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陕西7-16血案中的主角

　　在同村的一个村干部看来，邱兴华是个“蔫包”。

　　身高1.65米、从不干农活的他，力气比一般的村民弱了许多，“更别提和道观上整天干粗活的那些道士们相比”，住在铁瓦殿的那些人“各个都虎背熊腰的，就连那个做饭的女厨子也因为常要自己砍柴挑柴都力气十足”。平时“和别人吵架只要人家比划着要动手，就灰溜溜地赶快走掉”。然而就是这个人，在7月15日凌晨屠杀了道观中所有的人。

　　参与案发现场取证的王警官对记者介绍，在凤凰山海拔2200米上这个面积不大的道观里，邱兴华的屠杀是一个个逐次进行又确实做到了不露声色——现场痕迹判断，即使睡的地方挨得很近，大部分被杀害的人也根本来不及起身，就被邱用斧头当头劈死。可见这次犯案下了多大决心，经过多么精心的策划。

　　究竟是怎样的仇恨让他这么费尽心思？以前他无论怎么受人欺负总隐忍不发，怎么会因为在道观里的一次争吵就用极尽残忍的手段屠杀道观6个工作人员和4个毫不相关的游客，其中甚至包括1名12岁的孩子？

　　铁瓦殿里的争执应该不是邱兴华仇恨的全部而是引爆点，这个不适应做农活、一心只想靠手艺或者差使人干活赚钱的农民，在经历了离开土地后生活的接连挫折，抱着一种偏激甚至被强化到有点病态的信念——他觉得自己的挫折只是来自运气的不济，而通过算命先生教的方式就能彻底改运——来到凤凰山海拔2200米山顶据说周围最为灵验的铁瓦殿了。或许当他所有期望和力量集中在这个狭窄出口的时候，哪怕一点小小的障碍都足以引爆他积蓄已久的焦虑和仇恨。

　　记者◎蔡崇达

　　邱兴华的妻子何冉红说她永远记得那一天——

　　车要开了。邱兴华推着妻子赶着上从石泉到安康的车，他们要去安康他挖土方的工地讨要工钱。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许久没有工作的他听说因为高速路桥赶工需要大量包工头和工人，便开始承包从石泉到安康的一些路段的桥墩土方。可没想到挖第一个桥墩的时候，有两个工人手指被机器绞伤了，结果算完整个工程款，他一分钱没赚。到了今年4月，从不干重活的他终于愿意去挖土方挣钱，挖了两个月却因为他找包工头整天要吃喝，算完账一分钱都没有。结果闹了一段，他发脾气拉妻子回来了，直到要准备孩子学费的时候，才答应去要点钱试试。

　　何冉红才刚上车，就听后面正和一堆人抢着要上车的邱兴华叫了一声。何冉红从窗子探出头来:“怎么啦？”他捂着胸口说:“被撞到了，怎么他妈的就一直这么倒霉。”说完这句话，他突然整个脸色变了，埋着头转身就要走。何冉红追问你去哪？他头都没有回说:“去买药。”

　　然后这一买就是几天不见。

　　那是6月3日，直到6月12日，在安康的何冉红才接到他的电话，电话里他声音有些低沉:“我去算命了，说我运气不好，要去铁瓦殿那里改运。”

　　8月19日，在达汉中市佛坪县大河坝镇五四村三组邱兴华租住的房子，何冉红对记者回忆起这一段还是忍不住眼眶湿润:“我应该早发觉的，当时老邱已经变得格外不对劲，嘴巴里一直念叨着，一定要去改运，一定要去改运。我当时不懂急急忙忙跑去和他会合，就这么他上了铁瓦殿，发生了那一切。”

　　不会务农的农民

　　何冉富坐在家里口，透过窗子指着对面的屋子，“那就是邱兴华出生的地方，不过从8年前离开，中间一直没有回来，从他要搬走那时候我就知道，迟早要出事的”。

　　事实上邱兴华是携家带口，连夜搬离他出生的石泉后柳镇的一心村。他妻子何冉红告诉记者，8年前春节那一天，邱回来得很晚，才刚进家门，对她说搬家吧，她一愣说搬哪？他也不回答，就自己收拾东西去了。

　　为什么要离开？何冉红的回答是:“因为从村里出去一趟很难，一心村前面是汉江，每次出去都要搭船，船又不是很多，后面是深山，里面还有野兽。当时老邱觉得出去什么事情都方便，而且他有点手艺，生活肯定比在这里好。”而关于为什么要连夜，何冉红的回答是:“他是个有想法说做就做的人。”

