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十年

　　我们这十年

　　个人史是附在大史记表皮的那些毛，远看是传奇，近看是玩笑。客观来讲，个人在绝大多数时候只能随世浮沉；主观来讲，人人有机会参与历史的书写，幸运者能加注一两个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标签。

　　我们选取了十个人的十年故事，他们分别是体育解说员、互联网先驱、民营企业老板、电视节目主持人、官员、纪实摄影师、诗人书商、神奇教练、音乐评论家。他们各自的故事，虽然各有各精彩、各有各心路历程，但都显形于大史记的光芒和阴影之下，概不例外。

　　1996—2006年，历史在所有人身上碾过，烙下深痕。

　　黄健翔 风险和收益成正比

　　王志东 我的想法过于超前

　　席 殊 十年犹如过山车

　　张广天 十年三神话

　　杨 澜 我比过去有耐心

　　赵铁林 那个另类世界其实更真实

　　张小波 红旗下的侏儒

　　王俊生 搞足球没什么可牛的

　　郝 舫 比一还少，比最多还多

　　马俊仁 人生远没落幕

　　我们这十年之

　　黄健翔 风险和收益成正比

　　文/胡赳赳 孙琳琳

　　10年来中国足球的最大成果也许不是踢进过世界杯、不是女足、不是CCTV-5、不是俱乐部和联赛、不是球迷千千万，而是——黄健翔。他解说了1800场比赛：三届世界杯、三届奥运会、三届欧洲杯、三届亚洲杯、三届美洲杯、一届非洲杯、两届欧洲冠军联赛和联盟杯赛，12年德甲、6年意甲以及若干场次的西班牙和英格兰联赛。

　　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从1996年解说欧锦赛一炮走红开始，黄健翔就是从球迷的承认中脱颖而出的。他10年6次性情流露:1997年在录制《体育沙龙》时伤心饮泣；1999年退出《足球之夜》；2000年准备英国留学，最终因足球而放弃；2001年经历“中卡之战说球风波”；2004年在足球解说中呼吁观众转台看刘翔的决赛；2006年黄健翔38岁，他在解说世界杯意大利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时喊出了“意大利万岁”。

　　在央视五套出版的《五魁首》一书中，黄健翔说：“我觉得我和艺人没什么不同。做体育解说都该有点儿半疯半癫的劲，哪怕你装出来，半疯半痴才能感染观众。”为什么说这是艺人行业？“你把自己的脸在5套黄金时间放了一年半了，结果没人议论你，你就关在厕所里抽自己嘴巴去吧。”黄健翔觉得做影视就是做艺，需要一些特殊能力。

　　但也许这只是表象，他内心不允许自己平庸、平淡、平常。

　　当时赛场和评论席都很吵

　　《新周刊》:意大利那场比赛的解说，是有意设计还是高峰体验的忘我状态？

　　黄健翔:如果有事先设计，就不会给领导惹那么大麻烦。完全是突发的，魔鬼附体般的。当时赛场和评论席都很吵，旁边刚好又是意大利的电台、电视台，包括欧洲的媒体。在现场跟在电视机前看比赛不一样，有点像在一个很喧嚣的迪厅里扯着脖子说话，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声音喊破了，但是怕对方听不清，只能更拼命地喊。后来我看了一下自己当时说的话，从网络上扒下来的文字。从文字上来说没什么太大问题。如果看了整场转播，不断章取义，我对双方技战术的分析和评论都是很到位的，不过就是因为声音破了之后用力往上喊，把调门喊得太高了，让人觉得我声音当中有极端情绪。“意大利万岁”在那种情况下是“意大利足球万岁”的意思，在足球场上有特定的环境。

　　我的好朋友歌手景岗山跟采访他的记者们说：“他那个时候最应该喊的就是意大利队牛X！可是他能喊牛X吗？他没有词替代，只能喊万岁。”结果没有一个媒体敢写出来。

　　这只是一场体育比赛，而且全世界都是这么说体育比赛的。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要检讨的是，我可以把握得更好些。

　　“我是人不是机器……”这是我后来电话连线说的。在离开解说员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作为个体接受了张斌的电话连线。有些人把两段话混淆起来攻击我。

　　我其实是比较傻的，那会儿不说话就完了，我却很实在地说了这番话，就更加重了我前面的“罪”，“你在那会儿说的话表明你就是带有个人情绪的，你自己都承认了。”这有点过分，这属于诱供了之后给人加刑。把我后边这段话拿过来作为罪证，有点阴损，像“文革”的做法。其实，单独看解说里的话语，问题不那么严重。否则，人家澳大利亚政府就该有反应了。事实证明，所谓“引起外交纠纷”的谣言完全是某些惟恐天下不乱的“自己人”凭空捏造的——他们也太弱智了，忘记了澳大利亚是个民主法制言论自由的国家。

　　《新周刊》:你对这件事很气愤？

　　黄健翔:对，气愤的一是把这件事上升到“爱国卖国”的人，二是那些怀疑我赌博的人。除此之外，你说我人格有问题，说我心理有问题，说我业务不行，不适合干这个，说什么都行。我自己也确实要检讨和反省。如果不是领导的爱护和帮助，不是广大观众和球迷的支持和信任，后面的比赛我很难再解说了。但是，对那些扣政治帽子，上升到爱国不爱国的人，我觉得又可悲又可笑：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一套？还有一种人我也痛恨：自己赌球，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就跟张靓颖合影让大家看

　　《新周刊》:《像男人那样去战斗》里写到了张靓颖，把交往的前因后果都解释清楚了？

　　黄健翔:这么简单的事情就给弄成了“绯闻”。过两天华谊兄弟12周年庆典，请我去凑热闹，到时候我就拉着张靓颖一块照张相让大家看看。不就非要弄假成真嘛！

　　《新周刊》:总结1996年到2006年中国体育解说的历程，你觉得自己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黄健翔:我就想说那句我从书上看来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就是一片荒地，你怎么开拓都是你说了算；最坏的时代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规范、没有规矩的行业。

　　《新周刊》:中国的八千足球记者是否越来越像娱乐圈的记者？

　　黄健翔:我觉得不如娱乐圈。首先不如娱乐圈竞争激烈，竞争激烈必然会导致个人能力素质的提高，哪怕是造假的水平。有不少同行连基本的战术规则都没搞懂，就去搞足球了。

　　有的同行在赛场碰到一个外国的退役运动员，上去合张影，语言也不通。凭着这张合影，一篇专访3000字就写出来了。记者票是不能卖的，这次世界杯竟然有人把记者票卖给外国球迷，被国际足联抓住了，重罚，差点把我们中央台后面比赛的转播席还有一些采访的票都没收了。

　　我在德国碰到一个在英国BBC工作的中国人，一个前辈老大哥，他说一些中国记者实在令人汗颜。几个人凑在一起，每天一个人值班写稿子，大家都用这个稿子分别发给自己所在的报纸，其他人就出去玩。这值班的一个人还不好好写，胡编乱造。

　　《新周刊》:在这个圈子里是不是稍微比别人勤奋努力一些，就会比别人走得更远？需要天分吗？

　　黄健翔:我觉得能老老实实做事就已经不错了。然后在老老实实做事的人里要有一点天分的，才能突出一些吧。世界杯时我长住在柏林，但是在30个比赛日里，我有14天是在德国境内出差的。直到7月5号两场半决赛结束之后，我才有时间在柏林逛一逛。6月6号到柏林直到7月5号之前，我只认识柏林的火车站、酒店、球场，还有高速路。

　　世界杯就是全民娱乐

　　《新周刊》:你好像不像别的名人那样不接手机？

　　黄健翔:是吗？别的名人是怎么接电话的？人家都有助理吧。我没助理，也没什么怕的，只能自己接了。当时德国有一两百中国记者知道黄健翔住柏林，如果真有那么八卦、那么职业，到柏林堵到我们酒店去啊，起码能拍到我的照片，描写真实状况。而且我在德国时候用的手机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来问问我到底怎么了。这是职业操守问题，他们宁可道听途说，把别人的假新闻拿来放大、扭曲，也没有一个来找我。网上那好几万条关于我的假新闻也不知道哪来的，真服了他们。

　　《新周刊》:你怎么评价中国的球迷？

　　黄健翔:我觉得足球其实就是全民娱乐。世界杯的时候，我们频道的占有率达到70%多，收视率九点几，你能说看球的人都是球迷？有多少踢过两场球，懂足球规则的？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中国人本来就离体育很远。甚至我觉得，1996到2006年这十年比1986到1996年这十年，中国人离体育更远，因为学校里的体育元素更少了。所以，世界杯的娱乐成分和作用就越来越大了。大家看球就是为了找乐子，放松和发泄。跟看电影听音乐泡吧K歌没什么区别。

