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与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脉络

　　《新周刊》与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脉络

　　一本杂志在一个时期里的辉煌与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某一位好总编、一批好记者或者好的摄影师，如果用更开放的眼光去观察，诸多成功策划和独特报道背后那些与时代密切勾连的因素才是其成功的秘密所在。

　　文/曾繁旭 图/新周刊图片库

　　1996年创刊于广州的《新周刊》，在短短时间内就获得好评如潮，确立了自己在报刊市场的位置。相隔10年，再往回看，就会发现，它的兴起，与其说是市场策略的成功，不如说是契合了时代的某种肌理。所以，把《新周刊》放回到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脉络中进行考察，或许是解读这本杂志最有趣的方式。

　　都市新富阶层与大众文化兴起

　　《新周刊》的创刊号(零期)已经巧妙地隐喻了这本杂志与时代的关系。

　　杂志的封面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一张合影。在邓南巡之后不久，刊登这张照片为封面，其实是在强化一种历史过渡的信息。中间的标题是“《中国可以说不》震动西方世界”，以及“江总书记盛赞‘广东，好’”，同样表现出对时代交接的欢欣鼓舞。与此相对的中国现实是，从1980年代进入90年代，“一个长期封闭的社会正在初步进行改革开放并走向改革深化的进程”；原来的理想情怀与大鸣大放让位于“发展就是硬道理”、“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大锅饭”和“铁饭碗”改变为市场经济中的“合同工”，工人开始下岗，而都市新富阶层正在形成。这一切正是《新周刊》创办的背景，而《新周刊》也可以说是对应了新富阶层的阅读需要而生的。

　　到了1990年代中期，都市新富阶层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万元户”的形象，他们更加关心生活和注重享受，带动了酒吧、健身、美容等流行城市文化的发展。同时他们萌发了文化自觉，需要通过某些文化产品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和身份定位。当时风头正猛的《南方周末》与《南风窗》，在他们看来，过分苦大仇深，丝毫不关心城市生活，最让人受不了的是，还沿袭着1980年代以来的启蒙主义式的精英表达，这一切和他们的生活都相距太远。他们要的是精致、华丽，而且不落俗套的东西，最好还有“一点点‘多愁善感’的姿态”。

　　《新周刊》正好是符合这些要求的。漂亮的图片、快意的表达，以及与时尚感的丝丝入扣，注定它要成为这个群体的文化象征之一。在我看来，这是它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而迅速成长的都市新富阶层，正在塑造新的审美取向，召唤大众文化的兴起。整个文化出现了转型：由精英转向流行与通俗，精英文化趋于边缘。《新周刊》这样带有时尚感的杂志的发展，仅仅是这个潮流中的一个部分，其他还有MTV、流行音乐、校园民谣、娱乐片、肥皂剧、独立电影、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明星隐私或掌故，这些共同构成了大众文化的存在样式。

　　有学者分析，为什么大众文化一旦产生，就很快覆盖了整个中国社会：“在基本温饱满足之后，在政治与日常私人空间分开后，中国大众竭力寻找属于个人的文化消费空间。正是由于这一新机遇，大众文化在与精英文化的生死较量中平步青云，显示了无与伦比的市场优势。”

　　价值的解构与社会心态的宣泄

　　在许多意义上，我们都可以认定19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而当这个篇章戛然而止，多元的社会声音陷入低迷，被经济的迷雾层层包裹起来。经济竞争的加剧，构成了脆弱的社会心理，而改革的加速延伸也形成过分紧张的社会关系。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人们已经在压抑之中生活了太久，有太多的情绪和不满需要表达。而闭合了许久的舆论空间，也骤然出现了空隙。

　　“砸烂电视”、“病态传媒”、“中国不踢球”、“足球大批判”、“中国无隐私”、“狗日的户口”……这是《新周刊》在那个时代发出的声音。当精英的批判沉默之后，至少我们还需要一些情绪的释放，重要的或许不是声音的理性，而是个性的彰显和情绪的痛快。

　　《1997大盘点》为《新周刊》找到了另外一种发泄情绪的好方式。“用‘十大’来表述‘痛快’、‘恶心’、‘愤怒’、‘感动’这些人们非常熟悉又易于表达情绪状况的词汇”，的确非常过瘾。据说一开始，总题的名字叫《清算1997》，当初用了这个“文革”式的表述，说不定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新周刊》的情绪表达，向来鲜明而尖锐，大鸣大放。封面又常用上纯红、纯黑的大色块，纯粹得让人触目惊心。但如果你意识到这种表达与社会情绪之间的共通，你或许就能明白，这本流行与通俗的杂志，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使用政治化的色彩与话语。

