法，只能将药品发放到各级卫生院，共同完成接种任务”，这期间县疾控中心接种人数最多的一天到达26人。这还不是全部人数，从1月份开始到7月22日前被咬伤而又漏报了的数字是414人，所以最后统计结果，牟定今年开始被狗咬伤的人数达到了843人。除了21人外，全部在8月3日完成了疫苗接种，没有接种的人员，夏兆洪说：“除开外出打工联系不上的和一名孕妇之外，还有7个人就是不肯打疫苗，谁也搞不明白。”疫苗后来是按照178元一人份的最低标准强行注射的，疫苗注射做的不是免费宣传，“实在没钱的才减免了费用”，夏兆洪说，这也是考虑到县财政的现实状况，目前，仅疫苗注射这一块，疾控中心的投入估计有8万多元，县财政补贴了6万元，还有2万多元收不回来。

　　5针疫苗全部注射完成需要28天，但并不等于从此安全，夏兆洪说：“疫苗注射后在人体内需要1个月才能初步形成抗体，3个月后抗体基本形成，半年抗体才能全部形成。”比如死亡病例施家英，53岁的她是7月11日被亲戚家的狗咬伤，伤口在面部，受伤后到县疾控中心去打了狂犬病疫苗，她的丈夫和女儿回忆，那时候问医生会不会有危险，医生还说打了针就安全了。施家英从7月19日开始出现发热症状，家里人还以为只是普通的发烧。去村卫生站打点滴，也不见好。7月24日家人陪施家英步行到县城，原本是去打第4针狂犬病疫苗的，结果打完没多久，状况一下子恶化，送到县人民医院，痛苦折腾了一个晚上，7月25日就过世了。丈夫施家策还记得，州上过来的专家会诊了两次，才告诉他，“这个病80%是狂犬病”。

　　施家英和第4例病例梁翠英，从发病到死亡，同样没有超过6天。在亲历这种变故之后，不仅是夏兆洪和他的同事，还有牟定县的许多人，这才第一次对狂犬病病发后100%的死亡率有了深切的认知。现在疾控中心的任务是对已经全部登记造册的这843人进行“重点监测”，夏兆洪说，“绷着的弦现在还松不下来”。

　　扑杀“传染源”的争议

　　村民们在经历了死亡的恐慌和打狗的震动之后，正从混乱而复杂的情绪中平复下来，他们并没有太多用于感伤的时间和情绪，从8月初开始的烤烟收购才是当前生活的重心。家中一年的最重要收入，就指望着这个月了。

　　8月12日，记者去的几个村镇，弥散的都是烘烤过的烟叶淡淡的味道，余新村施家英家中的大门上还贴着白色的挽联，大女儿再次回忆起那一个星期的变故，伤痛固然还在，但手中的活计也没有停下来。房间里堆放着的都是烘烤过后呈现嫩黄色的烟叶，她和父亲忙着把这些烟叶分类捆好，有残损的烟叶还要用剪刀修剪。说起烟叶，丈夫施家策脸上总算有了一点笑意，今年烟叶的收成还不错，3亩地估计能有6000多元的收入。交谈中的施家策并没有太明显的情绪起伏，他从小被施家人过继收养，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施家英一同长大，后来结婚生子，或许这份青梅竹马的感情已经被他深埋在了心底，作为父亲，他更大的责任依旧是支撑起这个家，才24岁的大女儿，显然也已经成了家里的半个顶梁柱。施家英的医疗费算下来总共7000多元，养狗的那亲戚负责一部分，家族里的兄弟也帮衬了一些，才算是把这笔钱应付过去。

　　4个死亡病例都在共和镇，镇党委副书记周邵荣多少都会感觉到压力，当疫情得到控制后，他的重心同样必须转回到“如何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帮农民增加收入”的问题上来。单一的烤烟经济依旧是镇上的现实，仔猪养殖正在推广之中，而其他的农作物种植，也仅仅停留在解决温饱的层面上。人均年收入2000元的现实，决定了医疗和教育的支出，才是困扰这些村民最核心的问题。“农民有两怕，一怕生病，二怕孩子上大学”，有30年教龄的天台村老教师梁永超感叹着这种变化，他的女儿是村里第一个考上中专的学生。公允地说，在共和镇，经历了国家大规模“普九”建设之后，各村镇小学的条件已经大大地改善了，“现在每个村最好的房子就是学校”。教育条件的改善和村民教育意识的提高，也使得上大学成了各村最头痛的问题，天台村下属的几个自然村里，数起来也能有好几十个大学生，因教育而背负的庞大债务，已经成为村里最现实的问题。天台村委会主任丁开喜回忆自己送儿子去西安报到，“带了1.2万元过去，回来身上只剩了几百块”。

　　烤烟、教育和医疗的话题成为村民们更乐于交流的问题，狂犬病和打狗反倒不是重点。村民们养狗是“看家护院”的现实需要，并不是作为情感的寄托，狗在这里的地位太轻。用唐启云的话说，“人就是人，狗就是狗”，在农村养狗本质上和养鸡养猪都没有什么差别，村里也有一些小型的宠物犬种，不过也都按着土狗的方式放养，培养的也是看家护院的本能。牟定是一个并不回避吃狗肉的地方，夏兆洪说“土黄天”，就是秋天往冬天过渡的季节，“狗煮附片”是当地的传统进补方式。

　　至于给狗打狂犬病疫苗，更是村民常识之外的事情，3到4元钱一支的动物疫苗，唐启云统计，每年只要300多支就足够了，基本上也只是县城里的人带着狗来打，畜牧局和底下的兽医站，工作重点在于猪、鸡等重点家禽的防疫。打过疫苗的狗21天后就会产生抗体，理论上能抵御狂犬病毒的入侵。不过唐启云也解释，“不是100%的都能产生抗体，而是只有85%的有效，有15%的可能不产生抗体”。牟定县在狂犬病疫情来临才大规模强行给狗注射狂犬病疫苗，当县政府发布打狗决定的时候，这15%无法识别的可能带病犬同样无法幸免——这也成为牟定打狗风波中最有争议的因素。

　　县政府的说法是“为了保险起见”，他们所依据的是1998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第22条：“发生二类动物疫病时，当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隔离、扑杀、销毁、消毒、紧急免疫接种、限制易感染的动物、动物产品及有关物品出入等控制、扑灭措施。”以及2005年11月18日公布实施的《国务院重大动物疫病应急条例》。死伤数字和情绪的波动，已经让狂犬病升级成为牟定的“重大动物疫情”。疫情和后来的风波，也让县政府工作人员对其他地方狂犬病的状况特别关注，比如山东济宁，频频提醒记者，那里16例死亡病例已经是牟定的若干倍，而牟定“如果不是举措到位，后果也很难想象”。

　　在全国范围内，到今年7月，狂犬病已连续3个月居于传染病报告死亡数首位，7月份死亡人数为237人，6月份为198人，5月份为192人。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则表示，虽然局部地区出现了狂犬病报告发病数和死亡人数的增加，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情况没有特别异常，广大农村确实是狂犬病防治的薄弱地区，也是工作要加强的地区。-

　　相关专题：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