　　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在世界杯这个时候扮演一种主人翁的角色，去当裁判、当法官，维护所谓的公平公正，好像自己是世界杯道德法庭的庭长，动不动要给别人道德审判。齐达内这一脑袋要让这些人审判，估计直接就给绞死了：“你对得起祖国和人民对你的培养吗？6千万法国人民的目光、期待，国家的荣誉，你只顾自己一时之快……”想着都可怕。

　　西方人看世界杯，就是每四年该有这么一个“大乐子”，大家找个狂欢的理由而已。而一些人却要在里面找道德归宿，搞得自己痛苦，别人也紧张。巴西队在法兰克福输给法国队，第二天是休息日，我在法兰克福碰见好多巴西球迷，都乐呵呵的。

　　我没有师傅

　　《新周刊》:有你借鉴过或模仿过的解说员吗？

　　黄健翔:我有很多我尊重的前辈，但是，我没有师傅。我有徒弟，央视的贺炜和东方卫视的周亮。他们都是80后的，这两个人业务都很好。这都是他们尊重我，喜欢我的风格，非要行这个礼，其实也没有师生关系。只不过有时候有些业务上的交流沟通，作一些探讨。他们都要求我做一个正式收徒仪式，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事就一直放下了。在我看来，我们之间就是兄弟式的关系，他们把我当成大哥。

　　小贺开始说西甲的时候都是后半夜的比赛，我每天转完德甲、意甲回到家，还要看他说的西甲，一边看一边注意听着。觉得哪里有问题，就用手机短信发给值班的导演，导演看了之后就会通过通话系统跟他说。

　　贺炜说的第一个赛季是西甲，也是我们转的第一个赛季的西甲。那个时候皇马群星聚会，号召力很强。后半夜很多普通球迷看不动了，看西甲的都是些资深球迷，都是高端球迷，很挑剔的。小贺能挺过来很不容易，他很勤奋，也很踏实。现在他已经慢慢形成了自己的节奏，谋篇布局的风格。世界杯的时候应该带他去前方说的，多带一个解说员大家就好过多了，他已经完全可以胜任。

　　周亮的天分更好些。2001年到2002年，上海东方卫视后半夜转意甲的时候，我每次都起来看他解说的意甲，但是还不认识他。后来碰到了东方卫视的领导，我就说你们转意甲的那个小伙子解说很不错。再后来有一次我去上海出差，这个小家伙就跑过来非要拜师。

　　《新周刊》:怎么做到对比赛的预测那么准？

　　黄健翔:我们说比赛的过程跟天气预报一样，看着天气跟你说，那是很准的。不过我们预测足彩也经常错，足彩发行都4年多了，我还没中过一次大奖呢。那会儿有足球彩经节目，我们作预测的时候经常被彩友痛骂，当成笑料和反面教材来说。这次世界杯没有太大的冷门，我们这种所谓的专家预测都是从历史、实力、球员的伤病状况来说，都走正路，预测命中率就高，被大家当成笑柄的机会就少了。

　　《新周刊》:点评一下你体育解说的12年。

　　黄健翔:其实初期起步是容易的，因为当你还是非主流的时候，没那么多人注意你。这个媒体所说的“解说门”事件，如果不是在世界杯上，而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小比赛，风波就不会这么大。风险和收益成正比。给你一个很大的舞台，如果你没那本事，上去就是“现眼”，而不是“献演”了。

　　这是我认识的世道吗？

　　《新周刊》:有没有想过归隐？

　　黄健翔:早晚会有这一天。齐达内要退休，马拉多纳要退休，贝利也不可能踢一辈子。如果有一天我觉得我做事的方法错了，那我自己可能就会离开。于公于私我都不愿意干一件自己不适合的事情。

　　《新周刊》:你骨子里有躁动和兴奋的东西，你怎么去调节它，让它跟外界的冲突不那么明显？

　　黄健翔:我妥协得还是不太够，妥协得再好一点就好了。我对社会上缺乏公德、缺乏良心的事情比较愤慨。比如说媒体造假，这近乎于媒体对个人的一种暴力。然后他们又不用负责任，不用道歉。大众传媒都这样，对社会是怎样的影响？我觉得特别悲哀。(解说门)这个事件出了之后，张斌说了一句话：“这个世道还是我所认识的那个世道吗？我满心悲凉。”他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虽然有我的问题要检讨，出了一些业务上的错误，但是也要看到媒体的恶炒、恶搞当中，有很多实际上是很不道德的，也给我的各级领导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麻烦。

　　你在业务上怎么批判我、怎么骂我、怎么指责我都没关系，你不要编造事实。比如说我“首次面对媒体谈离婚”，这种报道出来之后，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有这种承受力，允许别人议论我甚至胡编，但是你不能把火烧到我的前妻和女儿身上啊？你什么时候采访我了？公然造假啊！

　　如果哪个记者敢当面问我说，听说你赌球啦？我就上去大嘴巴抽他。我要是赌球，公安机关就先抓我了，还用你问？编我“首次面对媒体谈离婚”的那个人，我要见着他就大嘴巴抽他。

　　《新周刊》:下一步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黄健翔:我希望能够平静地生活。老“战斗”也不行，“战斗”完了得休息休息。以后再发现一些好苗子，给他们创造机会，带一带，让他们能够多说些比赛。我们以后的转播任务很重，每个周末有十几场足球直播，需要更多的好解说员。

　　我们这十年之

　　王志东 我的想法过于超前

　　作为新浪先声和互联网启蒙者的王志东，十年来既遭遇了人生的巅峰也遭遇过滑铁卢，但无论如何，创建某种东西很有乐趣。

　　文/孙琳琳 图/陈澍一

　　提起往事，王志东靠向椅子深处，笑得十分开怀。这是2006年8月3日的上午9点，位于北京知春路的咖啡馆刚刚开门，屋子里都是上一夜留下的闷热气息，墙上有漫画涂鸦。王志东整天坐在这里办公，而不是楼上的办公室。

　　“我从小就喜欢摆弄电子元器件。”尽管在北京生活了22年，王志东的普通话仍带着乡音，总是把“元”读成Yan。他有两部手机，4个iPod，黑色的电脑连着各种数据线。说话的时候，习惯轻轻拨动键盘中间的红色滑杆。采访中，王志东接了一个电话，随口就把10分钟前只看过一眼的手机号码告诉了对方。

　　15岁那年，王志东花4个月时间做了个声光过压报警器，偷偷插在东莞中学实验室的电源上。老师把报警器拆开来看：日光灯启辉器、压电陶瓷片、电位器、保护电阻，4个普通的电子元器件装在一个肥皂盒里。看了半天，老师也没搞明白他设计的电路，王志东得意得不行。

　　“这是我的第一个得意之作，包含了我的价值观在里面。”王志东解释道，“这也是我做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用最简单的东西组合出有实用价值的方案。后来不管是设计软件还是办公司，我都追求这样一种境界。”

　　“软件的出路在于互联网。”有了这个结论后，1996年春节刚过，王志东开始全面实施互联网战略。3月，他为四通利方的互联网小组招聘了第一个员工。随后，汪延从法国派了自己的同伴回来找到王志东，“我就把汪延的小团队招安了。”至此，四通利方的互联网小组正式成立。1996年4月27日，SRSNET正式上线。

　　互联网到底应该怎么做，当时并没有很明确的结论。“即使微软的互联网战略也只是一个整体布局。”此时王志东接触互联网才不到5个月，很难确定哪个方面是能够真正发展起来的。“当时我们的布局有六七个不同的战略在同时启动，网站只是其中的一项。”

　　1997年9月，四通利方完成了融资。“我们融资的重要原因是想在互联网上大干一场。”但是投资人的意见很坚决，“不要提互联网。你现在的收入里面有多少是互联网收入？”王志东说没有。“你是个软件公司，你不是互联网公司。”王志东觉得最有价值、最有意思的东西被挡了回去，只能说中文平台。

　　王志东不愿意就此放弃互联网，“做得挺好的，干嘛把它关了呢？给我点时间，我把它卖掉。”1998年法国世界杯，虽然钱仍然没赚到，SRSNET却火起来了。王志东拿着媒体的报道给董事会看，让他们再宽限一些时间。真正的突破口终于很快就到来了。

　　1998年12月，新浪网正式亮相。1999年5月，新浪网运作半年左右，就已经后来居上，在收入、知名度和用户量等方面都成为中国互联网的老大。2000年，新浪股票达到史上最高点——每股56块美金，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现在。

　　“新浪的商业模式是我们在1998年确定的，当时整个互联网都还不成熟，做一个大卖场式的目标网站是非常必要的。”王志东用手画了一个大圈。“但是，”他话锋一转，“当市场成熟到一定程度时，商业模式就应该作出调整和变化。”