　　如同创刊人所说，在“中国不踢球”这一期之后，《新周刊》就发现了“批判性”是一个有效的市场策略。当然，这些批判指向的是生活方式本身。另外，情绪化的表达方式，也把一些复杂的议题变得不政治化。就好像“狗日的户口”专题，把严肃的社会问题表达得如此具有“恶作剧的快感”。或许这正是《新周刊》“新锐”的地方：“对某种既成规范形成挑战、反叛和批判，同时加入时尚(反叛的时尚)的先锋感”。这使得原本沉重和压抑的东西，变得轻松愉悦。

　　在那个年代，“无厘头”被当作个性化和反叛的表现，使用这种方式到了极致的是王朔和周星驰，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偶像。青年导演贾樟柯曾说“无厘头电影关注和表现的常常是一些小人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是艰难与困境，而无厘头喜剧就是一种自嘲和自我安慰的感觉。要生活下去，不能伤感下去，这是他们的挣扎和自我拯救，这也是他们在无奈感与无力感里唯一能做的事情。”

　　世纪末情结

　　1990年代，我们无疑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社会正变得多元与复杂，但是，在文化，特别是文化心理上，却涌动着一种世纪末的情绪。其中有对于改革的躁动不安，有对于未知前方的担忧，也有从一个理想主义时代转入到了一个金钱计算时代之后，无法抑制的内心失落。

　　美学研究者肖鹰在《阿姐鼓与90年代文化》中分析了这种失落与追寻：“在80年代的潮流涌动之中，追随或者反对，人们总是围绕某个或某类主题而动，因此，80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90年代之后，整个文化失去了基本主题，仿佛是一次盛大的夜宴之后，满街散游着兴尽寻归的醉客。究其根源，就是历史记忆的淡化，甚至泯灭。因此，寻找必然成为90年代文化的基本主题。”

　　与“寻找”相对应的是时间。整个1990年代都笼罩在了世纪交接这个时间节点的情绪之中，新世纪，或者说千年的转换，破坏了我们对于时间的正常感知。人们的生活，有意无意陷入到了“世纪末的情绪纠结”之中。于是人们重新捧起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作品，重新翻开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不管懂或不懂，海德格尔的那句“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成为了流行表达。

　　那么，到哪里寻找“诗意的栖居”呢？当我们对于前方依然惶惑不安，历史与回忆就成为最好的逃遁之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周刊》在这个阶段之中，频频出现的历史题材：“上海为什么怀念30年代”、“20年中国备忘”、“50年50句：脱口而出的共和国史”等。这些内容带着浓重的怀旧情绪，一方面是对回忆的整理，另一方面其实是通过回忆来制造距离，让人们远离混沌未定的现实：怀念与逃避，这正好符合了1990年代情感的本质特征。

　　有另外一些题材，把当时人们心中的无能无力表达得更为直接，比如说，“找个地方躲起来”、“不想工作”、“20世纪的爱与恨”等。“找个地方躲起来”是被《新周刊》列为“经典”的一期，封面上是一张完全隐藏在鲜花背后的脸，那么恰如其分地隐喻了世纪末那种无主题、匿名，而且失去生命力的状态。

　　自由度的增大，社会流动性的加强，以及潮流变化的更迭，放大了生活的不确定性。个体的生活状态显出了无可避免的孤独，“情感失落”必然是与现代化进程相互伴随的“深刻悲歌”。但另一方面，明目张胆的抒情也开始流行，“情人节”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时髦名词。适逢其时，《新周刊》推出了多个爱情特辑：“图说中国爱情”、“我爱你”、“爱情之死”，似乎要“为情感赎回被剥夺的空间”。

　　通过“整理回忆”，制造距离与呼唤温情，你完全可以感觉到《新周刊》正用一种非常煽情的方式，来寻找杂志与世纪末氛围的对应。让它取胜的并不是理性而是情绪、节奏和氛围。

　　与此同时，它也在制造关于新世纪的想象，比如“20世纪的一百张名片”、“明天就是下世纪”。然而，等到进入新世纪以后，各种煽情的文字已经在网络上泛滥，疏导世纪末情结的平台已经从传统媒体转移到网络之中，所有的传统媒体都需要重新思考自己与时代的对位关系，这同样也是《新周刊》必须面对的。