　　何冉红描述:“他还没读小学父亲就过世，母亲就发疯，他从小自己学刻印子卖钱养活自己。到初中时候，物理老师魏老师看他聪明，就教他修机器，还带他到处给人修农机，所以学成回来后，周围地区甚至远到其他市县的人都不远千里来请。”“老邱讨过11个对象，他是个很有想法又挑剔的人，和那11个姑娘都谈了一段时间后发觉不好就换，最终才选了我。在我们这儿，讨对象就是最终没有成也要花很多钱的，第一次见面就要给彩礼，如果觉得可以交往看看，那还要再去女方家认识亲戚——都是要一家家亲戚发彩礼，逢节日和对方父母的生日还要送礼。”她说她曾算了一下，“每交往一个女孩子要花3000到1万元，所以老邱白白花掉了将近10万吧，为的就是找个满意的对象。”

　　这样的说法在何冉富那儿得到的评价是:“这娃儿傻，被骗了这么多年还信他的话。”何冉富是何冉红的亲叔叔，也是邱所在的生产组组长。何冉富告诉记者，事实上何冉红的父母至今认为何冉红是被邱拐走的，“他使用的也是他唯一擅长的手段——吹牛”。

　　何冉富告诉记者，邱兴华的父亲是在他还没有读小学的时候就过世了，他母亲可能受这个刺激精神出现异常，“不过那时候还是集体经济，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他当时年纪小不用干农活，他哥哥在大队干一个人的活就能让一家人都有饭吃”。

　　他之所以判定邱早晚要出事是因为，“他过早用小聪明吃到甜头了”。

　　“那时候大集体保证他不会饿到，这孩子很会钻营，当时他看无论是领粮食立字据什么的都需要印子，他看到好多人刻个印子要到隔壁村找人，就自己琢磨，竟然也就懂得刻了，当时他给每个人刻个印子收3角钱，他不用干活能吃公家饭还兼着有了私家钱，所以就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也花钱喜欢出风头喜欢吹牛。”

　　何冉富觉得这几乎影响了他后面的一生:“当他舒服地过惯了的时候，大家开始不需要印章了，他已经收不了心了，就开始想些邪门歪道，小学的时候就常常偷村里的木材到街上去卖。”

　　邱兴华的小学、初中同学阮次文告诉记者:“他见人就吹牛，而且常常夸口说谁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他，结果一来一往他的朋友突然很多。”

　　在阮次文看来，邱一直试图去维持他那种虚荣。邱到镇里上初中的时候，也整天想着如何搞钱，“当时各个生产队都使用农机，我们一个物理老师魏老师修农机很出名也很风光，他就干脆不去读书整天蹭着魏老师，魏老师也乐得有人帮忙”。在阮次文看来，那几乎是他人生的顶峰，“在学校里属于走路有风的那种人，他当时都不和初中的同学交往，只和高中的同学接触，和我们讲话的时候，常用一种俯视的态度”。

　　不过邱并没有真正学会修农机，“他根本不吃苦，跟老师下生产队去修农机的时候，也就是看看而已，根本不专心，忙活着和别人吹牛、交朋友”。他的风光在初中退学后就早早褪去了，“因为是学徒，他修农机并没有太多钱，而当时的生活费确实为难住了他。1977年，也就是初二时候干脆就退学回村里了”。

　　根据何冉富的讲述，事实上，那时的邱兴华可以说是这个村孩子中“最娇生惯养的了”，因为“可能就只有他从没做过农活”。所以他回来时候，根本拿不动锄头，虽然已经到了要到生产队做农活的时候了，他还是继续腻在家里，借口说要给别人修农机，各个地方去乱玩。

　　他的危机出现在1981年，村里开始把土地分下去了，吃饭都要靠自己了。他尝试过做农活，“就是干不下去，做不了多久就干脆放弃了，于是他就想以修农机为生。不过农机就这么多，哪有这么多人找他修，而且事实上他技术根本不行，一修就露馅。更重要的是，他后来因经济压力，修一家农机就趁机想多挣钱，就偷偷盗卖别人的一些零件，甚至干脆卖人家找他修的农机。别人找他要，他就说不是给了吗？到了后来几乎就没有人找他了。”何冉富说。

　　从那时开始，邱兴华就开始到周围村庄找生意，就这样四处游荡。“他在老家根本呆不下去，一来没饭吃，二来所有人都防着他，他就干脆360天，300天在外头，这样回来还可以吹牛，说自己在外面赚了多少钱。”何冉富说。

　　作为生产小组的负责人，何冉富还拿出登记表给记者看:“你看，他的地我们都给他留者，就一直这么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