　　2001年年初，王志东构思的最重要一个变化是，把新浪按照业务进行纵向拆分。但在2001年，拆分是一个非常另类的观点，当时的资本市场一直主张合并。“投资银行过得很辛苦，必须有大的案子才能挣钱。”王志东的观点无疑是跟所有的投资人背道而驰。“结果我就被抛弃了。大家都觉得王志东疯了，王志东太过自负了。”他一边说一边笑，“我的想法过于超前。”

　　2001年6月4日，新浪网发布公告，王志东因个人原因辞去新浪网总裁职务。同时，新浪全球裁员15%。接着，悬挂在办公区的王志东画像被摘掉，被解雇的员工必须在1小时内离开新浪，连邮箱都被立刻注销。6月25日上午，王志东照常回到办公室上班；下午，新浪董事会就发布公告：王志东已被终止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及董事会董事职务。6月26日，新浪股票下跌4.74%。只有在电视剧里才能看到的戏剧化场面一幕幕闪过，旁观者瞠目结舌。

　　“当时媒体报道的并不是全部内容，如果把各种内幕串起来，更加戏剧化。这个事情出现是非常复杂的状况，有内因、外因，大事、小事，产业的问题、人员的问题、私心的问题等等。”当时王志东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情况下不出问题才怪。幸亏新浪上市了，很多操作大体上还不会太离谱，否则真不知道会怎么样。”从王志东脸上察觉不出任何表情，他顿了顿，“现在新浪的主要力量还是我当年留下的那些人。”

　　“新浪是我最重要的经历，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尽管如此，王志东还是离开了新浪。2001年，他创办了点击科技，定位于软件、网络、通讯三种技术的融合。“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企业市场，推广方式跟个人市场很不一样。个人市场对大众媒体关注更多一些，而针对企业市场我们则会更多地关注专业媒体，或者参加学术研讨会、管理论坛等等。外界可能会觉得我们在江湖上若隐若现，不像以前那么热闹。但是对企业市场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

　　2003年，推出协同软件产品；2004年，完成1300万融资；到了2005年，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流媒体都认同了协同软件，而且国内外整个产业都开始宣传自己的协同软件策略。这个市场趋于成熟，公司的战略又需要作出调整。”

　　王志东认为，如今流行的Web2.0，很多思想和技术跟协同软件是相通的。此时，他决定把协同软件往平台方向转移。从高端向低端、大众市场发展。“我们要面向企业的每一个个人、每一个终端，企业中的个人和生活中的个人其实都是同样一个人，这样就很自然从企业市场延伸到个人市场。”2006年6月底，王志东生日前两天，个人协同软件产品Lava-Lava试运行。

　　“我不离开新浪就不会有点击科技。”穿着彩条衬衣的王志东由衷地笑了，“创建某种东西很有乐趣。”

　　我们这十年之

　　席殊 十年犹如过山车

　　“这几年下来，我一年比一年悲观。这些年政府也很关注民营书店，但毕竟没有实质性的措施，比如在行政资源、贷款等方面都还是处于劣势。甚至只能自生自灭。”

　　文/陈艳涛 图/王旭华

　　1996年，以“席殊”命名的中国首家民营全国性连锁书店诞生。此后3年，它迅速发展为除新华书店之外中国最大的图书连锁店，而席殊本人，也开始有了“中国民营书业第一人”的头衔。

　　但让席殊啼笑皆非的是，媒体冠他以这个名号，却是在2000年6月。那一年席殊公司遭遇巨大的打击，几乎全盘覆灭时，记者们为了说明一个将要凋零的企业当年如何辉煌过，才给予席殊这样一顶大帽子。今天，再谈起这个“第一人”，席殊的感受复杂：他骄傲坚定地自认当时或是现在，他都配得起这个名头；但同时，他又摇头苦笑说：那有什么用？

　　在查阅了众多关于席殊公司的资料之后，那些所谓专业媒体所分析的关于席殊公司大起大落，犹如过山车一样的原因，让我产生一种模式化的想象：一家民营企业，在行业中第一个吃螃蟹，赶上了其他人都无法想象的机遇和挑战，发展迅速，又在事业的巅峰暴露出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过度扩张而导致的资金不足，比如家族式管理的弊端，比如不人性的企业文化，或是具体到协作上缺乏沟通、运作缓慢和渠道问题等等，加上2000年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的巨大打击，外国书商的进入，图书市场的无序和混乱，从此一蹶不振……这些关于“席殊现象”的种种分析顺理成章地给了我一个“结论”：席殊公司的10年沉浮是中国民营企业10年发展成败的代表。

　　但当事人席殊的讲述，推翻了一切。而席殊本人，这个在我少年时就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个曾经在其他报道中豪情万丈、野心勃勃的民营企业的经营者，却从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安静内敛的中年人，但安静也许只是表面，他的内里，未必没有英雄末路、生不逢时的感慨。10年，让一个要发展集图书出版、发行、零售于一体的文化集团的民营企业家，渐渐沉寂，走上一个十字路口，开始考虑下一步是否要继续。

　　改变一个人、一件事、一个企业，10年，当然不仅仅是时间——那么简单。

　　《新周刊》:你是书业联盟的第一个吃螃蟹者，作为开拓某个领域的人，一定会遇到别人没有过的困难挑战和机遇，对你来说，当时的困难是什么？机遇是什么？

　　席殊:书业联盟这个概念怎么说？我们就是一个图书零售商，用连锁、特许经营的方式做加盟店，我们是这个行业第一个做特许经营加盟店的，做的规模也算比较大。

　　1995年年底我决定进入这个行业，当时的行业秩序比较乱，当然今天也没有太大改变。新华书店因为体制问题，体系一盘散沙，服务意识比较弱，而民营书店受到政策制约，也没有做大的，当时也有很多人在做发行出版，但都是违规的，随时有可能被取缔，所以长不大，浮不上水面来。当然，另一方面，当时的图书市场虽然很大，但新华书店具有先天的资源和政策专营权，所以要把新华书店的垄断地位考虑上，民营书店其实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但我还是觉得图书市场潜力很大。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进入这个行业是很好的机会，未来我认为还会开放市场，我觉得前景会很光明。

　　《新周刊》:1996～2006年这10年，是出版业发生巨变的10年，身处其中，你感觉到几次巨大的冲击？

　　席殊:这10年里，我们创造了一些第一，也紧随潮流做了一些开拓性的事情，比如说第一个做全国性的连锁书店，从1996年开始，在北京、上海、南昌等城市发展直营店，我觉得这是一个机遇，因为当时还没有全国性的连锁书店。从1998年开始网络热，到1999年整个市场发生了变化，当时提出“鼠标＋水泥”，找我做网络的蜂拥而至，我觉得不能错过电子商务这趟车，就把连锁书店放了一下，全力以赴做电子商务，融资很顺利，2000年3月，旌旗网就开通了，当时影响很大，我们有做图书和俱乐部的经验，所以服务做得很好，当时各方面都在网上书店排名第一。就在这时候，网络经济泡沫已经开始破灭了，4月股市崩盘时，很多投资人开始撤退。但在这种背景下，6月，我们还签了最后一个单，和新加坡一个企业签了一个600万美金的投资协议。这时候还是很顺利的。事实上，我们的失败跟网络经济泡沫没有任何关系，真正的原因是一个突发性的事件，这个事件导致公司大伤元气，一直到现在。

　　这些年我一直对此保持沉默，这是我第一次谈起这件事。2000年6月，因为我们的年度十大好书评选里，推荐了一本禁书，这是个严重的失误，席殊公司差点被取缔，整个公司都瘫痪了。当时国内媒体就开始分析我们因为遭遇经济危机，有人离职而遭重创。当时公司内部确实出了问题，连我自己都没有信心了。公司能走的人都走了，其中有一个负责十大好书评选的人离开时发表了一个声明，和公司决裂，说公司是家族企业，存在各种严重问题等等。

　　在这之前公司没有任何负面消息，但从这时候开始，各种负面消息都来了。其实当时连我都不是董事长了，还怎么可能是家族企业呢？当时很多媒体的报道都受这篇文章的影响，把我们的失败归咎于此。后来我们一直很困难，虽然2001、2002年也有很好的发展，但总的来说还是在走下坡路，处于颓势，一直到现在。