　　为时尚正名

　　在一个转折时代里，历史更替的痕迹存在于一切正在出现的时尚生活之中。时尚，当然意味着对于强制性的一致化、一体化力量的削弱，同时也意味着相对的多元与丰富得到呈现的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周刊》是有解放意味的。从形式上到内容上，它都是时尚的。它把一个个美女和政治领袖搬上了封面；它的图片多得简直就要宣布读图时代的来临；它不但讲时装、香水、名牌专卖店，也讲中产阶层的吃和住；它在表达上那么的个人主义，而对新生活的态度那么宽容；这一切都让它成为了时尚生活的同盟军。它不但开拓了媒体的表达方式，也为时尚正了名。

　　2000年，一期“飘一代”充分展现了《新周刊》对于时尚生活方式的倡导。当传统的社会关系和地缘关系被打破，“漂一代”就出现了，但这个概念对于社会现象的抽象还不够彻底。直到“漂一代”转化为“飘一代”，我们才更直观地意识到，这个时代在生活方式上的最新变化并不仅仅在于物理意义上的漂泊不定，而更多的还是在于精神气质上的避重就轻和自由自在。“飘一代”这个概念捕捉到了“社会生态的新表情”，为分散的、潜在的个人行为和生活状态，找到了精神上的归属感。许许多多人也因此获得了个人行为的合法性，公然承认“我是飘一代”。

　　除此之外，《新周刊》还有“消费时代已来临”、“抓狂短信”、“她世纪”、“忽然中产”、“外滩和它倡导的生活”、“F40-新中年肖像”等这些专题，同样是为新的生活形态的到来唱赞歌。另外，它还描绘出许多关于现代化的文化想象，比如上海的酒吧，和各地城市文化的兴建。“上海不是榜样”、“城市肖像”等专题就是这种文化现象的表达。一如《新周刊》对于自己定位的描述：要当“中国社会生活改变的记录者”，甚至成为“改变的倡导者”。

　　尽管“时尚”这个概念时常受到精英主义者的批判，但我更愿意看重时尚产品，尤其是时尚生活方式，对于个性和思想的解放作用。它在提倡快乐与自我的同时，就是对原有某些强制性力量的反抗，以及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冲击。正是因为《新周刊》这样一些时尚杂志的推动，使得年轻、自我、新潮、前卫、刺激、狂野和叛逆的形象有了表达的空间。

　　《新周刊》一直在为时尚、多元和个性开拓空间。让我们觉得，尽管我们某些想法足够的疯狂大胆，但我们并不是那么的孤立，那么的离经叛道，于是我们也就更敢于去倾听内心的各种声音，更敢于自由地去表达个人对世界的看法。人生的丰富性也因此有了可能。

　　开创中国杂志摄影新时代的《新周刊》

　　中国不缺乏新闻摄影记者，但在视觉系杂志遍地开花的时代，却缺乏在深刻理解自己服务的杂志的性质的前提下而努力工作的摄影记者。从这个角度上讲，《新周刊》的成功在中国具有示范意义。

　　文/顾铮 图/新周刊图片库

　　上个月，在上海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一本1996年的《新周刊》创刊号。与那个时候的《新周刊》相比，今天的《新周刊》无论从开本、编排看，还是从内容(选题、文字与图片等)与印刷质量看，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作为一份有着自己独特追求的“时事生活类杂志”(不是时事政治类，简称“时政类”)，《新周刊》经过十年的努力，已经在今天中国的同类期刊中，成为了一种标高。其指标之一，就是它开创了一种新的摄影体裁，那就是杂志摄影。也因此，《新周刊》以它的不断摸索与探索，开创了中国杂志摄影的新时代。