　　《新周刊》:有不少专业媒体分析席殊书业10年的成败很有代表性，是很多民营企业沉浮的缩影，并归之为“席殊现象”，你自己认为呢？

　　席殊:我觉得不一样。我比较特殊，肯定不能代表民营企业。我遭遇过两次重大打击，一次是2000年的禁书事件。一次是2003年年底，政府出台一个新的市场管理规定，初衷很好，是要推动连锁经营，就是说你想申请连锁经营，就要有正式的许可证，实际上当时全国就我一家，但因为各种复杂原因，我们申请许可证的过程很不顺利，于是按照规定，席殊书屋都要改名，或是查封，又遭遇了一次重创。当时我都不想干了，走不动了，很痛苦。后来上级又有指示，已有的店不动，抓紧时间办手续。那就算活下来了。其实之前2002年发展速度是最快的，已经有了240多家店，如果没有2003年的事情，没有非典，现在发展到2000家都没问题。但，商场没有如果。

　　《新周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你在第十届政协会议期间提交了7件提案，所涉问题均事关中国图书业发展，是因为你觉得书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已经很迫切？

　　席殊:这个行业存在的问题很多，就今天来看也不是很乐观。行业太分散，家族经营，小作坊式的经营都有，诚信问题都很突出，行业规则就很难建立起来。当然，这几年随着新华书店的加强，整个行业的发展进程在提高，政府规划也说要出现4到6家辐射全国的书业集团，巨头的出现有利于建立有序的市场规则。

　　《新周刊》:你对于民营书店还有信心吗？

　　席殊:我不太看好，这几年下来，我一年比一年悲观。这些年政府对新华书店的推动非常大，虽然也很关注民营书店，但毕竟没有实质性的措施，比如在行政资源、贷款等方面都还是处于劣势。甚至只能自生自灭。民营书店不做大就没机会，但这几年，也没有出现特别大规模的民营书店。

　　张广天自述:十年三神话

　　“那些天，在人艺小剧场的演后座谈上，我舌战群儒，把人生前三十年的话都讲光了。”

　　《新周刊》做十周年纪念，约稿写我的十年，从1996-2006。这是个跨世纪的题目，老实说，好多2000年前的事情恍若隔世，已经记不起来。这个国家的十年，经历了别的国家的一百年，物非人非。洋人把我们古代看成梦和神话的年代，然后我们又进入革命史诗的神话时代，甚至连今天的发展浪潮也叫做“经济神话”(economic myth)。

　　神话一：盗匪

　　1996年冬天，我动身去长春，给在那里拍摄的《离开雷锋的日子》作曲。我乘坐的是末班飞机，到那里已是深夜。长春积雪封冻，寒冷异常。旅客太多，出租车不够，等了许久都没轮上。这时，一辆没有taxi标志的私家车靠近我，我问去长影多少钱，他说20元。从机场去长影的路我走过好多趟，这个价钱差不多，我便上去了。

　　可车没开过两公里，司机就让我下车，说把我载出机场了，付20块钱可以下去了。我问不是到长影才付20元吗？司机不答，掉头就把车开进了一片林子。在林子里，他把车停在一片雪地上。司机身边还坐着一个小伙子，两人一言不发，熄灭了发动机，一切都显得那么沉寂。最后，边上的小伙子打破沉默，递给我一支烟，说：“抽，东北的。”我点上烟，从包里取出两千块钱递给他：“拿着，缺钱花，明天给我电话，我在长影门口等你，不是圈套，要是不放心，你们哥俩定个地方，我送去。这会儿我身上就这些。”司机边点着票子边问：“兄弟，你是干啥的？”我说：“挣饭吃的。要早几年，没准我也干你们这行。下岗了吧？过去这叫阶级兄弟，黄连苦胆味难分。别介意，拿我的钱就像拿家里的。”

　　又是长久的沉默。忽然，发动机被点着了，汽车穿过雪地一阵狂奔，一转眼就回到了大路上。他们为我拦了一辆出租，跟出租司机说了几句，就把我移交了。

　　上了出租，司机问：“兄弟，他们讹了你多少钱？”我说：“没讹。”他不相信，说不可能，上次一台湾人交了8000元，还摘干净身上所有的首饰，才给放出来，据说这哥俩是这一带有名的劫客贼，狠着呢。

　　车到长影，我给制片打了个电话，叫他在门口等我，我说我没带钱，让他下来帮我付出租钱。没想，司机说不要钱，那俩交待过，不能收我钱。于是，我下了车，一摸包，钱囊居然是鼓的，两千块钱分文不少。天知道，这俩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把钱偷偷塞进我包里的！

　　说实话，很多时候我都怕过，但这次从头到底我没怕，在林子里那段时间，我甚至享受着异样的温暖。

　　神话二：导演

　　我原先的职业是，帮电视和电影打长工、短工，给那些影影绰绰的画面配乐。从1997年开始，牟森、孟京辉找我为戏剧写点音乐。这我就逐渐认识了不少舞台剧的导演、演员、编剧和周边工作人员。2000年前后，我和几个人合作，弄了一个叫《切·格瓦拉》的剧本，原意是发点不同的声音，朋友之间舒畅一番，实际操作起来我顶多给大家写几段小曲唱两句。没想，真要干的时候，居然没人愿意导这部戏，说剧本是团屎，没法干，来了去，去了来，只剩下几个熟悉的朋友在排练厅发愣。

　　一天，几位女演员突发奇想，一致推举我当导演，说别人来她们集体抵制不干，非我坐镇不可。我就这样，被赶鸭子上架地当起了导演。我的办法是，天天鼓动宣传，我曾说：“这戏不需演，只要各位顺溜地把词从头至尾道清楚了，就可以成立。”于是，众人被我忽悠，顿时信心大增。而我其实就想对付过去，快快溜走，赶紧去写我的电影音乐。

　　我用土法制枪造炮，主要手段是夸张、写意地叙述，然后抓住节奏，营造理想主义的状态。结果，这么一部跌跌撞撞的戏居然火了，人们接二连三地涌进剧场，还死拽着我不放，和我辩论。可以说，那些天，在人艺小剧场的演后座谈上，我舌战群儒，把人生前三十年的话都讲光了。

　　既然人们把我当真，非要我代表这个戏发言，我也较真起来。那就干导演呗，反正也是靠文艺谋生，作曲导戏，没多大差别。一个是组织管弦乐队，一个是组织前台后台，都是组织嘛！再说，在后来的实践中，我发现，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捣演”，积累的文学戏剧的功底着实要比所谓“专业”的人士远出几万里路程，他们太小儿科了。不知道是教学的原因，还是本人不努力。反正，我从矮子中拔尖，四两拨千斤地就革了戏剧的命！小菜一碟！

　　神话三：玉

　　玉是什么？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解释清楚了。但在古代是清楚的，就是温润、缜密、坚硬、瑕瑜互见、裂不伤人的那种石头。玉就是玉，是在和田玉龙喀什河中经千万年水火淬炼的籽料，其他都不是。现在你到大街上，一提玉，人就只知道翡翠，把翡翠当玉，其实满不是这回事。翡是红，翠是绿，红配绿赛狗屁。老佛爷不懂，就那点水平，她糟蹋了中国的玉文化。

　　为什么清以后没了玉，只存下美石？《红楼梦》说得最清楚。玉是中国人的魂，莫失莫忘，丢了，中国梦就破灭了。曹雪芹为什么以女娲补天遗落下的玉自比？那个时代，补天之玉无补天之用啊！《红楼梦》这本书，主要就是讲了宝、黛的故事。一个是金，一个是玉，最后金胜利了，玉碎了，也就是红楼梦的幻灭，理想主义的幻灭。

　　如今满大街的翡翠，就是以虚情假意替代灵魂的真实写照。孔子贵玉贱珉的论述最有代表，早就说得很分明。珉是什么？就是看着像玉的美石，就是玉石。

　　我有一粒很小的玉，是天工开物，是从河里直接捞出的籽料。我喜欢料，不喜欢工。料是不可再生性资源，而工一直在发展，将来会比现在更好。现在的人那么浮躁，那么不懂得尊重自己和生活，会有什么好工？这粒小料是羊脂玉，白如截脂，如肥物所染，精光内蕴，有的人与玉打一辈子交道都不可能得到一小截。但我把它送人了，送给一个叫德妮爱勒的奥地利女人，因为她为《圣人孔子》在奥地利的演出花了整整半年时间翻译德语剧本，使我们在国外的演出获得了在北京演出一样的效果。评论家和观众一致反映，她的德语是最美丽的德语。为此，我认为她有君子之德，她最配获得这粒羊脂玉。在维也纳演出结束时，我从身上摘下来赠送给她了。去年冬天的时候，我故地重游，在一区佛洛伊德常去的咖啡馆，她请我吃茶点。我问她，玉还在吗？她说每天都带在包里，寸步不离。孔子说，君子无故，玉不离身。显然，她是深谙其理的。

　　杨澜 我比过去有耐心

　　“我不在乎几个月当中人们是怎么看我，我愿意等5年、10年以后再来看。我比过去有耐心。”

　　文/陈艳涛 图—文建平/新周刊

　　1996年，赴美留学的杨澜重回电视圈。1996～2006，杨澜的10年，正是中国电视业发生剧变的10年，也是网络兴起、大众舆论产生质变的10年。

　　跟随杨澜的故事和视野，可以清晰地触摸到中国电视业一路走来的种种变化和发展。杨澜的从业经历遍及各种体制的电视台，从央视到凤凰卫视、阳光卫视，再到东方卫视、湖南卫视，几乎在中国所有体制的电视台工作或合作过，这种经历给予她不同的营养和更透彻的眼光，让她对中国电视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亲身体验，也看到了在这个传媒快速变化的时代，各类电视台都共同面临转型期的选择和苦恼。

　　就在几年前，杨澜的形象还几近完美。美丽、智慧、优雅、知性，几乎俘获了公众及媒体的所有赞誉。但网络时代来了，与她同时代的大红大紫的主持人们——比如赵忠祥、倪萍、韩乔生……几乎都遭遇到了猛烈的舆论风暴。

　　杨澜也没有幸免。2005年7月，杨澜和吴征决定捐出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做慈善事业，但此举再次引来网上种种质疑。杨澜对此的反应是淡然一笑，“我不在乎几个月当中人们是怎么看我，我愿意等5年、10年以后你们再来看。我比过去有耐心。”

　　赵铁林 那个另类世界其实更真实

　　“摄影师一般不写文章，我是没事就想写文章。我的照片是为了讲故事，是一种表达手段。”

　　文/孙琳琳 图/由被访者提供

　　2006年7月29日，摄影师赵铁林准时赶到东四十条的东环广场咖啡厅门口。这天北京大雨将至，闷热，能见度低，58岁的赵铁林仍穿着半袖的黑T恤和摄影背心，卷起裤腿隐约可以看见一道刀疤，是“文革”时被打留下的。

　　但“文革”留下的最大伤痕并不是这个。“一个很小的房子，门口还站了两个红卫兵。桌上摊了很多纸，是她写的检查。”赵铁林仍能清晰地记着1966年9月18日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时的场景，门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阶级异己分子刘玉文”、“刘玉文为自己的叛徒丈夫翻案，死有余辜”，母亲坐在床边，瘦弱，绝望。

　　10分钟之后，赵铁林被赶出了小房子。48小时之后，母亲在木樨地跳河自杀。对刚满18岁的赵铁林来说，这个世界变得不太好理解。

　　2个小时的谈话从“文革”开始，他一根接一根地抽了9根烟，一直没有笑，但是很健谈。“我现在不经常出差了，在学校还要备课、讲课。”他时常有一些警句式的话语：“不要企图在生活中开什么玩笑”，“上帝不会特别地眷顾谁，也不会遗弃谁……”

　　1996年，赵铁林48岁，第一篇作品《开锚交23的女人》发表在《大众摄影》6月号上。此时赵铁林在海南，跟一个叫小刘的女孩子共同生活在海口市的贫民区英太村——两年前，在英太村的夜宵摊子上，他遇到了小刘，并收留了她。

　　赵铁林不在乎别人的目光，也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将要完成什么。有个女孩子说：“赵老师，我招待你一次，我不要你的钱。”赵铁林只是摆摆手，拿着他的相机不停地拍。

　　每天一大早，小刘还在梦乡，赵铁林就背上器材出门拍片。中午带些饭菜回来跟刚起床的小刘一起吃，下午小刘出去做生意，赵铁林就在家里冲洗胶卷、放大照片。“我们的生活规矩得让人无可挑剔，就像角尺。”

　　每当小刘把客人带到家里，赵铁林就得到外面“避一避”，这个时候他常常在南大桥上看飞机起落。眼前的生活仍然是困顿和看不到希望的，但赵铁林是这么一个执着的人：“我三四岁时受了委屈，一哭就能哭半个小时，谁来劝也不行，不哭完心里就不痛快。”

　　1997年，赵铁林和小刘的生活相对稳定，他们甚至还养了一只叫蹦蹦的小狗，也是这一年，赵铁林的作品《纪明文和他的小伙伴们》在《新周刊》发表。

　　1998年，海南百业萧条，歌舞厅生意也不好做，赚不到钱的小刘脾气变得很坏，4月初的一天，酒醉而归的小刘大骂赵铁林：“你除了照相还会什么，这么大个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还得靠别人。”

　　赵铁林不气不恼，继续他的事业，“我和她们交往很深，我是长者，我非常体谅女孩子。”这种体谅也来自少年时代阅读的影响，赵铁林很喜欢《红楼梦》，1963年北京上映电影《红楼梦》，不管是哪个剧场，只要有5毛钱赵铁林就跑去看。“我从小看了很多文学的书，对女孩子有一种想象，可比贾宝玉厉害多了。”

　　6个月后，赵铁林离开小刘回到北京。1999年4月，出版了《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2000年9月，出版《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至此，算是给自己10年混迹脂粉堆的生涯画上了句号。2004年春节刚过，赵铁林接到小刘的电话，说她生了一个女儿，长得很像她。

　　“有情感是中国女孩子的天性，一旦对你有好感，她会记你一辈子的。”跟女孩子打交道的10年，无疑是赵铁林最窘迫的10年，然而也就是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文化的女孩子，却给了赵铁林最大的尊重和支持。

　　一个女孩子在得知他近况时这样对他说：“赵老师，我一闭上眼睛就想起你来了。想起你晒得那么黑。每天那么辛苦，别人还欺负你，拍广告不给你钱，没想到你现在终于功成名就了，当了大学教授。”

　　赵铁林回到北京，开始了新的方向，研究城南变迁史。那是2000年的事情，两年后，他被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聘为影像工作室主任，“清华大学找到我，可不是我找的清华大学。”他强调说。

　　1969年，赵铁林还在河南新乡当知青，队里派他夜里去看水泵。赵铁林一个人躺在机井房的地上看天，“一会儿一个星星过去了，很远的地方有个电厂很有光芒。”他想：我要写一本自传。这一想就是34年。2003年，《即将逝去的记忆》终于面世。

　　赵铁林的家就在东四十条，而工作室则在木樨地，“我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破自行车，去的时候骑一个半小时，回的时候一个半小时，一路上净在脑子里写文章了。”

　　问他跟别的摄影师有什么不一样，赵铁林没多想，说：“摄影师一般不写文章，我是没事就想写文章。我的照片是为了讲故事，是一种表达手段。”

　　临别时，赵铁林应邀带我们到东环广场的小书店买他的最新作品《她们》，店里的小姑娘已经认识他了，热情地请他在几本待售的书上签名。《她们》厚得像一本工具书，封面上，“小蛮腰”抱着腿坐在椅子上，几绺头发垂在额前，一张画得完美无缺的樱桃小口，只是眼神有些茫然。

　　《新周刊》:10年前的1996年，对你来说，是否是重要的一年？

　　杨澜:1996年对我来说，有三件比较大的事，一个是当时和上海东方电视台制作《杨澜视线》，那虽然在我主持生涯中并不是特别起眼的作品，但我从主持到制片的转型就从那时开始，而且是从过去《正大综艺》的娱乐节目，开始进入人物专访和社会专题，所以这对我是很重要的转变。

　　我个人生活的两件大事，是那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专业硕士毕业，生了第一个孩子，还写了《凭海临风》那本书。那一年是我特别忙碌、收获很大的一年。

　　《新周刊》:当时对于自己回归电视界是不是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

　　杨澜:当时给我的选择很多，有一点迷茫，但当时很清晰的一个理念是：出去读书就是为了不再做娱乐节目主持人，我觉得自己的性格和爱好并不适合这个，这个转变在美国完成了，而未来大的事业的走向，就是想做跟新闻更紧密相关，做更有深度的节目，想不仅做主持人，也做幕后的制片人。但具体去哪个台做，其实那时不明确。

　　《新周刊》:如果说你是这个转型时代的一个符号，你是怎样体现着时代变迁中你所在的电视业的各种变化？

　　杨澜:每个人都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某一个侧面。从传媒的角度来说，我的确是赶上了几个转折：央视过去的主持人都是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的，公开招聘一个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人，上来就做重点栏目的主持人，这个是第一次。所以后来他们说为什么你同情“超女”，因为你也是海选出来的。第一次在没有任何家庭和职业背景，通过选拔出来做主持人，这代表了中国传媒的一种变化。在1990年代初，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基本上是不许改稿子的情况下，我的节目组里，当时我和姜昆、赵忠祥却可以自己串词，可以讲小时候怎么尿床的故事，可以讲对一个社会问题的观点，这在当时是没有的，这也是时代在转变。