　　所谓杂志摄影，主要指的是特定的杂志根据自身的特点与办刊要求而组织摄影家拍摄的照片，另有一些图片社意识到某些杂志的特殊需要与存在，而选购以应需要的照片或摄影家出于同样目的拍摄的一些照片。这类照片，尤其是“时事生活类”杂志所需要的，大多数并不追求如时事类新闻媒介的“新闻性”，而是更注重于从常态的生活入手，捕捉积累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瞬间，以应杂志所需配图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以照片方式为杂志文章服务的插图。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好的杂志摄影，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插图，它有自己的见解、视角与风格，与文章配合使用时，会以自己独特的面貌令杂志生色，给文章拓出思维的空间。所谓杂志摄影，应该是能够与杂志的文章有一个相互扩张的关系。它不满足于说明的角色，尽管它肯定会给特定的文章提出一个说明。而好的杂志，更有一批优秀人才，包括摄影记者与图片编辑，当然还包括杂志的各级采编人员，都对摄影尤其是杂志摄影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所选用与组织拍摄的图片，以及对照片的使用方法，决定了一本杂志的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本优秀的像《新周刊》这样的“时事生活类”杂志，尤其是在聒噪“读图时代”的当下，没有对于杂志摄影这个专业摄影品类的深刻理解，没有明确的对于杂志摄影的要求，这本杂志是没有办法办出特色来的。

　　具体到《新周刊》的杂志摄影的特色，在我看就是敏锐的时代意识、丰富的信息容量、强烈的风格意识、视觉张力与细节呈现并重这几个方面。这正好符合《新周刊》这本“时事生活类”杂志的自我要求与自身定位。作为《新周刊》的杂志摄影，不赶也无法去赶新闻的时效，但它刊出的相关照片，对于杂志所涉及的各种事件，都会从视觉的角度给出具体的视觉化的阐释。但这种视觉阐释不一定就是就事论事的。它会跳脱文章的具体性而开出一个新的空间，因此就使文章的思考空间大为延伸。实际上，一张单纯意义上的好照片，并不一定能够与一份好杂志相配合，但好的杂志，一定会让一张好照片在杂志版面中大放光彩，并且一定会让它与文章相得益彰。《新周刊》选用的图片与文章之间的关系，有着一种相互扩展空间的可能。有时候看上去照片与文章各说各的，但两者并不是貌合神离，而是貌离神合。

　　说到《新周刊》的杂志摄影，必须说到《新周刊》“首席摄影”张海儿的摄影。《新周刊》可能是国内杂志中最早提出“首席摄影”这个职衔的视觉系刊物。张海儿是中国当代摄影中最早把自己的目光投向都市生活的摄影家。都市意识是张海儿摄影的核心成分。而作为一本面对都市生活者的杂志，《新周刊》以张海儿为领军人物，确定视觉基调，可说是深谋远虑，而这同时也可以感受到杂志对于自身的期待与标准。十年来，以张海儿为首席摄影的《新周刊》的杂志摄影，已经确立了它对于杂志摄影的趣味与标准。而且张海儿的摄影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发挥的状态，极具专业水准。他的摄影，也为中国第一代杂志摄影的风格与取向定下了一种标准。而《新周刊》的其他摄影记者，尽管后来的风格与趣味也许会与张海儿的不同，但显然都受到张海儿的影响，对于杂志摄影这一品类都有了自己的贡献。而张海儿特有的严谨，为其他人树立了一种标准与要求。《新周刊》不仅以它的实践重申了摄影的重要性，同时也为中国正在需求大增的杂志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摄影师。一本杂志成为了一所学校。

　　中国不缺乏新闻摄影记者，但在视觉系杂志遍地开花的时代，却缺乏在深刻理解自己服务的杂志的性质的前提下而努力工作的摄影记者。从事杂志摄影工作的人，比新闻记者更辛苦的是，他可能没有一刻是可以松懈的，他始终在寻找发现有可能在未来的杂志中使用的图片。因此他是有前瞻性的记者。而新闻摄影记者，可能更属于当下这一时刻。从事杂志摄影的摄影师，最重要的一点是知道自己杂志的定位与需要，然后从杂志的要求出发去拍摄照片。与其说他们是在拍摄照片，倒不如说他们其实是在为杂志积累照片，为杂志做一个图片库。他必须明白自己拍摄的照片不一定马上就用，但将来肯定会在某个时刻被恰到好处地用于杂志。因此他始终在考虑自己的镜头的指向。

　　我们也要对《新周刊》图片编辑与平面设计部门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这些方面的工作是要通过他们的创造性工作，为一张好照片再次增色生辉，而不是通过他们的工作折损照片的精彩。在这两个部门工作的人，如果没有好的眼光，没有对杂志摄影的深刻理解，那么无论是安排拍摄、采购照片，还是处理照片的版面使用，都可能会发生与《新周刊》这本杂志貌合神离甚至貌离神离的情况。

　　有十年历史的《新周刊》已经为中国的杂志摄影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新周刊》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这种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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