　　出国留学也是一种时代特征吧。1996年我回来时，当时有很多的声音希望我留在美国发展。但我当时特别清醒，认为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作为一个传媒人，放着这么好的故事不去报道，这不成逻辑。这么大的社会变革，一个媒体人有很多事情可以报道，可以做，这就是我回来的一个时代背景。

　　阳光卫视开始运作时，我一直有一个人文艺术片的理想，而我先生在资本领域的经验和见识帮助了我很多，起码是使这一想法得以发芽，而中国人能够参与海外的资本市场，来实现传媒企业的发展，这真的是第一次。还有我做人物访谈，过去要约一个国际知名人士被一个中国人访谈是很难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人怎么看。从我1998年开始做《杨澜访谈录》到现在，我采访了近500个国内外人士，包括很多国家元首和国外知名人士，这在1980年代是不可能的，这和中国国力的发展，和跟世界的融合是在一起的。

　　奥运这个事情，我也认为这是我自己人生中很大的荣幸和骄傲，参加奥运这件事让我觉得：当你的命运真的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时，那种感觉还是很棒的。

　　《新周刊》:要承载很多重角色，追求完美，是否是你们这一代都市女性最大的困惑？

　　杨澜:这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困惑。我做《天下女人》的时候，就觉得这一代中国女人，因为在极短的时间里经历了太多的变化，母亲们的经验都不管用了，无论是生活方面，还是情感和教育等各个方面，母亲这一代的经验真的是帮不上太多忙，都要靠自己去摸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幸运是面临太多的选择，我们的不幸也在于选择太多。我们有太多的可能性，苦恼就源于此。想抓到尽可能多的成就感、爱和别的。我们这一代女人一定是很矛盾，很困惑，很忙乱的，不可能气定神闲。我经常说你只要看看我的衣橱，就知道我处于怎样的混乱状态。

　　《新周刊》:10年后的今天，网络的发展，让公众对于名人的评判变得空前苛刻起来，从前几近完美的你，现在也会遭遇负面新闻，让你印象比较深的是哪几次争议和质疑？面对争议，你以怎样的心态去承受？

　　杨澜:争议和质疑有很多次，我并不愿意一次次去提。比如说我刚结婚时，就有一种圈内的传闻，说杨澜嫁了一个很有钱的老华侨，其实吴征就比我大一岁多，而且当时我们是一起创业的，他也并不是富甲一方，这不过是一种社会的想象力，觉得一个女主持人就应该怎么样，这当时让我有点不开心。1996年，还有一种批评是说《凭海临风》注水，其实这就是一个版面装帧和设计的风格，我把我该写的文字写好了，但没想到这会引来了一种道德的指责，这是让我很困惑的一件事。

　　可能我们这个民族这么多年斗争的经验在起作用，特别容易从道德上去评判，而不是从事实上去求证。当然，即便如此，在我单纯做主持人时，媒体和公众对我还是不错的，也挺公平的。后来开始做阳光卫视时，进入一个复杂的商业圈子了，这中间很多的竞争也会通过在舆论上的攻击表现出来。我一开始很不适应，我觉得我不是那样的，我没有做过，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是愤怒地、忙乱地反击，现在回头想，这还是说明我没经过什么风浪，很意气用事。随着对社会和人的更多了解，我现在学会去理解了。那些说你不好的人，其实是他当时有恐惧，很多人是因为自己心里害怕，才去伤害别人。

　　去年我和我先生决定捐出自己很大一部分财产来做慈善。慈善事业过去在国人心目当中就是遇到水灾海啸了捐点钱，但没有长期做慈善的传统，对海外各种基金会的捐赠和运作的方式也不是很了解，那我觉得如果能让大家了解一下，做一下家庭作业，也挺好的。而且我也不在乎几个月当中人们是怎么样看的，我觉得可以等5年以后，10年以后你们再来看。我会比过去有耐心，不急于辨白一些东西。

　　《新周刊》:在一个访谈里你说“我不是个好商人”，当时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

　　杨澜:是一种很平常的情绪吧。2003年如果有人问我，我说不出这样的话，到了今天，我可以很坦然地这样说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战胜了自己，如果一个人知道了自己什么方面是不擅长的，这是人生的一个进步而不是退步。

　　《新周刊》:这10年来，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杨澜:这10年来走过的道路，其中伴随的快乐和眼泪都是我自己选的，即使过去的生活可以像我父母那样非常平静，但他们的生活更多的是别人给他们规范好的，我这10年可能有很大的欢乐，也有很大的痛苦，但这是我自由选择的结果，我宁愿要这样的生活。

　　《新周刊》:你觉得，今天你的同行们和10年前相比，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杨澜:更多人来自不是一个固定的培训渠道，更多人有自己的观点和个性，不再是念稿子的工具，这是中国电视业一个飞跃性的进步，这也说明主持这个职业不神秘也不难。但任何一个社会，随着它的成长，在热闹和娱乐背后，还是需要一些沉得下来的东西，人们虽然厌倦了媒体的说教，但也不会仅仅满足于疯狂的热闹和娱乐，而喧嚣过后，必然需要静下来的东西。

　　张小波自述:红旗下的侏儒

　　“我有幸忝列《新周刊》评选出来的中国‘200新锐人物’:地下诗人，先锋作家，民族主义畅销书作家，书商——我的身份混乱不堪。这充分说明了本人前半生多么失败——我是一个失败的‘新锐’。”

　　十年前，《新周刊》创刊号上刊登了一张我和国旗的合影。这件事让我长时间不太爽利——并没有什么大不敬的想法，与他人合写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你就可以不仅仅傍山依水地留影，似乎传媒认定了你已获取站在旗杆旁把脸庞抬向天空的资格。这实在不太搭调。自然有很多女士先生认为你在“借国家之名以行”。其实《说不》这本书的草莽气质及那种恶狠狠不容回旋的青春幼稚一望便知，几乎全是些个人想法，所谓“每个人都置身于中美及中日关系之中”，所以官员可以发言，专家可以发言，我们也要发言——和尚摸得我也摸得——这便是最原初的写作冲动。它的确卖得好啊。在南京街头，我打两部的士，司机的挡风玻璃下都放着一本《说不》，当时沾沾自喜，觉得这个随机抽样比率真高。但在那些天下主义者看来，他们发现的是另一面，即民族主义的狂热性一旦被煽动起来有多么多么可怕。作家出版社社长张胜友和我吃饭，他说你知道吧，你们这本书一出来啊，世界银行本来给中国XX亿的贷款没戏了。我一听晕倒，赶忙声明，要么中国有问题，要么世行有问题，在这件事上，本书没有问题。其实我心里大犯嘀咕，真有这回事啊？世行如此决策倒挺好玩的。

　　五六年前，从澳洲回来的某著名学者宣称：我就是我，我没必要通过一个民族的标签来确认我自己。几天后，我们闲谈时听他说起中国大陆留学生的性苦闷，别说外国女子看不起，连港台女子都不愿意搭界的，以至于——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看被使用过无数次且出现马赛克的毛片并集体手淫——我绝不是说一旦跟外国女人上床就是民族英雄啊。只是同一个人的两段叙述互相打架，互为倒挂的镜像。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怀与现实世界常常不兼容，且无力翻盘。

　　这难道不是我们共同的际遇？十年来，我越来越少并尽可能回避再去谈论那本《说不》。不错，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并不坚定；我对自由、平等、宽容(特别是对异见的包容)等概念从字眼到内涵有天然的渴求与亲和。多年前我就说过：就我们几个作者而言，“说不”的使命已经完成，当年的发言仅仅是一种情感的抉择。但即使是这样的反复低声诉求还是遭至太多的过度诠释与曲意歧解。

　　我有幸忝列《新周刊》评选出来的中国“200新锐人物”，看了里面的人物介绍我兀自发笑，地下诗人，先锋作家，民族主义畅销书作家，书商——我的身份混乱不堪。这充分说明了本人前半生多么失败——我是一个失败的“新锐”，这样的修辞倒也别致。如此多的角色真可以弄出一台话剧来，但我却苦于无法为其命名。

　　其实，如果把这个十年(1996-2006)算作是一个年代，我们以何命名？它平庸、混乱，充满危险的过渡性。但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以一套古旧的语法力求描述它，其结果必然是可笑和荒谬的。而“诗人的消失”正是这个危险的年代的一个重要特征——米兰·昆德拉有过类似的表述。在去年的一个冬夜，我曾送醉酒的诗人李亚伟回家，他身躯摇晃，时不时把脑袋贴近地面，嘴里囔囔着：“我要找，我要找。”他同时还行吟：“我毫无用处，我毫无用处……”

　　我用处何在？十年来，我好像只写了一首诗，而且到现在为止仅记得其中两句：别露出牙齿/别暴露戒指围成的空洞。什么意思连我自己都无法辨认。我不再参加诗人们的聚会，我对他们的论争不明就里——各有各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多年前作为诗人存在的理由并不可信，而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命中注定的诗人。我厌倦了他们中一些人的算计，策划，排座次，拉帮结派，自我命名……可以说，这个年代的根本问题不是“诗人何用”，而是诗人何在。

　　我用处何在？我选择了一个每时每刻都可以自嘲的职业:图书出版商。我策划出版了太多速朽的、用过即扔的，甚至几同于垃圾的书籍——我不会后悔的。我坚持这样的理念：人民群众有满足自己的低俗情怀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为了出版北岛的作品耗神无数，也为《蜡笔小新》终能印行心中窃喜。我出版李亚伟、孟浪的诗集，尽管它包赔不赚，我仍发下宏愿要继续为之。

　　2003年，以写《交锋》成名的马立诚来找我，希望我能帮他出版论述中日关系的《超越道歉》一书。《交锋》对《中国可以说不》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在他的《超越道歉》里，《说不》的几个作者被其揶揄为“小农思想家”。他诚恳地对我说：小波，里面有些批判你的文字，你觉得不舒服就把它删了吧。

　　我严肃地对他说：“老马，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你批评我，并把这样的书交由我出版，这对我是多么功德无量的事情啊。它至少论证了你以前说我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判断有误，我不删我不删。”

　　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我的肌体在无力地承受时间的咬啮，承受自我分裂的灵肉撕掳。作为一个曾经的诗人，一个经年累月写不出一篇文字的作家(这个名头还是自封的)，这种内心的无助让我深怀恐惧。看着周遭喧嚣的一切，我在短文《今夜谁在阅读米奇尼克》中写道：在未来变革的道路上，知识分子扮演何种角色，让我们擦亮了眼睛等着看，但我现实地看到的却是高度戏剧化的插曲，我不断看到的是让我窃笑不止的卑琐，曾经一度人们热谈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却看到更多的“友情客串知识分子”，几乎无人有原罪的感觉。救赎这个命题，他们是准备给别人的，与己无关。他们要么缺位，要么帮闲。把这个十年抽离出来看，我们很多的知识精英只能被称做“高速公路上的慢”。

　　我，我自己，几乎无知无觉地茫然前行，我毫无用处，我毫无用处。可是，我生来并不是为了有用。每念及此，脸上莞尔，心悦然焉。

　　王俊生 搞足球没什么可牛的

　　比起现任的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谢亚龙和前任的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王俊生的个人史更能折射中国足球的“艰”与“衰”。

　　文/傻青 图/新周刊图片库

　　王俊生现在的身份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中体产业公司董事长。自从2002年7月正式离开中国足协之后，王俊生极少在公开场合评论中国足球和中国足协。“之前是天天与足球打交道，现在是天天和商人打交道”——王俊生如此评价他目前的状态：“这两年视野拓宽了许多，之前搞足球就总想着足球不考虑其他的。其实不然，搞足球没什么可牛的。”

　　跳出足球之外，王俊生才会以更宏观的角度审视中国足球，正是那些天天打交道的商人，让他看到了“国家宏观发展对足球的制约”。王俊生回忆起了在他刚刚接手足协的时候，为了“青少年足球”，足协曾设想在每一个新建楼盘小区内设有足球场地。为此，王俊生找到了相关负责人，得到的回答是：“不是我不给你建球场。现在北京有几十万人没有地方住。你说，我是把地方给这些人盖房子呢，还是留出来给你建球场呢？”王俊生听完之后，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1991年11月，在即将离任的年维泗的力荐下，王俊生正式调入中国足协任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2001年，米卢率中国队冲入世界杯，实现了历史的突破，而当初米卢入主国足却是王俊生拍板决定的，只不过没过多久他就改抓党务和女足了。在中国队出线的那一刻，人们更多听到的是他的继任者阎世铎的慷慨演讲。作为中国足球改革栽树、育树的最初的关键人物，王俊生此时已经不在大众的视野之内了。

　　王俊生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主要缔造者，正是在他的主持与研讨下，最终确定职业足球联赛成为中国体育改革的急先锋。此后，王俊生又相继主持出台了中国足球的转会制度、限薪制度、绿茵工程战略，决定组建健力宝队赴巴西留学5年，规定每支甲级队必须有三支不同年龄的后备队等等。王俊生在任期内意识到中国女足在国际足坛应有的地位，逐步加大人力、财力投入，中国女足的黄金一代在1999年达到了巅峰——世界杯亚军。

　　虽然做了很多打基础的扎实工作，但不事张扬的王俊生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屡受打击”。工作默默地干，而历次挫折和失败的原因则会被外界毫不客气地归在他的头上。

　　1995年3月，一次车祸使王俊生险些丧生，造成双臂五处骨折，医生曾断定他有可能生活不能自理。在1997年之前，由于中国职业联赛发展较快，使人们迅速淡忘了中国第一位洋教练施拉普纳统帅的国足1993年兵败伊尔比德的伤痛，1995年和1996年甲A的繁荣升腾了人们对1997年冲击世界杯的渴望。不幸的是，1997年的失利引发了中国足坛最大规模的足球批评，金州兵败后，王俊生成为众矢之的。而老榕发表的帖子《金州不相信眼泪》和《新周刊》的号外《中国不踢球》，成为中国足球传奇时代的经典祭文。

　　1997年之后，王俊生并没有失去机会，“中国历史上最强的一届国奥队”似乎有能力为他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来一次咸鱼翻生。但英国教练霍顿再次打击了这个沉默的足球领导人，“恐韩症”这个魔咒般的名词压得王俊生和中国足球喘不过气来。更不幸的是，1999年年底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渝沈案”，可以说，从那之后中国足球失去了全社会的信任，人们对王俊生的信心指数也降至最低点，许多人开始怀疑职业化6年的成果。

　　媒体开始大量报道中国足协管理混乱、内部存在廉政问题，但王俊生的为人却始终未曾受到怀疑，有个长期同王俊生在一起工作的人说：“如果中国足协还有一个人没有去过歌厅的，那就是王俊生了。”

　　但造化弄人，留在足协的王俊生接管中国女足时，盛极一时的“铿锵玫瑰”又凋零了。

　　2000年5月，由阎世铎接手管理中心主任的位置，尽管王俊生还担任党委书记，但实际上从这一天起，王俊生已经退出了中国足球历史的舞台。

　　身在中体产业的王俊生现在更多从“产业”的角度关注中国足球。“中国的足球环境很不好！我们足球环境之恶劣正在全面遏制着整个中国足球的发展。中国足球的市场、文化和传统等等各个方面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我们足球圈内，很多人仍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

　　王俊生认为解决危机的最终办法在于政府要彻底退出投资者的舞台：“政府的职能应该从管理者和投资者的角色转变为管理者和监督者。只有大胆地引进投资人，才是我们正确的发展路线。”

　　郝舫自述:比一还少，比最多还多

　　1996年，我忽发奇想离开官办报纸去开书店，其实是想开始一种自我清理。对体制的依赖，那一刻达到最低点。通过写作《灿烂涅 》而探究美国地下文化的兴起，更是让我坚信一种朦胧的文化希望也在中国开始酝酿了。虽然一个书店不可能承载什么文化重任，我还是尽量自我安慰，觉得自己尽力做过些什么。

　　同样是因为写这本书，在中科院和清华的实验室，我成了中国第一批接触互联网的人，对一个已经被80年代培养出饥渴般求知习惯的人来讲，当时的互联网即便还简陋不堪，但已经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所以1999年，我成了MTV中国网的第一个员工。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那是一段极其值得怀念的岁月，美好回忆包括老板首次面试我迟到半小时，3个月内做到MTV全亚洲网站访问量排名第一，还有，短暂而快乐的全公司QUAKE 3大战，那些比我小十几岁的孩子全部成为我的手下败将。

　　随后是我持续近5年的星空卫视和[V]的电视岁月，对一个长年沉溺于书本的人来说，电视是让人修正到“中等心智”的最佳职业，自然，也是最容易发现深度思考百无一用的行业。从进入这个行业，就有前辈提示我，最好的制作人都是用钱堆出来的。老板则告诫我，不要把工作太个人化。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工作，但从身心的紧张程度和成就感的对比而言，它绝不是一份值得长年投入的差使。

　　《Rolling Stone》中文版的创刊，让我回到离开已久的音乐文字圈，且看看是不是10年后的又一个新开始。

　　方舟书店的经历，是以做知识分子为理所当然归宿的我第一次面对市场。那时候一年面对的无非是十万元级别的进出，开始发现自己对数字毫无享受可言。几年后做电视面对每年千万级别的数字，还是只有冷静，甚至冷漠。在职业上，我同无数人一样成为不感情用事、不抱怨、不空谈的“专业人士”。

　　在美国有一个玩笑，说你要是还记得60年代，那说明你从没体验过它。从1996年到2006年，我在1980年代所热衷的一切，无论是当时热心的那些学术题目，还是论辩式的探索方式，似乎都已经从我的生活中远去。但是那些分别写了一半或1/10的书稿，还是最能让自己兴奋的事情。已经养成的学习、表达、分享、自省的习惯，也几乎无从改变。在那些机器般专业的白天之后，仍然还有LSD体验般的不理智、不进场、不思世俗进取的夜晚。在那些晚上的看书写作，无论多么不入人眼，依然是自己最快活的时光。

　　从1996年起，我人生最大的兴趣是看儿子慢慢成长，今年10岁的他已经是我的网游伙伴兼最冷酷无情的生涯评判人，他对乐评人的评语是：混口饭吃。

　　基本上，关于摇滚乐的写作计划已经在长期延误或放弃中。10年的经历让我最想早日完成的写作，是回答一直在思索的一堆问题：为什么所有的叛逆都变成了强化消费的工具？为什么叛逆可以成为一种消费的时髦？为什么同消费文化相比，曾经生猛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动作变得如此迟钝而笨拙？……

　　柯云路说马俊仁:人生远没落幕

　　马俊仁是中国在田径领域拿金牌最多的教练，可以说史无前例。他拿金牌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他自己都记不清楚的程度。

　　这样一个取得伟大成就的教练，同时又可以说一生人品正直。2004年，我的《温情马俊仁》出版，媒体无一例外地问：柯云路是不是要为马俊仁“平反”“翻牌”？

　　我认识老马缘于朋友的介绍，接触后发现他对社会上的许多东西不了解，甚至可以说很天真。他对影视明星毫不知情，甚至连自己孩子的生日都不太记得住。

　　为什么？他一年365天高度集中在训练上，没有力量顾及其他了。

　　有关他脾气暴躁、训练方法残忍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很广，然而，当我采访他的时候，发现这位东北硬汉对外部世界有种紧张感，甚至有一点胆战心惊。他的马家军训练基地不订阅任何报章杂志，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不肯接受媒体采访。他总觉得这些东西会伤害他，会搞乱他的队伍。

　　2004年雅典奥运会老马没去，知道他心里不好受，几个朋友专为他搞了一次聚会。大家有意不谈体育，老马也尽量显得高兴，谈了许多有关藏獒的话题，但仍难掩他内心深深的失落。

　　老马当教练，一生拿金牌无数，他的弟子创造了至今仍然堪称神话的田径纪录。但老马有一个遗憾，那是就他从未拿过奥运会金牌。他渴望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更渴望在自己的国家举办奥运会时拿金牌。他认为自己有这个实力，这也是马俊仁作为一个教练一生难解的情结。

　　现在看来，这只能是梦想而永远无法实现。因为年龄，因为体制，也因为自身的性格，老马退休了。在田径赛场上，老马是能人；在官场上，老马很无能。

　　可就是这样一个汉子，在一个女孩的电话采访中，因为谈到了体育比赛，谈到了他的退休，居然在电话的那一头哽咽落泪。老马放不下那些曾经训练过的孩子，常常会偷偷开车上千公里回到基地看他们训练，有时也忍不住教他们一两招。

　　老马一生取得过那样大的成就，为什么不能网开一面，让他继续为国家的田径事业出力？

　　说起老马，自然不能回避1994年的“马家军兵变”。《温情马俊仁》出来之后，王军霞和我谈了许多，特别强调：我和马导过去虽然有过分歧，但那是非常次要的一面。最主要的一面是，我们曾经团结奋斗过，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我们有过幸福，有过欢乐，有过很多难忘的日月，那才是主要的。如今，那些曾经离家出走的弟子们已与他和好，有的甚至就在马家军训练基地从事教练工作。

　　今年春天，一位编导急切地希望得到《温情马俊仁》的改编权。我劝他冷静，先到相关部门报批。半个月下来，一个教练成长成功的励志故事竟然牵动了一些体育部门的敏感神经，相关人士的答复是：你们可以干，但出了问题自己负责。

　　从1996年到现在，老马在国际国内的重大赛事中仍然拿到不少金牌。公允地说，老马近几年的战绩只要取其一半放在其他田径教练身上，就足够光荣足够得到欢呼了。然而，对他而言，只能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谁让你是马俊仁呢。

　　如今的老马已经退休，在北京郊区的一个院落里安静地养狗。他喜欢那些狗。那些狗在这几年的犬类赛事中同样为他拿到了不少金牌。

　　作为一个人，老马的人生远没有落幕；但作为一个伟大教练的英雄人生，却似乎已经落幕。这是他无法掌控的局面。

　　十大经典话题

　　《中国不踢球》(号外 1997年11月8日)

　　中国期刊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号外”，其全黑封面的悲怆格调和批判锋芒，一黑到底，痛陈中国足球积弊，发出中国足球批判之最强音——及至今日，也无人望其项背。《新周刊》因此赢得“号外专家”之誉。该号外与1999年的《中国足球不胜史》和2004年的《中国足球:越不靠谱，越有价值》，构成中国足球批判三部曲，也成为中国足球批判之终结者。

　　《1997大盘点》(总第31期 1997年12月31日)

　　“大盘点”，始于《新周刊》。

　　这个在当代期刊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特辑，至少有三点是可以载入中国传媒史册的——第一，开创了以感性化和个性化表述方式进行年度总结报道的先河， “感动”、“痛快”及“愤怒”等主观性词汇具有了方法论意义。第二，强化了“十大”这种排行榜式的思维方式的传播学价值，今天，“十大”式的排行方式已经成为年度总结性报道甚至常规报道的通行做法。第三，开掘了“盘点”方法的传媒价值，并使之成为《新周刊》最有影响力的子品牌之一。2001年之后，“大盘点”中的年度新锐榜的落地评选和颁奖，则更是《新周刊》品牌营销的成功案例。

　　《我爱你！》(总第33/34期 1998年2月5日)

　　《新周刊》替中国人第一次大声说出“我爱你！”

　　《砸烂电视》(总第63期 1999年7月15日)

　　由对中国电视的批判，升级为对电视作为当代娱乐产业和低俗文化趣味代表的痛击。这个“猛烈”的标题，反映了《新周刊》对于以电视为代表的当代弱智文化的不予宽恕的批判态度。借助于这种电视文化批判，《新周刊》跃进到了对当代娱乐工业和通俗文化进行全面解构的新阶段。

　　《飘一代》(总第85期 2000年6月15日)

　　“飘一代”，《新周刊》最著名的原创概念，并成为新世纪新新中国相同精神气质和生活态度群体的时尚标签。

　　《第四城》(总第91期 2000年9月15日)

　　这个被称之为“中国城市营销的经典案例”的专题，不仅是《新周刊》创意水准和策划水平的标杆之作，也开创了从生活方式角度评论城市和发掘城市生活价值这一传媒趋势的先河。从2000年开始，因为“第四城”对成都这个中国城市特殊样本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中国传媒“成都热”，《城市画报》、《中国国家地理》和《南方人物周刊》等随后对成都不同角度的报道，都不同程度地让人看到“第四城”的影子。

　　《忽然中产》(总第118期 2001年11月1日)

　　这个专题对尚未成型的中国“中产”所做的极其敏锐的观察和颇具前瞻性的报道，已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早期传媒社会学文献，而从民间语文的角度看，“忽然中产”这个典型的《新周刊》句式，已被视为中国“中产”阶层早期生态最生动最准确的表述。

　　《向知道分子致敬》(总第126期 2002年3月1日)

　　原创于王朔并因《新周刊》而意义全新的“知道分子”一词，已经成为书斋知识分子向市场及传媒转型后新身份的最为准确的称谓。从2003年开始设立的“中国年度新锐榜之年度知道分子”这一奖项，已经评出三届，被看成是当下知识界极具影响力的主流风向标。

　　《“汗”语言拍案惊奇》(总第209期 2005年8月15日)

　　《新周刊》对汉语言在当代网络文化境遇下新流变的一次极具文化社会学深度和敏锐时尚感的卓越报道。2003年，《新周刊》曾以《当代汉语贡献榜》专题，重估了50年来汉语文化的变迁。而本期专题则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其对汉语言文化当下处境的思考，更透过网络汉语新生态的独到描述与整合，勾画出时代价值观的重大演变。

　　《创意立国》(总第218期 2006年1月1日)

　　作为“创意”这一概念在中国媒体上的大力推广者，《新周刊》大约用了6年的时间，就使之从生活方式层面的倡导，推进到了国策层面的呼吁，而作为创意思维及理念在中国传媒升级的标志，“创意立国”更是前瞻性地呼应了今年“两会”期间出台的“自主创新”的最新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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